回到武汉，已是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公开宣布“分共”的前夕。

苏联学者巴库林在《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书中，记载了1927年5月30日的情况：

在武昌，工人已经喊出“打倒东家的走狗国民党”的口号。各地农会派到汉口来采购武器的人络绎不绝。

文强到总政治部销假后，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直属炮兵营少校政治指导员。

一天，他到军校去办事，忽然见到一个戴眼镜的军官匆匆出来。文强惊喜地认出他就是刘伯承：

“刘总指挥！”

刘伯承也认出了曾在万县宝隆洋行住在一起的文强，急忙上前同他握手问候。

刘伯承在领导四川顺庆、泸州起义时用的是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在朱德离开万县之前，他就先行离开了万县，到泸州去领导那里的起义军抗击刘湘等军阀联军的围剿。坚持到5月中旬，起义失败，他才被迫离开部队，化装绕道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

刘伯承见到文强风尘仆仆的样子，关切地问道：

“你们在万县的都出来了么？”

“是的，差点走不脱了呢！”文强把情况简要地讲了一下。

“好，好！”刘伯承紧紧握着文强的手说，“逃出来了就好！只要人平安……革命是会有曲折的，小伙子，不要灰心！”

这时武汉的局势已经日趋紧张。

在蒋介石实行“清共”屠杀后一直高喊“东征讨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迅速恶化。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140多人的职务。

到6月下旬，武汉政府的反共态度已经越来越明显。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为了换取武汉国民政府的信任，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

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眼看局势的恶化已难遏制，愤然留下一纸《辞职宣言》，只身化装出走。

这时，在大街上也能十分醒目地看到一些反常现象了。当时设在汉口有名的游艺场“血花世界”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几天前在门口还能看见队员们雄赳赳的样子，奉命上缴武器后却一个个变得垂头丧气了。原来满街熙来攘往的非军队武装人员，一下子非常稀少了，偶尔碰上一两个工农模样的，也是匆匆忙忙走过。至于那些在军衣左袖上缀有蓝布的VVV特殊标志的军校女兵，则一个也见不到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反动派的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7月14日，被尊为“国母”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为表示与他们曾谴责过的蒋介石的“清共”有所区别，而以“分共”为口号。

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了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分共”决议，并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布了“分共”训令……

就在这危急关头的一天下午，文强在设于武昌南湖一处养马场内的炮兵营接到传令兵送来的紧急通知，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支部负责人恽代英写的，要他火速离职秘密前往九江，到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向该部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报到。

文强预感到将会有重大变化，为慎重起见，他赶到中央军校，找到恽代英，想询问详情。恽代英推了推眼镜，皱着眉头说：

“军情紧急，你何必亲自又来一趟？赶快去就是了！”

恽代英是文强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的政治总教官。半个世纪后，文强在一篇回忆黄埔军校生活的文章中写道：

他的体态和面貌，据说很像孙中山身边的一位青年学者朱执信（我不曾见过此人，但见过相片和读过他的文章）。恽代英同志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威信，与周恩来同志可以媲美，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恽老师，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读到过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有慈母一般的心肠，严师一般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永远都存在磁石吸铁的力量。

而这次恽代英却一反常态，顾不上多说什么，使文强从他的语气神态中嗅出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息。

于是，文强不再返回部队，当即怀着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只提着随身携带的漱洗用具，赶到黄鹤楼渡口码头，搭上了一艘小火轮。

这时已是夕阳西下，无边的暮霭向一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现在却已经变得令人沮丧的武汉三镇笼罩下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不由得涌上文强心头。

他知道自己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但他并不知道，此去将会参加一场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划时代一笔的重大军事行动——“八一”南昌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