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8日上午，周恩来要乘坐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他此行是因为国民党在各地制造摩擦事件愈演愈烈，极不利于团结抗战大局，他需要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商议如何扭转这一局势。

但是，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他却遭到国民党检查人员故意刁难，不予放行。

时值盛夏，珊瑚坝机场是在重庆城南长江边沙洲上修建的简易机场，无遮无盖，暑气蒸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激动地与机场检查人员争执起来。双方互不相让，面红耳赤，汗流浃背。

这时，一辆军用吉普疾速驶来，车上下来一个身穿白色府绸衬衫的国民党官员。一边擦着汗水，一边对周恩来叫道：

“兄弟本该早些前来送行，无奈公务缠身……”他一见这场面气氛不对，忙问，“恩来兄，这是怎么回事？”

他听周恩来讲了事情经过后，皱眉道：

“怎么能这样！……这事交我去办，恩来兄，请你让大家耐心等候，稍安勿躁……”

那辆军用吉普迅速掉头疾驰而去，车后扬起一团团烟尘。

过了没多久，那个官员回来了。还离得老远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向周恩来挥动着说：

“委员长的手令拿到了！”

有了蒋介石的放行手令，机场人员再不敢留难。这位官员与周恩来握别时，再次为刚才发生的事向周恩来表示歉意，他还愤愤不平地说：

“这是顽固分子在蓄意捣乱，想制造国共分裂！”

看到周恩来同他亲如老友的样子，旁人很难想到他俩曾是不共戴天的政敌。

这位国民党官员，是蒋介石派出与中共进行谈判的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张冲。

周恩来曾经受到过张冲极大的伤害。

1932年2月中下旬，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速新报》《申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一些报纸上，同时刊登出了一则《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此前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时的党内化名。这一则启事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1931年，在上海相继发生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重大事件，这两人叛变前都与周恩来长期在一起工作，甚至在一处起居。他们叛变后都出卖了周恩来。但国民党特务和军警根据情报前去搜捕周恩来时，都扑了空。恼羞成怒的反动派便想出了一条毒计，炮制了这样一则启事，妄图达到诬蔑周恩来、瓦解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力量的罪恶目的。

可笑的是，炮制者并不知道当时周恩来已经不在上海，而早已于上一年年底安全转移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阴谋自然不攻自破，成为笑柄。

炮制这个启事的主谋者，正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特务组织的前身）情报股总干事张冲。

周恩来对那则卑劣的启事从未忘却。数十年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进手术室前签发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有关这一启事的说明材料。

然而，对于张冲这样的宿敌，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丝毫不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一心一意同他讲团结，讲合作。

——周恩来说过，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团结人，结交朋友中，“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在他与张冲的交往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

在抗日战争中，张冲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与周恩来长期交往，正如周恩来在张冲病逝后的悼念文章中所说，“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推诚相见”，“相忍相重”。

受到周恩来的思想、作风、品格、才干等多方面的影响，张冲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昔日挖空心思破坏共产党的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特务头子，此时得到了周恩来这样的评价：“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张冲不仅不再有特务习气，而且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交往中，周恩来除了对张冲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给予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具体事实来纠正他的偏见。如《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发行出售，屡遭特务的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还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并不因此对他进行指责，而是在发生此类事件时陪他去到现场，让他亲眼目睹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事实真相。张冲见到这样的情况后，总是十分气愤，马上采取制止措施，并向周恩来表示歉意。

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冲看了《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歪曲报道，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扔到地上，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一次，他对周恩来诚恳地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不顾大局。极力弥合国共关系。

由于《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后连续发表了周恩来揭露事实真相的题词和社论、报道，国民党顽固派更为忌恨，支使军警、特务进行捣乱。

2月6日下午，《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三人将当天报纸用板车运往邮局邮寄，行至两路口，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事端，由一个宪兵连出面，诬称《新华日报》是“汉奸报纸”，将这一板车七大捆《新华日报》扣押，运至曾家岩市区宪兵队第十九团第八连驻地。

周恩来晚上从红岩嘴回到曾家岩后闻知此事，立即打电话给张冲，张冲马上赶到现场，陪同周恩来一起与宪兵连交涉。

那时刚刚立春，严寒未退，在春寒料峭的风雨之夜，周恩来与张冲两人一起在曾家岩第十二小学宪兵连驻地门前盘桓交涉达两小时之久。直到发还报纸。事情解决后，张冲又送周恩来步行回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随后，周恩来又派秘书陈家康送张冲回家。陈家康在张冲病逝后所写的悼念文章中记叙了这件事，并感慨道：“虽各有所事，但风雨同舟，究不能无患难相逢之感。”

这年8月张冲不幸病逝。11月9日，周恩来为配合张冲追悼会，指示《新华日报》出版悼念张冲逝世专页，刊登张冲遗像和特约国民党人、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组撰写的《张淮南先生生平事略》，发表各方面的文章和悼词。

周恩来还亲自撰写了2400多字的长文《悼张淮南先生》，作为《新华日报》的代论。文中说：“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

他盛赞张冲为了国共合作“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杰出的一个”。

不知是不是回忆起了他俩在那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并肩于风雨之中的情景，周恩来为张冲所写的挽联是：“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

即使在国民党内，许多人对于干特务这一行也是看不起的。而周恩来却能如此不计前嫌，与一个有过宿仇的前特务头子推诚相见，为民族大业相忍相重，这使不少国民党人也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