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宜昌方向战况再次吃紧，急得蒋介石准备御驾亲征，飞往前线指挥第六战区官兵打退横山勇的进攻。

值此危难之际，已经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身居楚雄的陈诚再次主动请缨，把这副千钧重担，从蒋手中接了过来。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傍晚时分，陈诚的专机从云南楚雄飞抵重庆，降落在长江中的珊瑚坝上。

陈诚与幕僚和随员一行刚准备从舷梯上下来，从机场旁边用竹棚子搭就的候机厅里，突然走出来几十名中美军人和记者。

走在前面的一位既高且瘦，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色红润，长着一双蓝幽幽眼睛的美国将军挥着手，用相当不错的中文高兴地招呼陈诚：“哈罗，陈将军，我刚刚从委员长那里出来，他告诉我你今天要回重庆。”

“史迪威将军，能在机场遇见你很高兴。”

陈诚快步走下舷梯，与史迪威互致军礼。陈诚是三星上将，史迪威不过是个两星中将，他刚到中国的职务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可他另外的身份远远超过了他参谋长的职权，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负有监督援华物资的分配和使用的责任。也就是说，每天通过驼峰航线运到中国的几百吨援华物资，从一辆坦克到一桶汽油、一袋白糖，全都掌握在他手中，怎么分配，分配给谁，蒋委员长说了不算，必须得他点头、签字。

一辈子唯我独尊，颐指气使的蒋介石，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参谋长”在自己跟前指手画脚。

陈诚非常清楚，蒋与史的决裂，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林蔚也与史迪威在一起。他原来是军事委员会驻缅参谋团团长，远征军入缅会同英、美军联合对日作战，军队的指挥调动都是由时而在云南，时而在缅甸的林蔚通过电台，向远在三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报告，待蒋同意后才能执行。一年前中国远征军兵败缅甸后，他才调回重庆，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同陈布雷一起，成为分掌蒋介石军事、政治的两个大管家。

林蔚笑道：“我今天是一举两得，既送史将军回兰姆迦，又接陈将军回重庆。”

十来位记者围上前来采访陈诚。照相机对准他“咔嚓咔嚓”一阵乱响。

一名西方记者大声问：“陈将军，美国电台昨日报道，日军兵分数路，击破江南守军强渡长江，重庆江防吃紧，但中国的报纸对长江战事均无一字报道。能否真实地告诉我们，宜昌一带战况究竟如何？”

另一名记者也抢着问：“陈将军，重庆距宜昌日本人的防线不过四百公里，日本人的坦克最多四五天就能兵临城下，中国军队有能力保卫重庆吗？”

个头矮小的陈诚微笑着看看神情焦急的记者们，走上舷梯，然后转过身来，俯视着众人，神情沉稳地说道：“刚才这位先生说宜昌距重庆不过四百公里，日本人的坦克最多四五天就能兵临重庆城下。我想，这样的速度恐怕得在平原地区才行，而且前提是日军坦克毫无阻拦，向着重庆**。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重庆有天险长江三峡作坚固屏障，更有我五、六战区百万大军雄峙长江两岸。我向大家保证，日本人过不了三峡，更到不了重庆！”

一名中国记者冲史迪威问道：“史迪威将军，去年五月，你和罗卓英将军、杜聿明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兵败缅甸，你撤到印度兰姆迦后，在第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会很快打回缅甸。现在怎么样？”

史迪威站在人群中犹如鹤立鸡群，不需要像陈诚那样站到舷梯上回答记者的提问。

他双手叉腰，神情庄重地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在兰姆迦做出的郑重承诺。我至今还能对我当初许下的诺言倒背如流：女士们，先生们，我声明，我们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我们吃了一个大败仗。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不得不撤出缅甸，这是盟军也是我个人的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才能重新返回缅甸——请记住我的话，我们一定会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返回缅甸！”

记者们的情绪受到感染，热烈起来。不少人大嚷：“请问将军，准备好了吗？”

史迪威开心地说：“卧薪尝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中国人创造出的这些成语用在我的身上都挺适合的。哈哈！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兰姆迦的美国教官和中国官兵没有白吃饭。中国驻印军已经成为一支火力凶猛，机动性极强的战役突击部队。你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些可恶的日本小猴子难受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

陈诚和林蔚耳语了几句。

林蔚见史迪威话音一落，马上对史迪威手一摊，说道：“将军，请到休息室稍待片刻，陈长官有话说。”

三人向着南竹棚子走去。

记者们紧紧跟上，却被史迪威将军的中国警卫队长礼貌地止住了：“对不起，不要影响长官们说话，请大家原谅。”

没想史迪威却转过身来，冲着记者们说了一句很能打动人心的话：“我乐意告诉你们，今天是我满六十岁的生日。史迪威这个老东西希望打败日本猴子后能够活着回家，我想到时候他一定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像乞丐一样驼着背。”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这种笑，既开心，又分明带着点儿酸味。

中美高级将领之间的谈话非常简短，大约十分钟后，三名将军走出了“休息室”，史迪威与他的随员们上了飞机，呼啸着迅速掠上天空。

日本飞机在长达数年时间里对重庆城区毫不疲倦地轰炸，早已使美中飞行员具备了基本的常识：尽量减少每一架飞机在重庆的着地时间。

跟随林蔚将军前来接机的侍从室官员早已叫来了几十乘滑竿。

陈诚与美军顾问和记者在前，幕僚和随员们在后，躺到滑竿上，向着陡峭的河岸上逶迤而去。

滑竿是用竹条编制而成的，在竹竿做成的两个扶手中间，一前一后的两个轿夫都被夹在竹竿中间。客人闪闪悠悠地坐在竹椅上。抬不上多远，轿夫们便已是大汗淋漓，**的肩膀上褐色的老茧比牛皮垫子还厚。前面的轿夫每登一步石级都要喊一声号子“哎——呀——子——啦，哎——呀——子——啦”，后面的轿夫也用相同的号子“哎——呀——子——啦”呼应。节奏，脚步丝丝入扣。

到达崖顶，穿过砖石缝隙里长着野草和不知名小树的古老城墙，就置身于另外一个喧嚣热闹的世界中了。

侍从室的轿车已经候在路边上。

这时天色已经黑尽，浑黄的路灯犹如繁星一样洒遍全城。

街的尽头处，人影幢幢，突然响起一声悠长的吆喝：“醪糟——鸡蛋，炒米糖——开水——”

滑竿进入城门，在街边停下。

二十分钟后，陈诚已经在上清寺德安里委员长官邸里，“奉委员长召谈并晚宴”，与蒋介石对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吃晚饭边谈起了军国大事。

陈诚明显地感觉到，蒋介石情绪的低落超过了自己的想象。

而且，与其说他是痛恨已经快打到门口来了的日本人，还不如说他更加痛恨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

的确如此，接踵而至的坏消息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蒋介石一年前燃起的希望和兴奋炸得粉碎，一脸沮丧的神情比那阴沉的天气还要灰暗。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曾经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他认为，日本对美、英发动战争，无异于“饮鸩止渴”；而美、英参加对日作战，费不了多大力气，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轻易取胜，他也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然而，开战一年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日军的凶猛攻势接连不断，步步获胜，美英等国损兵折将，节节败退。美英等国既然让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在《联合国家宣言》上领衔签字，却又不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同盟国的重大作战行动和租借物资的分配，中国无法直接参与意见。

美英等国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英国和苏联，分配给中国的份额仅为百分之一点五，而由于缅甸作战失败，运输更加困难，这百分之一点五也几近断绝。

蒋介石愤愤不平，满腹怨气，原以为可以借用美英的力量对付日本，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没想到，美英却把中国推到前面，要让他担负牵制日本的主要责任。

在多年的国内政治斗争中，他从未做过赔本的生意，在目前同盟国的复杂关系中，他也绝不愿给别人当枪使。

蒋介石和史迪威，一个在中国重庆，一个在印度兰姆迦，两地相隔数千公里。但两个人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似乎比这地理上的距离更加遥远。

每一次史迪威来到重庆，蒋介石超乎寻常的热情接待似乎是对史迪威的有意安抚。虽然从内心里他恨不得把这个桀骜不驯的美国牛仔一脚踢出国门，但为了继续从美国人手里得到武器装备和必需的物资、美钞，他还得争取史迪威为他向美国政府多讨要一些援助。

此时的蒋介石有一种吃了英、美两国大亏的感受。

缅甸的失败使滇缅公路被完全切断，出动十万中国最精锐的军队不仅没能保住滇缅公路，反而把滇西数县让日本人夺去。

英国人的自私世人皆知，因此他只能牙齿被人打掉了含血往肚里吞，对丘吉尔无可奈何。

不久前，杜立特率领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轰炸了东京等日本本土后，降落于中国的浙江衢州机场，引来气急败坏的日本人对浙江的大举进攻，疯狂报复。

中国作出了这样重大的牺牲，但同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却没有任何新的举措，中国要求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被拒之门外。

凡此种种，都让蒋介石怒火如焚。

而眼下，史迪威一次次向全世界媒体庄重许下的“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返回缅甸”的诺言迟迟未能兑现，而日本人在鄂西发起的攻势却已经炮声隆隆，血飞肉溅！

陈诚会当官，很识相，作为远征军的一把手，每次与史迪威见面，他对史也是深表尊重，决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之相处。

这样的处事方式换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刚才在珊瑚坝飞机场的偶然邂逅，“休息室”里不到十分钟的谈话，他就从史迪威手中要到了两个PAK37战防炮营和两百支火焰喷射器。

使用这批武器的人也从驻印军中抽调，并且保证派飞机马上给他运到梁平机场。

蒋介石家宴待客，照例是四菜一汤，多年如此。

值此由蒋首倡，旨在尽快改变提振国民素质的“新生活运动”期间，便更显得简单了些，酒茶也免了，饮料只有白开水。

就连这顿“接风酒”与“壮行酒”两层意思兼而有之的餐叙，也不出其外。

蒋介石忧心忡忡，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打过长江，无异是把常德的大门轰开了。

陈诚安慰他，说这次打得不好，也不能全怪孙连仲，孙新近才从五战区调过来，对六战区情况尚不十分熟悉。再加上自己把最精锐的三个军带到远征军去了，六战区的兵力一下子空了许多。

蒋介石说目前第七十三军和四十四军均被打残，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名存实亡，对我士气民心影响极大。消息虽经严格控制，但新闻检查也是百密一疏，让《大公报》把中国军队在长江防线遭到重创的消息登了出来，引起重庆极大恐慌。尤其是重庆上层，惊慌失措者不在少数，有人甚至暗中将家眷财物向西方各国转移。

陈诚说中国的事，往往就坏在这帮家伙手中。乱世当用重典，非严刑峻法，不能振肃纲纪。

蒋认为洞庭湖区系我重要粮仓，每年有一千万石稻米投入抗战，倘若被敌夺去，六战区，还有九战区，近百万官兵和公教人员吃什么？所以他才打算亲赴恩施督战，再有弃地而逃者，杀无赦！

陈诚的回答颇有古代的忠臣之风：“孙长官眼下已急赴常德指挥，委员长是全国最高统帅，日本人一旦知道你去了，必然拼命来攻。目前七十三军又遭重大损失，士气受影响，常德能否确保，已成问题。若是丢了常德，有损全军统帅的威望，无论如何你不能去！我现在仍然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汤蹈火，义不容辞！”

蒋介石大受感动：“疾风知劲草，辞修，有什么困难都提出来，我来解决。”

陈诚说：“困难肯定很多，但再难，也不及委员长面临困难之万一。不说了，我会想办法的，没有过不去的坎。”

蒋介石说：“一九三九年，德国进攻法国时，德军只喊一个口号：‘到巴黎去！到巴黎去！’一九四一年年底，日军进攻东南亚时，山下奉文也让他的官兵只喊一个口号：‘到新加坡去！到新加坡去！’两年前我让你去六战区，替重庆守大门。当时提了个口号：‘军事第一！六战区第一！’现在，我要让每一个将军和士兵明白，失去了重庆，就失去了中国。如果说现在的中国需要一个口号，那就是：‘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

陈诚道：“自我去六战区始，我即要求所有六战区官兵，人人必须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宣言’中的一段话倒背如流，时时以此自勉。”

蒋介石目视陈诚：“哦？”

陈诚一气背出：“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蒋介石叹道：“好，好！辞修，什么时候动身？”

陈诚：“天亮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