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30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重庆大学理学院二楼一间大教室寿烛高照，人来人往，气氛热烈。人们正在举行一次祝寿会。

然而，奇怪的是，人们脸上的表情和谈话时的神色，却又分明流露出几分压抑和愤懑。而更为奇怪的是，在《明师永寿》的红底金字寿幛下，却不见老寿翁的人影。

这是当年轰动陪都重庆的一件大事。

这次祝寿活动所祝贺的老寿翁，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及该院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银行顾问，大名鼎鼎的马寅初。

抗战以来，在陪都重庆，执政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中腐败成风，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蒋介石庇护下，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成为当时最大的丑闻，甚至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普遍的非议。

马寅初是一个国民党员，是国民党引为骄傲的大学者，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学者。因此他在1940年7月至10月相继发表了《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战后经济问题》等文章，大声疾呼，要求以临时财产税形式将发国难财者所获之不利之财收归国有。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愤怒指出：

“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此巨大之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

“现在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

马寅初深知大发国难财的高官巨宦如孔祥熙之流与蒋介石的关系，因此他明确提出，要向这些人征收巨额财产税，“此事固属财政部所应为者，惟恐力量不足，难以胜任，不能不期望于全国一致拥护之蒋委员长毅然施行，其裨益于抗战前途者正不下于前方将士之忠勇也！”

在一次公开讲演中，马寅初更是针对蒋介石庇护家族成员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直言不讳地说，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是“家族英雄”，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

“四大家族”中当时最为声名狼藉的孔祥熙，掌握着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大权，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兴业公司董事长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处主任等职，一手控制着四行及“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其大发国难财的劣迹甚至使得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都为之汗颜。当时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的军统特务头子唐纵，在其日记中就作了这样的记载：

“1940年12月8日 马寅初迭次公开讲演，指责孔、宋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因孔为一般人所不满，故马之讲说，甚博得时人之好感与同情。但孔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特向委座要求处分，委座乃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不满情绪之煽动也。”

唐纵甚至还在另一则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

就在马寅初被捕一个月后的1941年1月15日，国民党一批高级干部在青年会聚餐，席间，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在讲话中对孔祥熙暗带讥刺，而恬不知耻的孔大人如何表示呢？唐纵在日记中写道：

“孔发言，出人意想之外，谓现在革命成功了，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不小，现在抗战胜利又快到了。”

孔祥熙自称“对人民的贡献不小”，因此理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其荒谬之处，竟使唐纵这样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都感到“出人意想之外”！

尽管连国民党上层也有不少人同情马寅初，但蒋介石仍然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抗议，下令由宪兵一连将马寅初从大学校园里抓走，关到了设于贵州息烽的军统集中营，不久又转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官方传媒对外谎称是“遣送前方调查经济”，

这样，在广大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在中共地下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民主社的直接参预下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就有了前边所述那样一个祝寿会。

马寅初的生日本是在公历6月24日（农历5月初九），为了表示对他的声援，人们将祝寿会提前了。

《重庆大学全体学生为庆祝马院长寅初六十寿辰启事》在3月22日《大公报》和《新民报》的广告栏登出了，《大公报》还将“庆祝”改成了“遥祝”，暗示马寅初已被捕不在重庆。国民党当局闻讯大怒，蒋介石通过新闻检查机关下令两报撤版，停止刊载此种消息，并严令重庆大学不得举行这个祝寿会。

“祝寿启事”原定连登三天，在这种情况下，重大学生将原启事改动了个别字句，又在3月24日的《大公报》上“抗命”刊登了一天。

同日，在周恩来指示下，《新华日报》也登出了如下消息：

“立法委员、重大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今年欣逢六十大寿，重大全体同学为庆祝热心抗日救国之前辈起见，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假该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并于当晚进行游艺，望各界马氏知友贲临参加庆祝。”

尽管有种种限制，但是在共产党人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重大师生仍然举行了这次祝寿会。因校方已将大礼堂和大教室通通关门上锁，连电灯泡都下了，学生们就打开了大礼堂楼上的一间大教室，布置成寿堂。他们还巧妙地把孔祥熙在马寅初被捕之前假惺惺赠送的一幅寿联贴到了进门口处，当作“驱鬼符”——这一招果然管用，沙坪坝警察分局还正式派人前来询问“孔院长”会不会来，若来，他们好派人加以保护。

出席了这个祝寿会的著名作家、记者、出版家邹韬奋，后来因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策而辞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职务，在周恩来帮助下逃脱国民党的“通缉”，撤退到香港后，在《华商报》上撰文追述了这次特别的祝寿会：

“最近（三月三十日）重庆大学商学院同学为他们所敬爱的‘马院长’遥祝六十寿辰，筹备在这天开个纪念会，聊表尊师敬道之意！但是学校当局贴出了‘奉教部令缓开’的布告，同学们也只得忍痛发出‘奉令停止举行’的通知。但是人心未死，正义难抑，终于因为远道来宾来了不少，不得不临时就课堂布置一个寿堂，举行一个茶会，除了该院三四百男女同学外，加上不少来宾，颇极一时之盛。”

“那天同学们为他们所敬爱的老师悬着‘明师永寿’四个大金字，除陈列马先生的著作外，并有誊写精细的‘马师语录’，其中有几句话‘我是忠实的国民党党员，所以我关心着国民党的进步……’马先生没有料到正因为‘关心着国民党的进步’，他才有今天！如果他肯追随‘倒退’，摧残‘进步’，早已‘安富尊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