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二十一军特委会的报告和报纸报道都说寮叶巷事件是破获了“中共省委机关”，这当然是为了冒功而有意夸大的说法。近年一些党史文章称寮叶巷事件遭到破坏的是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

当时的地下省委，所谓秘书处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并不像现在这样有一个集中的办公场所。秘书处下属文书、印刷、交通、会计等各科机关，分散隐蔽于城内一些民居内，设于寮叶巷内的这个机关，只是地下省委秘书处中的一个分支机关——交通机关。

不过，交通机关却是当时地下组织最为重要的机关。在那信息不灵，通讯困难，交通不便的年代，交通机关可以说是地下组织的生命线。

由于牛正坤的这次出卖，使得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遭到查封，地下省委与各地基层组织的联系骤然失去原有的专门机关和既定渠道，而敌人又按照搜走的人名通信录，开始了大搜捕。地下省委遭此打击，在重庆再难立足和开展工作，不得不迁往成都，重新建立与各地的联系……

寮叶巷事件后，牛正坤正式参加了二十一军特委会工作，当上了侦缉员。

最初他因怕苦而不愿再干革命时，曾向他哥哥牛大鸣保证不会投降变节。后来被特务抓到了，他怕受刑讯，答应叛党，写了《反共启事》，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他本以为靠一纸《反共启事》便可以换来后半生的平安，殊不知那只是自欺欺人。已经踏上了向下滑的邪道，要想中途收住脚步停下来，办得到吗？

牛正坤在报上再次发表了《悔过书》，居然恬不知耻地说，他本来早就想参加反共工作，只因脱离组织太久，加上职业关系，无暇顾及，“实为恨事”。不期日前得遇旧友贺蜀筠，问及反共有无线索，他起初甚感茫然，思之良久，才想到“惟许某颇可追寻”……

牛正坤这篇“丑表功”的《悔过书》，使共产党人弄清楚了出卖寮叶巷机关的罪魁是谁。

中共地下组织鉴于牛正坤的罪行，不得不下决心对其进行制裁，以儆效尤。

牛正坤以为共产党大势已去，他又当上了“军部的官”，不会有谁敢把他怎样。可是他错误估计了形势。

有关牛正坤被制裁的经过，在1931年7月21日《重庆新民报》上有过报道：

二十一军部侦缉员牛文辉（作者注：即牛正坤别名），供职以来，勤慎卓著，办理案件，尤称得力。家寓麦子市。前晚九钟返家，道经金马市横街凤凰台，方踽踽独行间，突有枪声由背面击来，当将胸部洞穿倒地。距牛十数步前，已复有和丰米厂之工人李有福经过，亦为流弹所中，将脚腕击伤。是时行人惊惶失措，群相奔窜，凶手亦趁此慌乱中逃逸。移时巡查队赶至，凶手已逃，无从缉捕。

当时在中共川东特委领导下的重庆市委担任组织部长的陈必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他听说地下特务队是在叫应了牛正坤的名字后开枪的，牛正坤中弹后还像野狗一样拼命奔逃了几丈远才猝然倒下。

牛正坤和他的哥哥牛大鸣，都在正当青春年华时死于非命，但两人的死却截然不同：牛正坤死于中共地下组织正义的枪口之下，成了连家人都不愿再提起的可耻叛徒；他的哥哥牛大鸣，则壮烈牺牲于反动派罪恶的枪口之下，成为永远受到后人敬仰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