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在抗战陪都重庆，有一份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份报纸的报名是谁题写的。

它既不是周恩来题写的，也不是董必武或其他哪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题写的，而是国民党内的书法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武汉时应周恩来之邀题写的。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

他青年时代即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后来一直是国民党高层领导成员。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宁汉合流”之后，他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参加了1927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宁、汉、沪三方联席会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常委、军委会委员，并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到抗战时为止，于右任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历届蝉联”的唯一一人。

但是，对这样一个国民党元老派人物，周恩来却有所分析。他认为于右任与那些反共顽固派又有所不同，有正义感，懂得以民族大义为重。周恩来十分注意对他的团结。

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自1926年与蒋经国一起被国民党中央派赴苏联学习后，直到1938年才回国，回国后到重庆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级参议兼顾问事务处处长、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等。他在苏联学习、工作多年，政治态度上倾向中共，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是他的陕西同乡，两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认识了，十分要好。

通过王炳南，屈武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便经常通过他对其岳父做工作，并加以关照。

一天晚上，王炳南把屈武带到了《新华日报》营业部楼上，周恩来在那里等他。谈了些有关时局的问题后，周恩来对屈武着重说：

“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使他对两党合作团结抗战问题立场坚定，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

屈武回忆说：“从这次谈话以后，我在于先生身边生活了六年多的时间，一直是体念周恩来同志的苦心，本着他的指示，帮助于先生，做我所应该做的事情。”

汪精卫叛逃后不久，周恩来对屈武说：

“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他是国民党的元老，他应该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

屈武将周恩来的话转告给了于右任，于右任提高了对国民党内妥协投降思潮的警惕，后来陆续发表了广播稿《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等。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右任还表示了对反共顽固派制造分裂的愤慨。

1943年春，于右任得知中央银行在上一年结算中发现问题，引出一桩权要人物的贪污案，决意行使监察院职权，弹劾掌握国家财政大权的孔祥熙、宋子文。但被蒋介石闻讯后下令制止。因此事的刺激，再加上对蒋介石另一些作法的不满，于右任一气之下，决意辞职，只带了一个副官，移居到成都，以示抗议。

周恩来听屈武汇报后，关切地对屈武说：

“于先生的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一个有力的揭露。不过，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

他还嘱托屈武代表他向于右任表示慰问，并转告于右任，他的这一行动大得人心，不要悲观。屈武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去到成都，给苦恼不安中的于右任带去了极大的安慰。

后来蒋介石派张群去成都，向于右任说了些好话，将他接回到重庆。

回来后，屈武告诉周恩来说，于右任在成都时做了个恶梦，梦见蒋介石要杀他，那以后就一直惶惶不安，害怕蒋介石真会加害于他。

周恩来听了，冷静地分析说：

“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决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于右任在重庆时，居住在陕西同乡、大资本家康心之公馆后花园。康心之的女儿康岱沙（中共党员）回忆说：

“恩来同志来我家看过于先生。他对于先生非常尊重，态度诚恳。同于先生谈问题时摆事实讲道理，令人信服。他们的详细谈话情况我虽然不清楚，但从茶余饭后于先生的言谈中可以听到他对恩来同志是很钦佩的。”

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关心爱护，决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后来于右任被国民党挟持去了台湾，周恩来仍然对他持公正的评价，并一如既往地给予力所能及的关心。

周恩来曾赞扬于右任是一个“公正的人”。在对待这位国民党元老的态度上，周恩来更是一个令人叹服的公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