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称鄂西会战为江南歼灭战，并将整个作战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从五月五日凌晨向华容、石首、九都河一带发起攻击始，至十一日止；第二期作战从十二日始，目的是捕捉和歼灭在枝江和公安之间坚持抗击的中国方面第十集团军下辖的高卓东第八十七军和牟廷芳第九十四军。

横山勇给东京大本营的报告称：“军在基本消灭了公安与枝江方面的敌第八十七军、第九十四军之后，一方面剿灭该地残敌，一方面依然保持对常德的佯攻，并逐步准备以后的战斗。……这样，军已经把敌第十集团军（笔注：总司令王敬久，副总司令彭善）主力捕捉并歼灭在它的所在地，从而第二期作战于五月十八日结束。”(7)

这是一份具有典型日军特点的报告：目中无人，为显示皇军神威，将战果夸大到极致，将损失减小到极致。

事实很快证明，被横山勇“基本消灭了”的我高卓东第八十七军，牟廷芳第九十四军，在五月三十日开始的我军大反攻、大追击中乘胜挺进，给予不可一世的日军重大杀伤。

宋瑞珂将军在《鄂西会战》中回忆道：

迄二十八日晚，正面之敌，经我猛攻，加以我空军不断轰炸，敌增援困难。此时，我出击部队第一一八师（笔注：属高卓东第八十七军，师长王严）和一八五师（笔注：属方靖第六十六军，师长石祖黄）由五峰、资丘攻克渔洋关；敌第三、第十三师团之后方被我截断，陷入我包围之中。于是我正面各军，于三十日起，乘机出击，全面反攻。此时，江防军正面之敌乃集中其步、炮、空之全力，分向曹家畈及石牌要塞进攻，并由天柱山向木桥溪方面迂回。

到了五月三十日夜，由于日军遭我江防军连连痛击，伤亡惨重，且石牌久攻不下，全线已呈动摇之势。

坐镇三斗坪的陈诚当即捕捉到这一歼敌良机，于五月三十一日下令吴奇伟率江防军全线转入反攻，施行猛烈果敢追击敌人的策略。

国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追歼东逃之敌。

日军拼死招架，因久战疲惫，而且鉴于过去我军追击迟缓，故退却之初，警戒疏忽。

万没想到国军这一次竟然紧迫直追，行动果敢，遂致使恐慌万状的日军兵败如山倒，分向宜昌、宜都、枝江、公安方面狼狈逃窜。沿途伤兵、骡马、辎重、武器随地遗弃。敌之担任掩护的后卫部队边打边跑，边跑边打，先后于五峰栗树垴、宜都聂家河、长阳磨市、邬家沱、大桥边等地被我军追击，稍经接触，即仓皇溃退。

在这一大追击的狂潮中，还出现了令国军官兵们既喜又惊，以前从未出现的场面。

在聂家河，我军部队一路追杀，刚刚赶到聂家河边，忽听一阵枪声响过，只见一艘满载日军的机动船加大马力，全速向着我军官兵驰来。

站在船头的日兵拼命摇动手中的一面白旗，其余日军大声用中国话高呼：“别打！别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反戈一击，起义啦！”

起义来归的这一船穿日军军装的中国人有十七名之多。

这样的奇事，不仅在聂家河出现，在两天后的宜都长江边上，再次上演。

同样是穿着日军军装而不是伪军军装的中国人，同样是反戈一击，战场起义。

这肯定是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事，陈诚战后在恩施长官部接受《新湖北日报》记者杨培新、谢蔚明等采访时，在分析了三个克敌制胜的原因之后，进一步补充说：“第四，则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此次进犯我之敌军中，有我国同胞——南昌人居多——编配在日军之中者，我国人充下等兵，日本人则充上等兵以上职务。我国同胞深明大义，不甘受敌奴役，杀敌携械来归，此役敌二一七联队（笔注：属三十四师团长野支队）即有中国籍士兵二批，向我某师投诚。”

到了六月一日，进犯野三关之赤鹿理第十三师团得知多路日军已遭重创，正夺路后撤，攻击石牌的第三十九师团也三鼓而竭，极有可能无功而返。并探知我七十九军已经开到五峰以东地区，另一支中国军队的虎狼之师王耀武第七十四军也正从桃源方向大步流星杀来，不得不开始向东撤退。

陈诚施以“抄敌后路，四处点火，全线反攻”的战术，急命王甲本第七十九、方靖第六十六军阻击南犯后撤日军，同时派出乜子彬第三十师向石牌要塞增援。

当各路敌军纷纷败退之际，第七十九军奉六战区长官部“急向宜都溃退之敌追击”的命令，立即跟踪追击。当七十九军追至宜都肖家岩后，得知敌八千余人已于前一日渡河退向枝江，而在宜都县城附近之敌约万人，正在利用船只日夜不停陆续由宜都渡江向白洋撤退。

于是王甲本决心主动向宜都之敌发起攻击，迫敌于长江滩地而歼灭之。当即以龚传文一九四师为攻击右翼，向宜都江边至白塔山亘三里店一带之敌攻击前进；以向敏思第九十八师为攻击左翼，向宜都三里店以西亘五里店至长阳河右岸之敌攻击前进。

两师之地境线为宜都城北门江边、三里店、烂泥冲一线；后续部队赵季平暂编第六师到达指定地点后，为军预备队，位置于肖家岩附近；军部位置于狮子山南麓。

拂晓，枪炮声大作，右翼第一九四师展开于宜都以东江边某高地，向三里店南端之敌攻击前进；左翼第九十八师展开于三里店至长阳河右岸一线，向敌攻击前进。激战半日，敌军顽强抵抗，反复冲杀已达三次，其中白塔山争夺战最为激烈。

一九四师第五八二团第三营少校营长林玉豪在第三次反击白塔山时壮烈牺牲，全营伤亡惨重，全线进展很慢。

至午时左右，已退过白洋之敌，又回头过江增援，战斗更加激烈，战到第二天早晨，已形成拉锯状态。

这时，退向枝城方向之敌高品彪独立第十七旅团也赶来增援，在肖家岩、烂泥冲、狮子山一线展开，对我军采取包围态势。七十九军军部遭敌袭击，向后撤退。宜都之敌为达到内外夹攻的目的，也大举反攻，并有敌机五架到我阵地上空滥施轰炸。

我第一线部队和军部此时又失去联系，无人统一指挥。

幸第九十八师师长向敏思与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电话商定，第一线各留一半兵力，暂行死守原阵地，其余兵力集中先攻击烂泥冲、肖家岩救援之敌，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分向增援之敌相机进攻。

正当奋战时，适七十九军后续部队赵季平暂编第六师赶到，向肖家岩之敌攻击前进，不到三小时，突破了缺口，三个师随即取得联络，情况立趋缓和。

这时军部也回到肖家岩，指挥三个师对敌采取包围，奋战至午夜，敌独立第十七旅团被我击溃，仍向枝江原路撤退。

宜都之敌见援兵撤退，也乘机用船只载一部分日军退过白洋，主力由宜都江边向枝江方向撤退。

第九十四军撤离渔洋关时，敌军曾分两路追踪，恩施告警，长官部极为震惊，除抽调预备队赶往建始亘野三关之间布防外，陈诚的长官部和湖北省政府，已有迁向来凤或咸丰的拟议，情况极为紧张。但在第九十四军发现敌人回撤后，即令第一二一师师长戴之奇以第三六二、三六三两个团组成追击部队，由军长牟廷芳直接指挥，衔尾敌后，保持接触。第三六二团主力沿清江两岸前进。

在此情况下，中国兵的草鞋比穿大皮鞋的日本兵行动迅速得多，从沿途发现的敌人丢弃的大量装备中，判知敌军撤退的狼狈状况。

三六三团在南岸鸡头山附近与日军后卫部队发生战斗，三六二团于北岸越出敌侧后，在仅隔二三百米的清江江面，猛击敌之侧背。两团合力挺进，逐步将敌军压迫至清江三角小平原，敌军纷纷抢上停在岸头的轮船。我追击部队更加猛烈急袭，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只见大量敌尸带着血水冲出江口向东漂流。

随着中国军队全线大反攻，担任外侧掩护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的压力不断增加。

赤鹿理清楚，若是战局照眼下这样发展下去，别说无法攻破石牌要塞，中国军队趁着这股强劲的势头一冲，甚至连宜昌能否守住，也成了问题。

很快，我军在追击中，一口咬住了正在撤退的第十三师团的后卫部队。

据日军战史记载：“可是敌人对第十三师团的尾追却更加疯狂了，特别是师团的后方部队，甚至受到了敌人的包围。”

包围第十三师团后方部队的，正是半月前即已被“歼灭”了的第八十七军与九十四军的主力。

由长阳败退到五峰栗树垴之第十三师团之一一六联队及骑兵队各一部约三千人，六月一日被我第八十七军新二十三师（即横山勇早已向大本营报告被他歼灭了的中国军队）追击。

敌因久战，疲惫不堪，误认为追兵离他们还远，这天正在该地附近村落歇息。新二十三师发现后当即向敌发起攻击。该师以第六十八、六十九两团伏击日军，又以六十八团第三营伏击日军的后卫部队。

该营官兵对敌怒不可遏，未按战前部署行动，抢先向日军开枪射击。敌惊闻枪声向我还击，一千多人迅即将该营包围，双方发生激战，营长徐洪声阵亡，全营官兵伤亡甚重。

接着，日军又向第二营攻来。该营见状迅即移动位置，协同第六十九团围歼日军。当敌进入该团伏击区内，被我分割包围。

这时，被该团第一营包围的日军近两百人，即竖起白旗表示“投降”。待一营长秦磊派出两个连前往收缴武器与敌接近时，狡黠的敌人突然以猛烈火力向我袭来。我军猝不及防，当即被打倒近三百人，当场牺牲一百六十八人。

秦磊与残存官兵跪地号啕大哭，发誓要为战友报仇雪恨！

六十九团立即调集迫击炮十门及轻重机枪六十余挺，集中全部预备兵力向敌迫攻，终将这股顽敌全部歼灭。

秦磊兑现了自己刚刚立下的誓言，没有要一个俘虏。

据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版记载：

“王甲本的七十九军，于六月四日在宜都以西的磨市，与敌第十三师团开始交战。给该敌先头的第一〇四联队以重创，击毙了其第二大队大队长皆冢义昌大尉。”

“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向枝城开进，途经磨盘洲西南约十公里的裴李桥时，突然与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七师、第五十八师相遇。经过一场激战后，该旅团基本被击溃。根据这一情况，敌十一军于六月七日命令该旅团停止向枝城前进，而在街河市以南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是敌这次作战中损失较大的部队，一共是五个步兵大队，仅大队长就被击毙三人。”

据日军军史记载：“在上述战斗中，独立步兵第八十七大队长浅沼中佐，以及独立步兵第八十八大队长小野寺中佐，壮烈战死。”(8)

需要补充的是，独立混成旅团步兵第九十大队长舛尾中佐早在五月七日，就已经被第七十三军打爆了头。

虎部队绝非浪得虚名，果真是出手不凡，第五十七师柴意新一六九团在裴李桥打了胜仗，第五十一师一五一团也不甘人后。

王耀武把张灵甫的五十八师留在了桃源看守，张灵甫这次如果来了，日本人可能更不好受。

原本一场气势磅礴的胜利大反攻，却因为宜都河边出现的一幕，使中国军队到手的胜利打了折扣。

此时宜都之敌，因我追击部队已迫近城郊及其渡河材料被中美联合空军炸毁，须另寻觅渡河点，复因磨市之敌求援，乃行反噬。

何谓反噬？反噬就是趁你不防，突然倒转身狠狠咬你一口。

也就是《三国演义》中关公屡试不爽的拖刀计。

形势原本对我军大好，六月三日，第十三师团第一〇四联队第二大队、第一一六联队的一个大队以及第六十五联队之一部，共约三千人，于长阳东逃宜都，被第十集团军第八十七军新二十三师、第九十四军五十五师拦腰截住，又遭第七十九军九十八师、第九十四军一二一师超越追击，被我重重包围于磨市附近，无法动弹。

经过激战，我军五日克复磨市。

但残余日军突出城区，占据磨市东南之陶家坡高地拼死顽抗。

长江南岸的宜都城里，我军围歼日军第十三师团的枪炮声同样声震天地。

宋瑞珂将军回忆说：“敌第十三师团主力及独立第十七旅团之一部，也为我围困于宜都城郊之狭小地区。我空军则于此时协同美国空军，抓住战机，以大编队机群，协力作战，收效极大，尤以六月二日，对败退东渡宜昌之敌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及第五十八师团之一部所施之炸弹，使敌军大量葬身鱼腹。其人员、物资损失之大，不可数计。”

上午十时左右，追击东逃日军的我空军飞机和援华第十四航空队，以大队机群飞临阵地上空，向日军阵地投弹和扫射。

顿时，一阵“向空军弟兄致敬！”“向盟军飞行员致敬！”的呼喊声在我阵地上空回**。

中美联合机群向日寇败兵阵地投下大量炸弹，日军暴露于山坡林地，藏躲无处，血肉横飞，炸死炸伤数以百计，我军士气大振。我方飞机投弹，俯冲扫射后，一声号令，大部队立刻冲进日军阵地，以猛烈的火力和勇猛的拼杀，打得日军不敢抵挡，不顾死活冲出重围，向湘北石门逃去。

中央社六月三日电称：“宜都方面溃败之敌，船只多被我空军炸沉，敌兵渡运迟缓，附近尚有四千余人（十三师团主力及司令部、十七旅团一部）抢渡不及，被我包围，此刻正在猛歼中。”

宜昌城里的横山勇得悉其第十三师团等被围困的报告后哀叹：“该部队处境危急。”

更让他坐立不安的是，此时第十三师团长赤鹿理中将生未见人，死未见尸，居然在连日激战中失踪了！

横山勇是何等心高气傲之人，哪里容得自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日本皇军被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像赶鸭子似的追得来扑爬跟斗，连堂堂中将师团长都给弄丢了！

他接下来所做的令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举动与其说是为了救赤鹿理，莫如说更多的成分是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荣誉。

他命令刚刚撤回江北的海福三千雄联队，和师团直辖的樱井部队之大场第三大队及长野部队共八千余人，立即渡过长江，救援被围困于陶家坡高地的第十三师团。

须知，海福联队和樱井、长野部队均已在江南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将近一月的艰苦战斗，一路突破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从密密麻麻的人海中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才逃到宜都江边。过长江时，又遭中美空军狂轰滥炸一通。总算天照大神保佑，逃出生天。可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有许多官兵甚至刚刚下船，又得马上拿起枪登船渡江，投入到火光冲天，杀声遍野的江南战场上去。

事实是，一声令下，八千日军，全部返回江南。船一靠岸，便高声呐喊着如狼似虎地向着中国军队冲杀过去。

那一刻天地间到处是混战，乱战，所有的攻防体系都已经不复存在。双方上万名官兵在辽阔的原野上、在长江南岸的河滩上杀得天地变色，刀枪碰击声、拳打脚踢声、惨叫声、呻吟声和双方都听不懂的咒骂声混成一片，双方士兵身上流淌出的鲜血，把宽阔的长江也染红了。

我军第一九四师独当敌之主攻，很快便被突破。

待暂编第六师赶到，日军已向肖家岩、聂家河一带杀去。同时松滋之敌也向洋溪、枝江回窜，攻我一一八师之侧背。七日，磨市东南陶家坡高地之敌，借飞机掩护并施放毒气，乃突出重围，仓皇东窜。

又六日至八日间，敌为策应宜都之敌突围，借空军之掩护，在西斋、宝塔寺附近地区，与我七十四军激战三昼夜，敌我伤亡均重，我军并击落敌机一架。

在突围渡江中，十三师团一一六联队长新井花之助大佐被我空军机枪击成重伤致残。

至此，鄂西会战已接近尾声。

陈诚在三斗坪闻听各路大军报告，总算大大松了口气，遂向重庆城里的蒋介石报捷。

《陈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10月版载：

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外，江南方面一律恢复原来态势。鄂西会战至此遂告胜利结束。

统计是役所获战果如下：一、毙伤敌三万余人；二、俘获：人员三十五名、马骡八十一匹、武器弹药等无算。

至我军伤亡损耗：一、伤亡及失踪：官长一千四百四十二人，士兵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三人；二、损耗：武器弹药等损耗较俘获者为重。

对于鄂西会战，《中央日报》社论如此评说：

抗战六年，不可讳言，人心已相当疲惫。在鄂西胜利的前夕，一般人因不悉真相，对前方军事，自怀忧虑。且以生活压力，日感沉重，也会影响到一般的情绪。及鄂西捷报接连由前方传来，且战果丰硕，为近年所罕见，这在后方人心上，不啻下了一场透雨，爽快滋润，生气盎然。(9)

这就已经把中国军民渴望一场胜利的心态处境，表露无遗了。

这是国内的感受和看法，中国从古至今更加注重国际观瞻，那么，当时的西方主流媒体对鄂西会战，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军队，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伦敦六月六日路透社电路透社远东观察家谓：日军最近在华所遭受显著而可耻之失败，乃中国于第六年对日作战期间一有意义之新页之开始。华军获得空军配合作战，可谓以此为第一次。日军十六万人拟溯江而上，直趋重庆，但此项企图，宣告粉碎，损失人员达三万余，并沿长江两百英里之全线溃退……此次华军大捷，有三点至为明显：华军并非老朽陈腐者。日军虽被击败，但亦使中国消耗其一部物资；中国既与外界隔离，此项物资之补充，自感困难。证明华军获空军协助所能得到之成就，亦予未来莫大希望。

美国新闻处六月五日纽约电伊利奥特少校本日在纽约《前锋论坛报》发表专文，论述鄂西华军之大捷，指出日军之败退，中美空军亦有一部分功绩。此小量空军能予中国军队如此重大之助力，吾人已不能获得更佳之例证。

笔者花了如此多的笔墨，无非就是竭力想说清楚鄂西会战的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努力想让读者朋友对这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算不上太大，但却极其重要的战役，能有一个相对清晰和尽量接近准确的了解。

至于双方在鄂西会战中死伤的数字是否真如陈诚所言那样精确无误，笔者并不认为它有多么重要，似乎并不值得我们的某些历史学家皓首穷经，一定要把它弄个明明白白。

单单就八年抗战中日军队伤亡数字的探讨，无疑便可单独写成一本书——而且笔者断言，永远无解！

陈诚谦虚地说：“如此称赞鄂西会战的胜利，我们太不敢当了。然由此也可以看出前后方关系之如何密切。前方固然需要后方之有力支持，以增强战力，后方也需要前方之杀敌致果，以振奋人心。”

蒋公子纬国先生晚年写了一本叫作《抗日御侮》的书，他对鄂西会战的看法是：“此次日军大举西进，不但未能达成击破国军鄂西野战军、窥伺中国陪都门户之目的，反而遭受甚大伤亡，实非其意料所及。国军则因能坚守阵地，终于击退日军之进攻，故在信心与士气方面，增益甚大。”

英国人常常充满自豪地引用这样一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笔者以为，对于宜昌之战、鄂西会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以及鄂西会战究竟是胜是败，照我们中国人看来，恐怕还并没有英国人眼中的哈姆雷特那么复杂。

朋友，你说呢？

(1) 刘立军：《国民党悍将胡琏》，原载《文史精华》2008年第10期。

(2) 此资料由尹宗岳将军的长孙尹铎先生提供。尹宗岳，1948年9月任第十八军一一八师师长兼快速纵队司令，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1975年3月19日获特赦，1977年10月病故。

(3) 抗战期间的国军后勤极为落后，只能保障前线作战士兵每日两餐。

(4) 此资料系尹宗岳晚年用软面抄零乱记下的从军生涯，取名《随身宝》，由尹宗岳将军的长孙尹铎先生提供。

(5) 胡琏此一回答可见宋瑞珂与陈诚的回忆录《鄂西会战经过》：“我军各级指挥官奉令后，均抱定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依地形之有利，与敌决战。如守备石牌第一线之十一师师长胡琏，当战斗激烈时，陈诚司令长官打电话问他：‘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英勇气概，可见一斑。”

(6) 此资料由尹宗岳将军的长孙尹铎先生提供。

(7) 贾玉芹：《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昭和十七、十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4年版。

(8) 贾玉芹：《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昭和十七、十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4年版。

(9) 陈诚：《陈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