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四月末五月初头这段日子里，在湘北南县、安乡一带，季节仿佛出现了错位。本应是莺歌燕舞草长莺飞，荷叶田田风月无边的春末夏初时节，却提前二三十天出现了不该有的梅雨天气。
“昨夜江南春雨足，桃花瘦了鳜鱼肥。”
雨不大，毛毛雨，如丝，若线，淅淅沥沥，似雾似烟。天色阴沉得厉害，更为要命的是，当下的局势也如同这提前降临的阴霾潮湿天气一样，沉甸甸湿漉漉地压得南县人喘不过气来。
其他的不消说了，单是看看这些日子里如滚滚潮水般日夜不断地从南县东北面的石首、华容等方向涌过来的军队和难民，南县人就明白，日本人离他们是越来越近了！
南县人都知道，两个月前，日本人就在新洲口、湖口、万婆潭子、沙湖垸一带强渡长江，攻占了离他们不远的石首、华容、弥陀寺、藕池口几座城镇。
从江防工事上落花流水溃退下来的国军与从后方疾如星火赶上火线去的国军，又在石门、茅草街、鲇鱼须、宋家嘴、三仙湖一带掘壕布阵，扎起防线，和日本人杀了个昏天黑地。可惜的是杀力不够，打了好几仗，还是没能把日本人赶下长江。
很快，由成千上万溃兵难民带来的各种令人闻之色变的传言，便在南县城里蔓延开了。最无异议的是小鬼子占领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照南京城那样过一遍，男的杀，女的奸，值钱的东西抢，没用的东西一把火——烧。不同的是，小鬼子杀中国人的方式，那真是千奇百怪，花样翻新，听了让人魂飞魄散，背沟直冒冷汗！
南县是个湖区小县，面积不过方圆百余里，人口二十余万，地处湘鄂两省交界之地，滨湖水乡，莺飞草长，蝶舞花香，波光粼粼的洞庭湖就紧靠在她的东边，属湖泽密布的洞庭腹地，自古以来便是天高地远，地肥水美的鱼米之乡。这里的每一条河流小溪，每一个水塘，每一条沟渠，都与洞庭湖紧紧相连，融为一体。
南县厂窖大惨案发生不久，第六战区政治部办的《阵中日报》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这天发表了赵军鹤撰写的一篇战地通讯报道：
当江北日军与国军一二八师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江南南县一带民众正当农忙时节，耕种插秧极为忙碌。
同时闻有大军镇守前方，南县民心非常镇定，并不因长江对岸的火药味而影响播种插秧，城乡除少数民众将妇孺谷米迁移他处外，大多数仍未开始疏散。
恰在黄梅时节，每日雨声不绝，湖水陡涨，人民行动困难。故当南县沦陷之时，物资毫未疏散，所以损失之大，尚非数目字所能统计。
同时此次敌寇入侵，为南北并入，双管齐下，非但城乡陷敌，各村镇，每一村庄，每一垸子，每一保甲，家家户户，无一不受暴敌铁蹄所践踏……
而在此后那些时而令人惊恐交加，时而让人热血沸腾的日子里，只要县长黄其弼登高一呼，南县城里的商绅民众无不慷慨解囊，争着抢着往前线送钱送米送肉送菜。
在中国军队伍里类似眼前这种“军拥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军民团结打敌人”的感人场面想必十分稀罕，自古以来老百姓称当兵的为“丘八”——这自然不是尊称——“兵匪一家”、“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样的话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正因为稀罕所以就弥足珍贵，黄其弼县长带着南县百姓抬着白花花开了边贴了红的猪羊到七十三军军部驻地三仙湖劳军那天，汪之斌作为当地的最高长官同时也是老百姓心中的大靠山，自然就得对前来劳军的老百姓说上几句鼓舞民心的话。
汪军长生于一八八六年，这时已是离花甲不远之人，讲起话来却是气冲牛斗，掷地有声：“国土沦丧，是我军的奇耻大辱，若不踏平三岛，本官以何慰英灵而谢国人？耻不雪，毋宁死！”
汪之斌出自湘西永顺县长官乡一个土家族农民家中，永顺县文史资料上说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抗战期间，每遇日寇飞机滥施轰炸，汪军长总是带领士兵坚守阵地，有时索性站起来瞪着天上飞机大骂：“狗日的小日本，莫在天上晃来晃去的，有本事下来和老子大战三百个回合，老子不得怕你！”
他手下的老卫士毛朝贵几十年后回忆说：“汪老军驻防石门、安乡、南县时，每次带卫士去前沿阵地巡视。有时在大堤上走，卫士们劝他走堤下，免得挨小鬼子打黑枪。他就骂卫士：‘你们怕死就给老子滚到堤下去，既然怕死，何必出来当兵？在堤下走啥子都看不见，还巡视个啊！’结果，卫士只好硬着头皮，冒着丢命的危险随他在大堤上大摇大摆地招摇。”
分明是受到汪军长的感染，西服革履梳着背背头的海归县长黄其弼那一天的讲话也很出彩。
他站在高处，当着南县百姓赌咒发誓，他要效法汪军长，率领南县保安团和警备队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听了汪之斌军长和黄其弼县长的演讲大家心里就很熨帖，很暖和，最重要的是很放心，觉得南县有这样了得的武将文臣保护着实在是大家的福分。老百姓也就知道这些日子在前线替他们挡着日本鬼子的，是国民政府二十九集团军下辖的第七十三军。集团军司令官叫王缵绪，此时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帽子。这位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起家，率兵到大巴山围剿过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的老军头，抗战爆发后马上呼吁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尤为可贵的是他竟然不惜老本，动员拉起二十五个团的兵马，组成二十九集团军，投入到开赴前线的滚滚川军洪流之中，以窳劣之武器，和日本鬼子一直死缠烂打到现在。
现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拂晓时分，辽阔的江汉平原上鸡不鸣狗不吠，一望无际的洞庭湖水碧波**漾。滨湖地区密如蛛网般的江河湖汊，在迷蒙飘袅的晨雾中隐隐约约。
如此宁静的时刻，沿着长长的九都大堤布防的第七十三军一五一师的官兵全都沉入了梦乡，只有肩扛步枪的哨兵还在堤上游动，清晨的微风，送来缕缕荷花的清香味儿。
突然，哨兵蓦地一震，瞳孔大睁，他惊讶地发现河面上一支黑压压的庞大船队，疾速地穿过张罩在江面上的晨雾，正向江南驶来。
哨兵什么都来不及想，第一个反应便是扣动了扳机。
报警枪声一响，顷刻之间长长的九都大堤便“活”了过来，到处火光闪烁，炮声枪声震耳欲聋。
也就在这同一时刻，大河上突然升起一颗血红色的信号弹。船队上的轻重机枪、掷弹筒、小钢炮一齐吼叫起来，弹雨像狂风似的刮上了九都大堤。
正当中国守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之时，大批敌机又骤然而至，对守军纵深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紧跟着，日军的船队便纷纷靠岸，无数官兵呐喊着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九都大堤上的中国军队全面崩溃了，从河堤上溃退下去的第七十三军各部，已经失去建制，在日军的重重围困中各自为政……
那一天在三汊湖军部的南县各界人士听了汪军长的演讲，无不为之动容。得，有这样的将军带着千军万马在前线替咱老百姓顶着，那就如同在南县和日本人之间竖起了一道顶天立地的铜墙铁壁，大家还有啥担心的？该吃吃，该睡睡，不信那小日本还能打到咱南县来！
早前的南县人听南京大屠杀，就如同在茶馆里听渔鼓佬“咿咿呀呀”唱前朝时候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离他们闲淡安逸的生活实在是太遥远太遥远，怎么也不可能想到，那唱词中的种种情景，眼下就要在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重演了。
而且据难民们说，在日本人血淋淋的军刀与黑洞洞的枪口下，没有贵贱，不分贫富，无论军民，只要是中国人，全抢！全烧！全杀！全奸！
到了这样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南县人才第一次想到：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下百姓有难，我们的军队和政府为啥还没拼上几天，就背对着日本人拼命往后跑呀？
的确如此，汪之斌的七十三军如同失去了主心骨的散兵游勇，和汹汹卷来的难民一样，正从南县人的眼皮底下没命地向着南边、向着西边“转进”。
从国军士兵们的着装上看得出来，他们分明也和日本人血拼过。不少人军装破烂，很多人脸上还残留着烟熏火燎的痕迹。被战火弄得破碎乌黑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军旗水湿淋淋，像一块巨大的抹桌布耷拉在旗杆上。士兵们的眼瞳里能一览无余地看到他们的仇恨、愤怒和疲惫，当然也有恐惧与绝望。
很多人已经饿坏了，草鞋上糊满了厚厚的泥巴，脚下粘滞沉重，使他们难以迈步。
绝大多数人的装备和武器差不多已经丢光了，士兵们抬着他们受伤的战友，也抬着他们的级别较高的长官，级别低一些的长官则高踞在马背上。张开一块长方形雨棚的滑竿上，甚至还躺着长官眷属。
是留是走，尚未打定主意的人心惶惶，遇有相识的人，就不免很惊奇地问对方是走是留。想走的却又不知走到哪儿才算安全，内心害怕吃不了跋涉之苦，暴毙在逃难途中，想留下来去那太阳旗下讨生活的人，又实在害怕日本人再把南县当南京，杀它一个鸡犬不留。
没有人的回答能让对方放心，所有人都处在惊慌失措当中，每个人都清楚鬼子就要进城了，鬼子进城一定和每个南县人的生活与命运太有关系。
面对恐惧他们依然在人生的重大十字路口上徘徊！
家里待不住，大家都到了街面上。县城此时也成无政府状态，好几家客栈、饭馆、杂货店都还在营业，街上的行人也如往常一样往来如织。
傍晚夕阳西下时分，接连下了好些天的霏霏细雨居然停了，让人久违的阳光红通通的，来得十分的晶明。
五月七日下午，不少南县人看到，从县城北门通往华容方向开始冒出了滚滚浓烟。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舐着一座座山坡，一片片平坝，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散落在公路、大道两侧的原野和山坡上的房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更为密集的乡场、镇子扑来。
火是溃败中的中国军队士兵放的，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了，一旦战况危急，中国军队在被迫放弃防区转进之前，仍然以霹雳手段执行最高统帅部下达的“焦土抗战”的方略：放火烧掉防区内任何可供资敌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之战略目的。
而且，凡是溃兵涌过的城镇乡村，就如同蝗虫经过的庄稼地……
这一现象的直接恶果是，当县长黄其弼再次登高疾呼，说南县城马上就要弃守，要城里的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实行“坚壁清野”，尽量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马上随军队向后方、向乡下“转进”，更不要留在城里“当汉奸”，帮助日本鬼子的时候，老百姓就不像过去那样听政府的招呼了。
八日上午，正在指挥部队边打边退的七十三军第十五师师长梁祗六接到军长汪之斌的电话，说南县城里发生溃兵抢劫银行、钱庄，**妇女等事，命令他马上派部队进城弹压。
梁祗六当即拒绝，说：“军座，现在城内正处于极度慌乱之中，往南县方向退的不光是我七十三军，还有四十四军，各县的保安团、警备队，到底是哪支部队在抢人，哪个分得清楚？若是我部进城弹压，就完全有可能被人诬告是我十五师在城内抢劫，一切严重后果，追查起来就全要你我承担了。”
汪之斌一听，连连点头：“言之有理，要不是你提醒，我差点办了件蠢事。”
傍晚时，梁祗六率部路过南县，看见一家钱庄门口，倒卧数不清的士兵尸体。有一具尸体下面，还压着一个钱箱。这显然是溃兵们在争夺钱财时互相践踏，互相射杀所致。
日本人还没见着影，南县城里，已变得惨不忍睹。
第二天上午，日本鬼子开进南县城时。他们看到的是兵败如山倒的景象，中国守军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没命地向着一切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逃去。军旗，枪械，弹药箱扔得满大街遍地都是。两边的铺号全都敞着门，里面的不值钱的货物商品凌乱不堪，一副刚刚遭受过洗劫的样子。
国军纪律糟糕透顶，蒋介石自己也是一清二楚的。
我们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辎重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掳掠，弄得民不聊生！(1)
说到自己麾下军队的腐败，中华民国的战时最高统帅怒眼灼灼，痛心疾首。大庭广众之上，面对济济一堂的众多高级将领，训斥起来声色俱厉，毫不留情。
自从这次中原会战（笔注：军史称豫中会战）和长沙会战（笔注：军史称长衡会战）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班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我们自己招致了这种耻辱，如果再不激发良心，雪耻图强，使我们中国的军队，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那就无异我们出卖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
老实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推诿责任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可以辞职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战胜，必灭亡。(2)
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远东版主编白修德到中国的晋东南、中条山战场走了一遭回来，除了写了许多战地文章，还带回了不少精彩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他常常在重庆的各种场合讲，他说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傍晚，那时太阳正在下山。他同国军便衣游击队的一个中尉一齐骑马外出，被岗楼上的日本兵发现了，日本人出了据点，朝他们追过来。
白修德和中尉等人连忙夺路而逃，跑到了山坡上的一个村子里。
白修德骑的是一匹白马，配的是木鞍，在追击中，他吃惊地发现，在木鞍和马背之间只垫了薄薄的一层毛毯。毛毯已经破裂，马皮被磨破了，马背上在渗血。
中尉央求老百姓给马弄点吃的、喝的，为出血的马包扎一下。
那时白修德已经能听懂很多中国口语了，他清楚地听见国军中尉对几个农民说：“我们是八路军，就是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白修德把中尉拉到旁边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们明明是国民党的军队呀。”
“住口！”中尉着急地说，“如果我们告诉老百姓，我们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就不会给我们的马弄吃的喝的了。”
这个故事白修德讲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彪、聂荣臻听过，也讲给蒋介石、陈诚、李宗仁、张治中听过。
结果，这些人全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杉山元参谋总长亲临武汉视察，指挥江南歼击作战（中方称鄂西会战）。
十一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把指挥所推进到了沙市前线。
中国军队撒开脚丫子一跑，就跑到了南县西南角洞庭湖边上一个叫作厂窖的小地方。
日本鬼子脚跟脚也向着厂窖追来了，厂窖百姓的这场塌天之难，也就拉开了序幕。
厂窖，位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西北岸、南县的西南角上，三面环水，形如半岛。就像长江中下游所有的村落一样，宁静祥和，充满诗情画意，柔美舒爽得如同女人丰盈的胸脯。
据南县厂窖镇镇志载：厂窖又名汉太垸，原属汉寿县，解放后划归南县。由众多小垸组成，总面积五十多平方公里，有耕地四点一万亩。一百多年前，这里还是洞庭湖中一片水域，后来由于泥沙淤积，逐渐形成了这块巨大的舌头形状的沙洲。
厂窖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稻米、棉花、菜油、鲜鱼，是典型的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要放在和平年代，初到厂窖的人，仿佛置身于桃花源中，“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理想中朦胧飘忽的化外世界，在星罗棋布于这一片片盈盈清波之上的碧绿青葱，杂花斑斓的垸子(3)上随处可见。
一九四三年的厂窖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战争的号角在全中国的土地上吹响，厂窖的农民们依然下田插秧，进湖打鱼，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全属于他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
抗战他们是知道的，日本鬼子他们是仇恨中带点恐惧的，但他们更关心的仍然是天候农时，能不能多收三五斗米，多打百十斤鱼，比眼下正在发生的这场遥远的战争分明重要得多。
但战争的滔天狂浪终归在一九四三的春末夏初把他们无情地卷了进去，厂窖和生活在这里的上万普通百姓就这样以受害者的姿态登上了人类历史的大舞台。
五月九日下午四点来钟，日军进了南县城。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七十三军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仓促间分头经酉港、厂窖向常德方向“转进”。随着第七十三军大量溃兵涌入厂窖，这个由十三个小垸组成的湖洲大垸，彻底暴露在了日军追兵面前。
同日，日军高品彪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小柴、户田、针谷支队各一部，计三千余人，汽艇六十多艘，兵分多路向厂窖地区展开水陆合围。
陆路两股日军，分别从南县、安乡出动，直抵厂窖大垸东、北各堤垸。水路两股日军，分别自岳阳港湖北太平口启航，进逼厂窖垸外的东西两侧水域，封锁水上交通和淞澧道各渡口，截断国军和难民西撤的退路。与此同时，日军战机从汉口、当阳等地起飞，分批至厂窖上空轮番轰炸。
五月的春雨中，一场惨剧在洞庭湖边拉开了序幕。
厂窖这个由众多小垸组成的湖洲大垸，三面临水，除垸北与武圣宫接壤外，其余皆濒临藕池河与淞澧洪道，西面、西南和南面分别与安乡芦林铺、汉寿酉港和沅江赤山隔水相望。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厂窖成为扼守洞庭湖西北水路交通之要冲，因而在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也正因为如此，弄不好它也很容易成为无法突围的“口袋”。
钻进这个“口袋”的是七十三军第十五师五千余官兵。
十五师钻进这个“口袋”的原因简直令后人哭笑不得，在战力不支，防线多处被日军突破，守军均被打残之际，汪之斌命令各师火速向常德方向紧急“转进”。
第七十七师师长韩浚，暂五师代理师长彭士量都带着部队杀出了重围，先后赶到常德归建。
唯有第十五师出了大问题。
大问题居然出在一个字上！
第十五师师长梁祗六在电话里接到汪之斌给他下达的命令清清楚楚：你师速经尤港方向，转进至常德归建。
当时战场上正打得炮火连天，仓促之间，梁祗六准确地在军用地图上找到了地点，指定“转进”路线，马上命令全师行动。
错就错在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西边的尤港，当成了南边的酉港。
十五师便向着酉港去了——厂窖与酉港，只有一河之隔！
中国老祖宗创造的一个同音字，要了十五师五千余官兵的命！
就在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撤至厂窖之际，日军已在这里布下了严密的“口袋阵”。
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万余名国军部队——除了第十五师，还有同样从安乡一带溃败下来的第四十四军残部，以及南县、安乡、华容、石首等县的保安团、警备队等地方武装——统统被赶进了这个南北长约十公里、东西宽约五公里的巨型“口袋”里。
被逼入这只“口袋”里的，还有随军蜂拥而至的两万多难民，其中包括一部分公务人员及学校师生等。
此外当地居民尚有一万五千余人。
几项相加，被围困在垸内的中国军民总计有五万余人。
为了击破日军的军事合围，被困的国军部分官兵曾在厂窖大垸的德福垸（又名黑洲子）、永固垸、丁浃洲、瓦连堤、萧家湾、龚家港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过零星的抵抗，有的部队还袭击了日军的舟艇；同时一些部队还曾结队沿萧家湾、莲子港等地强渡淞澧洪道，以求突围。
但是由于河道太宽及日军封锁严密，突围成功者人数有限。而未能突破重围的众多官兵，则纷纷丢盔弃甲，混迹于民众之中，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敌人的追杀，获得一条生路。
至于当地民众和外来的难民，除少数熟悉水路和深谙水性者寻机从水上逃脱外，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日军屠刀下的冤魂。
就在这些可怜的人们百般无助之时，日军从四周恶魔般猛扑过来。在美丽的洞庭水乡厂窖，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人类大灾难！
厂窖惨案发生在日军第一期作战的五月九日至十一日。
日军发动江南歼灭战后，分多股兵力由湖北进犯湖南，从藕池口附近、石首、华容、岳阳等地，向安乡、南县水陆进犯。同时配合天上飞机轰炸，最后在厂窖形成一个合围圈。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杀戮史。
厂窖大屠杀的出现看上去偶然，实际是在日军的铁蹄踏进中国之时就已经注定，只不过，地点选在了厂窖这座美丽的半岛上罢了。
由于日军在进攻湖南的几次战役，包括三次长沙会战遭到失败，损失惨重，日军的报复心理因此加重。
当日军所谓的江南歼灭战打响，击溃国民党戍守长江南岸的七十三军、四十四军后，突然在厂窖发现了聚集如蚁的中国军民，无异会大喜过望，这使久压心头的仇恨，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而且，厂窖镇三面临水，一马平川，建筑不多。难民成群，多是长沙和武汉两地逃难过来的，绝大多数溃兵和难民就睡在蚕豆地里，这很方便于集中屠杀，躲都躲不掉。
湖南省军分区司令肖求如将军说：“当时日军对已经被他们包围的厂窖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中国军队丢下武器，混杂在老百姓中间，等于主动放下武器，已经放弃抵抗了。这个地方的地势十分平坦，一望无余，无险可守，无处藏身。我们到过湖区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地方的特点。如果说厂窖的地理环境稍复杂一些，就像我们湖南其他地方的山区和丘陵地带，那么日军就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四处横行，溃兵和难民也不可能找不到藏身的地方。尽管这场大屠杀不可避免，但是死亡的人数，显然不会那么多。对于厂窖来讲，它是日军路过的地方，也不是他想占领的军事重地。因为厂窖无险可守，仅仅路过的两三天时间里，就杀掉了我们三万多人。”
一九四三年五月九日，厂窖上空乌云密布，细雨霏霏。厂窖人民的心情好像这阴霾的天空一样沉重，预感着一场灾难即将从天而降。
上午七时许，“噼噼啪啪”的枪声稀稀疏疏地传来。
当厂窖人和来这里逃难的两万多同胞及国民党溃军还惊魂未定时，日军的铁蹄就已踏进了这片平和的土地。兽蹄所至，万物皆劫；邪恶降临，血迹斑斑。
由刽子手导演的一幕又一幕漠视生命的惨景，令人类永生永世难以忘怀：
五月八日，被团团围困的厂窖，已经是人为刀斧，我为鱼肉，天上呼来啸去的日军飞机搅得人心惶惶，河里飞来驰去的日军汽艇惊得人魂飞魄散。
难民们恨天无路，恨地无缝。
而此时，张皇失措的中国军队对于这场即将来临的巨大灾难却束手无策，既无人组织撤退，也无人组织抵抗。
五万余军民，如无人照看的羊群。
如狼似虎的日军冲进“羊群”，任意撕咬，任意发泄兽性。
九日清晨，日军步兵在飞机、汽艇的配合下，向着厂窖全方位出动，大屠杀就这样毫无遮掩地开始了。
厂窖大垸中心地带的永固垸（现在的新春村所在地），是个仅有六七平方公里的小垸子。
五月八日晚，撤退下来的守军约一连之众，曾在这里与日军对峙一阵，随即溃散。
次日晨，日军一股窜入永固垸，展开拉网式的搜查捕杀。是时，溃兵多已化装成老百姓，兵民混杂，无法辨认。日军乃不分兵民男女，见人就杀，或迫使民众下塘捞取溃军丢弃的枪支，在水中惨杀，或将捕获者成串捆绑，进行集中屠杀。
随着日军的到来，戴吉禄家禾场上一下子集中了百多名被抓来的无辜百姓。随着指挥官一阵“叽里呱啦”的叫骂声，日军开始了盘查和侮辱。
两个日兵从跪着的人群中拉出一位老者问:“谁是蒋介石的兵？你的知道！”
“我是个庄稼人，哪里知道啊。”老人回答。
这下激怒了日兵，两条枪同时举起瞄准老人的头部，随着两声枪响，老人倒在禾场上。
与此同时，人群中一位老婆婆忽然尖叫一声，昏厥在地上，那是死者的老伴。
另一个日兵闻声扑上前，一刺刀扎进她的肚子，老婆婆当即死去。
就这样，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在一阵“呀！呀！”的恶嚎声中，刺刀扎进被缚的人群。除马湘庭等三人侥幸未死外，其余一百二十多人惨遭杀害。
一九七二年时担任厂窖公社玉明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卢湘保回忆，当时他也被敌人抓住。
十一日晨，他和另外两百多人在一群日兵逼迫下，来到永固垸一个深水塘里打捞国军官兵扔掉的枪支。
由于天气寒冷，塘里水深，加之人们谁也不愿意为敌效命，以致打捞许久，仍无所获。
见此情景，日军气急败坏，乃喝令水中人群通通上岸，赶到一处地坪里成排跪下。
这时，一敌小队长一边挥舞着手里的东洋刀在人群头上乱晃，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嚷：“你们大大的坏，不为皇军卖力！”
就在人们的无声抗议中，忽然，“咔嚓”一刀，跪在前排的一个青年人的脑袋被那小队长一刀砍飞了。紧跟着，架在周围的机枪也响了起来，很快便有三十多人倒在了血泊中。
不少人在恐惧中跳起来逃跑，又有十多人被日兵用乱枪射死。剩下来的人再次被日军赶下水塘。
对于这些可怜之人，日军更加凶狠，或用大石块猛砸，或赶上去用刺刀乱刺，很快又有十多人悲惨死去。
一时间，惨叫声传遍四野，水塘变成了血塘。
九日凌晨，一支由约七十人组成的日军先头部队分乘五艘汽艇向着萧家湾扑来。
在隔萧家湾约两公里的湖面上，狡猾的敌人关掉发动机，派出一支小队伍由陆上潜行，然后汽艇改用篙撑桨划，人不知鬼不觉地在湖边登陆，与先期登岸的小队伍东西两路夹击，杀害了溃军哨兵，进入了萧家湾。
这时，溃军官兵和老百姓大都已经睡熟，只有少数国军官兵惊醒后奋起抵抗。
天刚放亮，日军的这支先头部队夜袭得手后，立即发出三颗信号弹，接着日军的两艘登陆艇，四十多只汽艇一齐驶向萧家湾，五百多名日军在三辆坦克的掩护下自北向南横扫萧家湾。
一场天大的灾难就这样突然降临到无辜的萧家湾人民的头上。
情况万分紧急，湖区除了泱泱绿水，便是一抹平野，垸上除了几个荷塘、几条水沟、几片小树林外，人们不易藏身。
溃军有的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跟着难民逃命，有的则边退边打，勉力抵挡了一阵，打死了十几个日本兵后，终因敌人来势甚汹，炮火猛烈，溃军无险可守，且孤立无援，士气不振，持枪抵抗的有的被打死了，有的当了俘虏。三百多名老百姓和两百多名国军官兵被日军用绳子绑着，用铁丝穿着，赶到湖边等候发落。
下午两点钟，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随着敌人的机枪声响，一排排军民倒在湖畔上，尸骸狼藉，血肉模糊，悲惨凄怆，目不忍睹。
天快黑时，在这数百具死尸中尚有三名中弹未死者渐渐苏醒，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谁知这声音又被日军哨兵听到，于是，敌人又逐一检查补枪，结果其中两人又被害，仅张子仁的妻子九死一生，深夜才拖着伤残的身体，偷偷地爬出了死尸堆。
敌人的屠杀并未就此结束，第二天敌人又分别在萧家湾一带搜索扫**，到处行凶杀人。
一伙日军从一个院子里抓出二十九个百姓，其中一个是张竹松的父亲。
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张竹松知道父亲此次决无生路，便大声哭喊起来。
父亲泣不成声地说：“孩子，别哭！爸爸会回来的。”
如狼似虎的敌人押着这二十九个人很快地走了。
张竹松望着他们的背影哭叫着。
两天后，敌人把这些人屠杀了。
因当时天气炎热，加上太阳暴晒，因而尸体很快腐烂，无法辨认。
张竹松哭得死去活来，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父亲的尸首，才记得祖母说他父亲的裤带一头是黑的，一头是白的，凭这点标记，他才好不容易把父亲的尸体辨认出来。
从此，张竹松便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
刘明汉家和胡金生家也是同样的遭遇。
刘、胡两家当时是邻居。日军到来时，刘明汉正躲在胡金生家里。
日军冲进胡的屋子里，啥也不说便扣动扳机，首先将胡金生的叔叔胡德光一只手掌打穿，顿时鲜血直流，旋即又一刀朝他嘴里捅进去，紧接着补上一刀，他的脸被削去了半边，倒在血泊中。
随后，日军又将胡金生的父亲、哥哥一并杀死。接着日军挥刀朝刘明汉捅来，刘一躲闪，避开了尖刀，然后拼命往外跑，一直跑过了五个屋场，进到郑竟山家里想在此躲藏。
谁知郑家屋里已横七竖八躺着七八具血淋淋的尸体。
此时五个敌兵已紧追不舍地赶了上来，刘明汉急中生智，马上连滚带爬地钻入死人堆隙里，顺手拖了具死尸压在身上。
敌兵进屋见是一堆沾满了血浆的尸体，难辨谁死谁活，就吼叫着用刺刀朝面前的尸体乱扎一通，结果刘的左肩被乱刀捅了个洞，强忍着疼痛不敢吱一声。
日兵在屋子里搜查了一通后悻悻离去，之后刘明汉转藏到一块三亩多大小的麦地里，没料想这儿竟也躺着十多具尸体，其中一个他还认识，叫陈耀庭，是厂窖街上做小生意的。
显然日军刚刚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集体屠杀。
刘明汉在死人堆里度过了漫长的三天，等日军退去后回到家里，一看惊呆了，家里也成了重灾户。叔叔刘昌柱、刘昌祥和伯父都被鬼子杀死，父亲也被砍了四刀，只剩下一口气了。
在这同时，他的岳父、叔岳父和他四岁的小孩，以及舅父等，都被鬼子杀害了。
除此之外，刘明汉舅父的房屋也被烧了个精光。
而胡金生当日军开来时，正和十多个乡邻躲在陈家围子的排水沟里。
此时只见六个穿黄衣服的人朝他们走来，开始他们还以为是中国军队没有来得及逃走，等到六个人走近时，才看清原来是一伙日本兵。
这时大家已措手不及，一个个遭到日军刺刀的猛刺，顿时尸首一片，沟水变成了血水。
胡金生躲得隐蔽，一时未被发现。
日军走后他想逃出，不料在河堤上与几个日军不期而遇。
胡金生悲愤难耐，用尽全身力气向一个日兵冲去并猛击一掌，将其推倒在水沟里。
其他日兵见状迅即扑过来，开枪击中胡金生的右手，又用刺刀连捅数刀，其中一刀刺中右胸，胡金生当即昏死过去。
当天晚上，胡金生被十二岁的妹妹找到，并请邻居把他抬回家了。
家人见状，伤心不已。
可是厄运远未结束，第二天，日军又进村**了。
慌乱中，胡金生被家人抬到干猪栏池子里躺下，上面放一块木板并盖上稻草，捡回了一条性命。
但是其妻李友秀未来得及躲藏，被日兵发现了。
当时日兵一伙有十多人，顿时兽性大发，对其进行了**。
李由于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从此卧床不起，不到一个月便死了，可怜腹中胎儿没等到降临人世就同时遭日军扼杀。
在那场空前的劫难中，胡金生的祖父胡桂秋、伯父胡海云、叔父胡德光、父亲胡赞庭、大哥胡永生都被日军杀害了。母亲在遭受这场横祸打击后不久离开了人世。妹妹也被迫早早地嫁了人。全家只剩下胡金生孤零零一人带伤活了下来，可他在**整整躺了两年也不能下地，最后留下了终身残疾，也未再娶。
在极为痛苦的日子里，胡金生曾多次想到死，“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应该活下去，要把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告诉子孙后代，再也不过那样的日子了”！
几十年后，对于当年的亲历亲见，陈腊梅仍然记忆犹新。那时陈腊梅一家四口人，靠驾柴梆子船运载芦苇为生。由于驾船流动性大，家里便在厂窖街上盖了几间木架子屋。
五月九日早饭后不久，水上的日军乘汽艇沿藕池河中支下边的茅草街开上来了，同时天上的日机像老鹰一样盯着厂窖磨地儿打圈圈。日军格外猖狂，他们用步枪、机枪猛烈扫射，子弹像雨点一样呼呼飞来，天上的飞机丢下一串串的炸弹，到处狂轰滥炸。
“日本鬼子来了，快跑，快跑啊!”
成千上万的船民、难民和厂窖街上的居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乱转，哭叫着，拥挤着，推搡着。
就在这混乱的局面中，陈腊梅的婆婆辗转逃到了瓦连堤，结果死在日军的刺刀之下。
陈腊梅本人随着一部分人群躲进了垸子中间一块苎麻地里，一直躲了四天，总算捡了一条命。
等到日军走后，陈腊梅夫妇先后回到厂窖街上，一看惊呆了：只见上百户居民的房子以及河里数千艘船只，统统被烧成灰烬。他们家的三间木架子屋和停靠在厂窖港的四只柴梆子船，也被烧得精光。船上装载的几十吨芦苇以及家里的所有用具，统统化成一堆黑灰，连换洗的衣服也没留下一件。而此前在她家小住的姨父由于未及得逃脱，被日军砍死后随同屋子烧得只剩下一堆焦尸。
面对这样的惨景，两口子忍不住抱头痛哭。
在日军侵扰的几天时间里，据陈腊梅回忆，厂窖港里难以数计的船民、难民，除逃上岸的少数人救住了命外，其余成百上千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与船同归于尽，不是被日军杀死，就是被日军烧死。
陈腊梅说：我们水上船民以船为家，船就是**。鬼子来了，大都舍不得抛船逃命，不少人躲到船尾梢，吊住舵把子汆入水中，只留张嘴巴在水面出气。结果不是被烧死、打死，就是被淹死。后来，厂窖港的水面上，各种奇形怪状的尸体，像水里浮头的游鱼一样浮满一港，密密麻麻，连横渡船过渡也得用篙子拨开死尸才过得去。
死难的同胞一多，掩埋成了问题，只得一坑坑地埋。
陈腊梅记得，在现在“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所在地，有一个坑就埋了百把具尸体。
她说，回首当年的往事，她心里就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这个恨，到死也忘不了。
当年二十六岁的李宗贵也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和见证人。
那时李家三口人，夫妇俩以及父亲以驾船为生。
五月初，李宗贵一家正从麻河口载着一船蚕豆准备经厂窖出洞庭运往长沙。
九日晨吃过早饭不久，船到达厂窖港。
这时只见沿河两边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满河都是船连船，船吊船。突然间，只见船上的人哭爹喊娘，呼天叫地，像湖鸭子一样一窝蜂地往岸上逃命。
原来，日本鬼子坐着汽艇从水上来了！于是李家三口也慌忙跑上岸，随人群钻进了一片蚕豆地里。
后来李家三口幸免于难，但仅有的一条船及船上所载的六吨多蚕豆全被烧光了。
据李宗贵回忆，日军对船民的屠杀凶狠无比，他们抓住船民、难民，或用枪杀，或用刺刀捅，或用东洋刀砍。即使跑到岸上避难的，也多数被他们搜索出来而惨遭杀害。
回忆起来，当时沿河十多公里被日军杀死的，怕有几千万把人。
尤为残暴的是集中屠杀。日军除用机枪扫射外，还把许多人用纤绳一串串连起来，推进河中集中淹死。有用绳索拴到汽艇上，在水中被活活拖死的。有的船民，临死前在水中挣扎，而鬼子却站在岸上拍掌狞笑。
厂窖下面有处叫五口里的河段，被鬼子集中杀死、淹死的船民、难民，就有几百千把人。
在其他河段遇难的，也多得很。
一个叫吴诗忙的船民，一家四口（包括妻、儿、媳），除吴外出未归得以脱险外，其余三口全遭日军杀害。鬼子一上船，便要强奸吴的儿媳。其媳不甘受辱，投河自尽。
吴妻见媳身亡，自知也难逃厄运，便立即跳水自尽。
吴的儿子当时二十来岁，血气方刚，上前与鬼子拼命，被一顿乱刀捅死。船只也被这伙强盗浇上汽油烧掉了。就这样，吴诗忙家船毁人亡。后来吴回到厂窖，对着河面又哭又笑，成了疯子。
于桂生，家住当地于家湾。五月十日日军窜到此地，一进于家屋子，即当胸一刀将于的父亲刺死。
于桂生见父惨死，抓起一根板凳向日兵砸去，日兵一刀刺在于的手臂上，于摔倒在地，日兵又在他背上连刺三刀，然后将其踢翻转身，再在其胸部和腹部刺了三刀，于昏死在血泊之中，日军走后好久，才苏醒过来。于桂生爬到猪栏边喝了许多潲水，以后慢慢用草药才把刀伤治好，但右手因伤了筋络落下残疾，常年颤抖，吃饭都困难。
姚正元，这位当年侥幸存活下来的老人，一刻也没有忘记当年日军屠杀其家人的悲惨情景。
日军进犯时，姚正元夫妻和母亲一道躲到了外面，父亲放心不下，便到处寻找。不料，就在他们躲避地不远处，父亲被日军发现了。日军随即一枪，姚父应声倒地。日军见其未死，又用脚踩住他的颈项，用刺刀对准其胸膛猛扎两刀，姚父就这样惨死在日军手中。
沈庆山老人，日军到来时也躲在外边，家里其他人都被日军杀害了。当他回家时不幸被日军捉住。日军把他打倒在地，先用酒坛往其身上砸，又用刺刀将其周身划得皮开肉绽，之后再捧来一包盐往伤口上撒，痛得其满地打滚，呼天叫地。日军见状更加疯狂，又招呼另外几个同伙将沈按住，然后提起酒坛用力压在他那被盐撒满伤口的躯体上来回滚动，拼命把那些盐粒压进伤口里去。不一会儿，沈便没了声息，只剩下躯体在**。过后被人抬回家，几天就死了。
王宪云，一位幸存下来的可怜女人。
当年日军进村后，将抓到的十八名村民用绳子串成一串，并命后面的人蒙住前面的人的眼睛，准备用机枪进行扫射。
村民们不甘俯首受戮，悄悄解开绳子，准备枪一响，就拼命逃跑。
王宪云的丈夫和一个姓杨的排在最后面，日军一开枪，他俩来不及迈步，就首当其冲倒在了血泊中。
当时王宪云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和一些乡亲躲在一起，孩子小，不停地哭。
为了不让日军听见，王宪云一狠心，将孩子丢进边上的水坑里淹死了。
当时王宪云年仅二十三岁。从此她忍受着漫无止境的心理煎熬，终身未再嫁。
日军在厂窖见到中国人就杀，仅一个小小的永固垸，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杀人之多竟达一千五百人以上！整个垸内被血洗了一遍。
由于被杀者许多是外地难民和溃兵，许多村落、家庭几乎被杀绝，所以大量被害者的尸体无人认领和无法逐个掩埋，只好在日军退去后由幸存者就近转移到低洼处，再盖上泥土。后来人们把这些地方称为“千人坑”。如今这些地方，只要把表层泥土扒开，仍可见到累累白骨。
除上列几处地方外，当时惨遭日军血腥**的还有茅草街、三岔河、酋港以及安乡境内的芦林铺等地。在日军经过的每一处地方，我无辜同胞被害者都是成百上千，如武圣宫被杀者五百多人，三岔河一带两千多人，下柴市、三仙湖两处约一千五百人，酋港一千余人，芦林铺一带一千余人。
总面积四千多亩的德福垸（包括现在的德福、汉新两个村）是南县通往汉寿、常德的必经之地。垸子西头，有一条贯通南北、长约五华里、宽两百米的甸安河，是阻隔东西交通的一道天然深堑。
当日军合击厂窖时，几千名国民党溃兵和大批难民逃到了这里。
五月九日早晨，云集在甸安河以东各个村落里的数千名已经扔掉枪支的国民党官兵和难民，前有哑河挡道，后有步步逼近的千名追兵，欲进不得，欲退不能。
三千多名国民党士兵被迫跳进甸安河中，在追击日军的机枪扫射下，几乎无一生还。
日军随后对各村进行大搜捕，抓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绳子串起来，集中到甸安河边的几个禾场上屠杀。
曾田吉一出生在岛根县出云市上岛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成为第三十九师团二三二联队第二大队第四小队的小队长，驻扎在湖北省当阳县的老场。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被关押在苏联的卡扎夫斯坦共和国挖煤。一九五〇年七月，被转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九五六年夏，被释放回国。
曾田吉一在“认罪书”里写道：
一九四三年五月上旬，在江南歼灭作战中，对被追得走投无路的约三千名国民党士兵，我率领重机关枪小队进行了疯狂扫射。
到了夜里，我的部下在担任作战地带警戒时，抓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国民党散兵。先送到情报班审讯，然后把他带到院子里，我当着梅田上等兵的面，一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因为这是第二次，完全没有第一次那样的心理包袱，甚至一丁点儿的恶心感都没有。倒是内心充满一种满足感：这下可在梅田面前露了一手(4)。
三天杀三万，日本华中方面军第十一军创下了一个纪录，一个挑战人类暴力极限的纪录。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第六战区《阵中日报》记者袁琴辛来到厂窖，他看到的是“两岸烧焦的船，像晒鱼一般地摊摆着”、“厂窖河里的死尸，简直使船只不能通过。只要船身一动，前后左右都会翻出死尸来，腐烂的肉浆，会将船身四周粘着。草草掩埋的尸体，数十人或百余人共墓一穴，到处都有。现在经过，犹闻臭气，骸骨且有被雨水冲露在外面的，真是悲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