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942年8月将马寅初释回重庆，但仍将他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大木鱼堡5号家中，不准担任公职，不准公开讲演和发表文章，也不准任何大学聘用。

周恩来得知后，对南方局经济组组长、《群众》周刊主编许涤新说：

“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新华日报》派出记者对马寅初进行访问。带去了共产党人的关怀。这种“雪中送炭”的友情，使马寅初十分感动。

1944年11月10日，已离开重庆一年多的周恩来，为同国民党谈判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同机从延安飞到重庆。在重庆进行了近个一月的艰苦谈判后，周恩来又飞返延安。

在当时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马寅初终于恢复了自由。周恩来在这一个月紧张的谈判中，还念念不忘这位硬骨头的学者，特别指示《新华日报》记者去看望他，并且指示，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马寅初的文章。

于是，在1944年12月26日的《新华日报》社论《经济界需要民主》中，突然出现了已在报纸上消失近四年之的马寅初的名字。这篇社论中说：

前几天，中国老经济学教授马寅初在星五聚餐会上，作五年来首次公开演讲，他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工业化，尤其需要民主！

马寅初在星五聚餐会上那篇近两万字的演讲稿《中国工业化和民主是不可分开的》，于1945年2月8日在《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

文章从经济角度揭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指出没有政治上的民主，经济活动受到桎梏，中国的工业化就很难实现。马寅初呼吁：“为今之计，惟有从速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开放言论，确定各党合法地位……”

身为国民党员的马寅初，怀着“忠党爱国的热忱”，愤慨地将此时的国民党比作德国纳粹党：“德国纳粹党只知有一党利害，忘却社会中之各部如家庭如学校如社团之利害。换言之，只知养成党员，不承认国民之人格。如有人批评政府，即认为不忠于领袖……”

马寅初继续以他那不减当年的锐气抨击被国民党传媒吹嘘为“伟大的”“真正的民族英雄”的蒋介石及其庇护下的“四大家族”：

“在战争中，断肢折足，或流血阵亡，或死于饥饿疫疠，或辗转沟壑者十之八九是农民的子弟。我们若以‘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个头衔给予农民，他们定可当之无愧。我们在大后方，既吃农民的米，又抽农民的子弟去拚命，吃的是鱼肉，穿的是丝绸，住是的高楼，坐的是汽车，扪心自问，觉得卑鄙不堪，有何伟大可言。其不肖者反当危急存亡之秋，大刮民财，大肆囤积居奇，狼心狗肺，当恨亦可杀。”

据说，周恩来读此文时击节赞赏，并指示报社给马寅初致送了最高稿酬。

1946年1月25日，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艰苦的“协商”期间，重庆大中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冒着严寒举行了万人大游行，向政协会议请愿，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永远停止内战、实践“四项诺言”等要求，并喊出了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

64岁高龄的马寅初和其他各校教授百余人，顶着寒风，昂首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从市郊沙坪坝步行30华里走到城里政协会议开会地点，使沿途市民及参加游行的学生都十分感动。

政协会议推举周恩来、孙科等各党派代表出来接见了请愿师生，向他们保证一定要让政协会议成功。周恩来还高呼：

“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马寅初在请愿队伍中发出的呼声，和周恩来在政协会议门前台阶上的呼声，交融到了一起……

在这之后不久，马寅初遭到了国民党当局指使的特务流氓的毒打。

那是1946年2月10日，中国劳动协会、民主建国会等二十多个社会团体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群众大会，国民党当局指使以中统特务为主的一群流氓打手破坏会议，殴打会议主持者，在主席台上的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等知名人士和许多到会群众都被打伤，

马寅初不仅被打伤了脸部，连拿在手上、准备在大会后去出席一个婚礼时穿的马褂也被暴徒们抢走……

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较场口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面与陆定一、邓颖超、廖承志等去医院看望伤员，致以慰问，一面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提出抗议。当晚，政协各方面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公推周恩来等四人去见蒋介石，要求他按照在政协会议开幕时向人民许下的“四项诺言”处理这次事件。而蒋介石却于这天一早就飞去上海了。

三天后，周恩来收到一封署名“冠英”，并附有一颗手枪子弹的恐吓信，信中威胁说：“恩来，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之味！老实对你说，早就等你几回了，现在不能忍，请你看看谁的手段高强吧！”

周恩来对这种小丑伎俩当然只会嗤之以鼻。收到恐吓信的当天，周恩来又和陈启天、李公朴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致函蒋介石，抗议较场口事件；并往访重庆市长吴铁城，要求政府和国民党推出代表检查与协商处理办法。

《新华日报》还发表了大量的慰问信和文章。2月17日，《新华日报》在《青年生活》专栏刊登了一篇署名“火燧”的文章《论二·一〇血案》，文章写道：“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李公朴几位先生，他们都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先声，是我们社会的珍宝……广大青年受过他们的教育，钟爱他们。今天他们受了反民主分子的伤害，全国青年都在愤怒。”文章将国民党当局与德国纳粹头目相类比：“法西斯头子戈培尔说；‘一提到文化就要作呕。’希特勒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废物。’但他们都已给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了。历史文化仍然在前进着。难道我们中国的这些反民主分子还要想做希特勒和戈培尔吗？”

不难想象，在家中养伤的马寅初，读到这些文字，会感受到多么巨大的鼓舞！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周恩来与马寅初，一个共产党领袖，一个国民党党员，一个政治家，一个学者，为了同一个正义的目标，就这样并肩战斗在一起。

30年后，当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已是94岁高龄，而且下肢瘫痪的马寅初，坚持要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家人的劝阻面前，他固执地说：“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

在这样的时候，老人是不是又想到了当年周恩来所给予他的“雪中送炭”的真挚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