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寮叶巷事件后，同许仁智一起遇难的，还有另一个共产党人。

这个人在敌人的档案中是已经死了的人。

事情还是寮叶巷地下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被破坏引起的。

那天，宋毓萍抓到许仁智等人后，在随手翻看搜到的地下省委通讯录时，见到上边记有“陕西街广源银楼郑成之”一处通信地址，不由得暗自高兴。他知道，这种地方，即使搜不到共产党，也是可以借机敲诈一点钱财的。

于是，宋毓萍打发那几个手枪兵把抓到的许仁智等人押回军部，自己带着几个心腹特务，立即马不停蹄往陕西街开去。

寮叶巷在城西，陕西街在城东，中间几乎是要走完长江岸坡上的整个下半城——当时重庆城最繁华的闹市区。为了有利可图，特务们也真是不辞辛劳。

特务们在春日午时的阳光下走出了一身微汗，来到了道门口马路转弯处，再往前经过大十字就是陕西街了，走在前边的特务黄宛芗忽然注意到路边一个正在埋着头匆匆赶路的小商人。

黄宛芗三脚两步冲上去抓住那人，不由得兴奋地叫起来：

“这是饶更之！我抓到了饶更之！”

小商人拼命挣脱着说：

“莫把我拉到，先生你认错人了……”

这时宋毓萍已闻声赶了上去，他伸手抓掉小商人头上的瓜皮帽，笑嘻嘻地说：

“他认错了，我总不会认错吧？”

小商人一看见是宋毓萍，便松开了本在同黄宛芗撕扯的手，理了理头发，鄙夷地冷笑一声，叹道：

“遇到你，算我倒霉！”

这个小商人果然是饶更之。

一年前，时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委员和江巴临时县委书记的饶更之，就曾被捕过一次。那时他化名吴茂如，在重庆上半城蹇家桥明新小学以教员为掩护职业。一天，易觉先以上级名义跑来找他，把他叫到五福宫附近一家茶馆去谈话。他不知道易觉先已经叛变。去后才发现气氛不对，但已无法脱身。易觉先事先安排在那里等候的侦缉队员将他抓了起来。

意外的是，饶更之刚被逮捕，出卖他的易觉先就在朝天门码头被李鸣珂制裁。易觉先还没有来得及把有关饶更之的情况向敌人做汇报，敌人一点也不知道他抓来的这个“吴茂如”是怎样一个人。而饶更之又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还写信通过家人找来殷实大户作担保。

家人为他找的担保人，不是一般人，而是大名鼎鼎的蒲殿俊。

蒲殿俊，清末四川著名立宪派领袖，四川咨议局议长，辛亥保路运动中，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以后曾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内务部次长……饶更之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一手抚养大，蒲殿俊同他伯父既是同乡，又是旧交，慨然应允为饶更之作保。对这样的人物，属于“晚辈”的刘湘岂敢得罪？

于是，“吴茂如”在被关押一个多月后，终于获释出狱。

饶更之出狱时是5月末，在半个多月前就已发生了浩池街事件，敌人缴获的大批省委文件中，有一份《被捕同志调查表》，其中就有饶更之的名字。但是，因饶更之被捕时是用的“吴茂如”这个化名，所以敌人一时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抓捕的共产党人中哪里有个叫饶更之的？

恰好这时，宋毓萍叛变了。宋毓萍听说此事后，得意地说：

“你们抓的人里头没得饶更之？他肯定是用的化名，他有个化名是吴茂如，其实饶更之也是他的化名，他本名是叫吴启慕……”

“唉呀，是有个吴茂如，好像已经保释了！”

特委会赶紧派人去巴县大监查问，回复是吴茂如刚才保释出狱几天！

刘湘得报，叫苦不迭。他忙发函去找蒲老先生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吴茂如因经不起牢狱折磨，惹出一身重病，回广安原籍后，已在家病故。言下反而还有指责刘湘“狱政黑暗”之意。

于是，“饶更之─吴茂如”一案便成了悬案，搁置起来。

饶更之出狱后，先后担任了中共川西特委巡视员、中共四川省行委组织部长、中共四川省委巡视员、共青团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继续投身于荆棘遍地、险阻重重的地下工作中。特别是在宋毓萍叛变后，团省委巡视员周俊又在被捕后自首变节，另外两位团省委委员余治平和梁佐华调去了下川东，团省委领导班子只剩下他和书记方明二人。当时形势的险恶，可从地下省委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略见一斑：

最近四川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江巴破坏逮捕日有所闻。军阀刘湘对被捕同志威吓利诱，利用叛徒破坏组织，计先后叛变者有贺蜀筠、宋毓萍、游曼谷、游慎修等……叛徒等各带二十一军特务队武装便衣日夜分散在江巴各街茶馆、酒馆、旅馆、马路、公园侦察捕人。叛徒中特别是宋毓萍厉害，因为他认识人太多，而且非常积极。

对于饶更之来说，他所面临的危险比其他同志更大，因为宋毓萍曾与他在共青团江巴县委和四川省委一起工作，他分管组织，宋毓萍分管宣传。他生性耿直，对宋毓萍在工作中偷奸耍滑看不惯，两人时有龃龉。对于宋毓萍这样嫉妒心强、报复心重的人来说，如今生杀大权在手，若抓到饶更之，会轻饶他吗？

但是饶更之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读书时入团，不久入党，在成都大学读书时便已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成都“二·一六”事件（因学潮中学生失手打死被军阀派去接管省一中的新任校长而引起军警对学生的血腥镇压）中，饶更之也被列上了黑名单，他因得到川西特委通知较早，侥幸死里逃生。那一次，他也是化装成小商人逃出市区的……

重庆这时的形势，也同成都“二·一六”事件时的形势一样险恶。

当时的重庆，远不像今天这样地广人稠。城区只限于“九开八闭”一十七道城门中的狭小范围，城外的新市区尚在开拓中，城内除去下半城商业场一带繁华区外，也少有人烟稠密的街道，城内的许多街道房屋稀少，房屋间还夹杂有菜园、猪圈、荒地，街上甚至还可以见到跑来跑去的家猪和鸡鸭。那时的街道也比今天的要狭窄得多，一位在1931年来到重庆行医的美国医生回忆当时的街道给他的印象是：

一个人站在街心，能够伸出手去用手指碰到街的两边……挑污水的人，他们那沉重的桶子将水溅滴在细长的阶石上，发出臭气，使我们只得避让到墙边行走；满身疥癣和疮毒的癞狗，拦住我们的去路。

当时重庆已是四川第一大城市，但其市容面貌却还比不上今天的一些乡镇。

可以想象，成天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奔走，同叛徒遭遇的可能是多么大！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谈到，省委两位主要领导因为在城里认识的人太多，“不能出街”，“行动简直不便”。

尽管如此，饶更之仍然同《西游记》中的唐僧一样，明知前途有妖魔鬼怪等着要吃他的肉，为了取得真经，也还是要拼死向前。

饶更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落到了宋毓萍手里。

这天上午寮叶巷事件发生时，地下省委秘书处小交通齐杰外出未归，侥幸脱险（齐杰曾于这年春节后在万县同省委派去担任下川东军委书记的罗南辉一起被捕，因其未成年，被保释出狱，回到重庆后继续投身地下革命工作）。等到齐杰回去后，得知出事，急忙跑去通知了他所知道的几处关系，其中就有饶更之。这时，省委书记程子健正在长江南岸山林里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一时无法通知到，于是通知城里一些同志转移的任务便由饶更之主动承担起来。

就这样，为了给其他同志报警，饶更之自己落入了敌人手中。

饶更之第二次落入虎口，当然就再无侥幸逃生的希望。尽管如此，他仍然未向敌人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是前次出狱后，到合川教书去了，后因生活无着，才重新与共产党发生关系，做学生工作，在合川组织支部，这次因合川组织遭到破坏，不能立足，才来到重庆，同共产党组织已经断了联系。

敌人岂肯轻易放过这个曾经从他们手中滑脱过一次、“死而复生”的共产党人！他们拿出缴获的共产党文件中有关饶更之作共青团省委常委和共产党省委巡视员的记载，饶更之仍然不予承认。恼羞成怒的军法官们下令对饶更之进行严刑逼供。据宋毓萍解放后交代：

经军法官徐幼安审讯，劝其叛党，彼坚不认允……

对饶更之施行严刑拷打，香火烧背，灌辣椒水等手段，逼饶交代组织，均遭拒绝，临死不屈。

第二天，23岁的饶更之与不到20岁的许仁智一起被敌人杀害。

他们是1931年在重庆最先被反动派杀害的两个共产党人，也是中共四川省委从重庆撤离之前牺牲的最后两个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