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成都，就要离开大陆了！”蒋介石的语气不无惆怅、惋惜。励志社北楼上，他站在窗前，长时间凝望着在夜幕和微雨笼罩中的成都。几星灯火在夜幕中闪烁游移，磷火般明明灭灭，冷雨打窗，极目望去一派凄迷。

“爹爹！”蒋经国关切地说，“我们明天一早就走，什么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早点休息吧！”

“不！”情绪从来没有今晚这样消沉、惆怅的蒋介石说：“经国，我要去最后看看成都。”

“爹爹！”蒋经国惊讶了：“这么冷的天，外面又在下雨，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去机场了，就不去了吧！”

“不，我要去。”蒋介石很坚决。此时此刻，他有一种无尽的眷恋需要排遣。蒋经国只好赶紧作了安排。

午夜时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上了那辆高级防弹轿车。另外二辆外观一模一样的轿车里，坐的是蒋介石的侍卫官们。三辆轿车首尾衔接，进了少城。蒋介石靠近车窗，用手拽开一点窗帘，目光竭力透过眼前迷迷朦朦的夜雨，想将这座饱经忧患、九里三分的历史名城看得清楚些，再清楚些。街道上，有些路段淌着一滩滩的水，在黯淡的街灯照耀下，泛着昏黄的鱼鳞似的光波；车辗过，水向两边溅起。祠堂街阒无一人。街道两边，在一排排整齐的梧桐树、芙蓉树后，鳞次栉比大都一楼一底青砖灰瓦的小楼房都睡过去了。这之中，有戏院、茶楼、酒肆，但更多的是书店、报馆。这条充满了文化气息，流露出这座城市丰厚文化底蕴的长街，在沉沉的夜幕中沉睡，显得格外幽静。而在祠堂街一边，隔着一条波光粼粼的金河，是颇为有名的少城公园。园中深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利剑般插入云天，散发着一种悠久而沧桑的历史韵味。视线中出现了一个打更匠，披着蓑衣，佝偻着身躯，迈着蹒跚的步子，打起更来，这就越发显出夜的深沉。

“爹爹！”经国在身边提醒一句：“少城已经过了，我们该回去了吧？”

“不！”蒋介石吩咐司机：“将车开到枣子巷，我要去凭吊戴公，戴季陶先生。”声音里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

一行三辆轿车，首尾衔接，顶着成都冬夜的凄风冷雨向西，向西。

蒋经国知道爹爹对戴季陶那份特殊的感情。凭着依稀的记忆，一位身材单薄，面容清秀，举止儒雅，博学多识，谈吐诙谐，穿一身浅灰色长袍，脚蹬一双浅口布鞋，操一口四川成都话，颇有学者风度的中年人恍如眼前。爹爹早年留学日本时，与戴季陶既是同学，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蒋经国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一桩传闻轶事，说那时爹爹与戴季陶在日本合租一间房子并用同一个日本使女。使女肚子里有了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一看就知是戴季陶的。但戴季陶不敢要这个孩子，因为戴先生是有家室的，而且夫人是个“河东吼狮”，戴先生惧内。

这个孩子只好爹爹要了，这个孩子就是以后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像貌英俊，去德国学过军事的弟弟蒋纬国。

戴季陶过后是党国数一数二的理论家，且对爹爹耿耿忠心。

年前，深受爹爹器重、赏识的陈布雷、戴季陶眼看大势已去，无力补天，二人竟双双自杀以明心迹。

1948年11月12日，终身跟随爹爹，有“天下第一笔”称誉的陈布雷，服下大剂量的安眠药自尽。而戴季陶还在为党国百般奔走，他先是应邀去印度讲学，然后辗转去康藏，竭力拉拢各地土司为爹爹卖命，遭到这些土司的拒绝后，三个月后，极度绝望的戴季陶在成都枣子巷家中，采取了与陈布雷同样的方式自尽。

“经国！”爹爹的话打断了蒋经国的回忆和沉思。爹爹调头凝望着窗外一派潇索的夜景，声调哀伤低沉：“成都这个地方物宝天华，青山绿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人文荟萃。历代大文豪中，好些都是成都人，例如司马相如、杨雄、李白、苏东坡父子……纵然不是成都人，凡大文豪也大都到过这里。”说着又一一例举：如流寓成都多年的唐代大诗人杜甫、还有我们浙江的陆游……他甚至提到了近代四川出的戴季陶、张群、郭沫若……认为他们也都是名人。特别是说到戴季陶，爹爹特别有感情。

蒋经国知道，戴季陶其实一开始笃信马列主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819年出生于成都附近广汉县的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1917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戴季陶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国，最初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五四运动时，在上海主编过《星期评论》周刊，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

1920年至1921年夏，戴季陶对共产主义学说很有兴趣，与陈独秀等人往来密切，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活动。但是，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却拒绝参加。后来，他与共产党走得愈来愈远，竟致成了国民党的理论权威。

戴季陶相继担任过国民党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要职。1924年11月，孙中山离粤北上，他是随行要员之一。翌年3月11日，孙中山病危时，他是孙中山遗嘱九个签证人之一。他最终反对国共合作，鼓吹“纯正三民主义”，并在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那是一个专门的反共写作班子。1925年6月，他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7月完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著述甚多，形成了一套全面系统的反共的“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理论家。总之，后期的戴季陶与爹爹关系很深。

车停下来了。坐在前面第一辆车开路的侍卫组长陈希曾前来报告，戴公墓到了。

借着车前灯射出的一束雪亮的灯光，蒋介石看清了，“戴公墓”坐落在这城市与乡村接壤的一处荒寂的坟莹里。高高的一处土丘上，缠结的枯树与野藤在寒风中抖索。土丘前面有个红砂石碑，上面镌刻着“戴公季陶之墓”一行篆体大字。凄风苦雨曳打下的戴公墓好不惨淡凄凉。

蒋介石坚决拒绝了儿子和侍卫们的劝阻下了车。在黑暗中，他走进荒坟，站在戴公墓前揭了军帽，低头致哀，喃喃地说：“季陶，中正看你来了。中正对不起你。你好好安息，我来向你道别……”说着竟哽咽有声。

“爹爹，不要太悲哀了。”儿子蒋经国走上前来，附在父亲耳边轻轻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去机场了。”

蒋介石点点头，躬下腰去掬起一捧成都平原的沃土揣进荷包里。这才转身向座车走去。他走得很缓慢、很沉重，走得恋恋不舍。

一行三辆轿车调头往回开去，开得很快。蒋经国注意到，父亲似乎突然之间衰老了许多，疲惫不堪，颓然地坐在车沙发上，头往后抬起，靠在沙发高背上，再也无话，闭上了眼睛睡着了。一行三辆轿车拐上了去凤凰山机场的公路时，侍卫们这才注意到，他们的身前身后多了多辆轿车紧随保卫，显然，这是蒋经国暗中作的布置。

就在这个晚上，夜幕刚刚降临之际，玉沙街刘文辉公馆门前的警卫解除了。夜正黑，雨正紧。昏黄的路灯下，猛地窜出来一个黑影，隐身于公馆门外一个大石狮子身后东瞅西看。确信公馆的警卫解除了，心中大喜。他叫李大成，刘公馆的卫士。那天晚上，陈岗陵指挥部队攻打刘公馆时，他一个人最不地道，惜身逃命。之后，他仗着情况熟悉，三番五次想趁夜潜回公馆想打点启发，可因为门外有兵站岗未能遂愿，今夜，可以了。他在进去时，有些犹豫。这时，雨淋淋的小巷口现出一个上了些年纪的打更匠。为了壮胆，他让老打更匠陪他一起进去“弄两个！”说时很流地用两根指拇搓了搓，怕打更匠不相信，他对打更匠说，他是刘公馆的卫士。

老打更匠心动了，嘴也甜了些，袍哥语言一句：“那就陪你哥子去走一趟嘛。”

李大成轻轻推开刘公馆两扇沉重的黑漆大门。他们前后相跟，蹑手蹑脚向公馆深处走去。

刘公馆好大好深！大院套小院，石板甬道连过厅。远处，仿九曲流杯池中水流得淙淙有声。耸立在夜幕中的假山怪石，猛兽般峥嵘。风吹过，花草婆娑树木萧萧。不知藏在何处的猫头鹰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还有点点绿色莹光闪烁，不知是野狗还是野猫的眼睛，在野草枯蔓中时隐时现，很冷的细雨已经停了，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吧嗒！吧嗒！”两个人的脚踩在深深庭院中的甬道上，发出空洞的回声。天幕上亮出了曦微的白光，隐约可见的院中景象触目惊心：几株被迫击炮撕裂的百年古柏张着残枝断臂，像是重伤垂死的老者在哭泣。碎砖烂瓦到处都是。

转过一道假山，孽胆大李大成都吓得差点叫出声来。青堂瓦舍的四合大院里，横七竖八躺着六具尸体。这些在地上躺着的死人，他都熟悉，个个都叫得出名。而现在一个个冻得梆硬，蜷缩着，模样着实吓人。

“老汉，跟上讪！麻糖粘着胯了吗！”为了给自己壮胆，刘公馆卫士调过头来吆喝。

打更匠上来了。他领着打更匠径直奔左厢那间普普通通，很像是一间柴房的小平房而去。原封不动的这间小平房是刘文辉的藏金窟，里面地窖下窖有一罐翡翠。黄金有价玉无价。原刘公馆卫士心中喜极，心想，我李大成发财就在今夜。

就在李大成一把推开门，一脚跨进去时，“轰！”地一声巨响，天崩地裂中，刘公馆原卫士李大成和可怜的打更匠立时被炸成肉泥。

这是蒋介石临走时设下的毒计。可不谙刘公馆原卫士李大成和想发一笔浮财的老打更匠太性急，去打前站，当了刘文辉及其家人的替死鬼，救了刘家人的命。

晨光初露，凤凰山机场戒备森严，胡宗南部队的官兵里三层外三层，持枪警惕保卫。

八时正。蒋介石在蒋经国、谷正伦、沈昌焕和高级幕僚陶希圣、秘书曹圣芬、侍卫长俞济时等人簇拥下，步出机场休息室，向早就发动了的“中美”号专机走去。

忽然，两辆轿车驶进机场，向这边急驶而来。

“啊，他们来了？”蒋介石说时，大家转过了身。从两辆轿车上下来的是胡宗南、王陵基，他们赶来为委员长送行。

“啊，陵基，宗南！”身着黄呢军装，身披黑色防弹斗篷的蒋介石，干瘦的脸上挤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他从手上脱下白手套，率先向他的两个股肱伸出手去。

委员长主动同他们握手，令王陵基、胡宗南受宠若惊。

蒋介石让他的随员们都上飞机，只留经国在身边。他爷儿俩要单独同王陵基、胡宗南告别。

单独告别是仪式性的。

“拜托了、王主席！”

“拜托了、胡长官！”在“中美”号专机的巨大机翼下，蒋介石再次同他留在大陆“坚持反共戡乱”、寄予厚望的一文一武两位大员握手。王陵基、胡宗南分明感觉出，委员长的手在颤抖不已。

“再坚持一段时间，嗯！”委员长的临别赠言还是那句老话：“形势很快就会发生变化的。党国会铭记你们的勋业！”

“委员长请放心！”胡宗南将皮靴一磕，“啪！”地一个立正，与以往一样地精神。王陵基虽然也在说一些提劲的话，可眼泪在往肚里流。他知道，他的处境无法同胡宗南比。胡宗南手握重兵，什么时候抵挡不住时，说声溜，是很容易的事。而他王陵基，现在是活脱脱一个光杆司令，要想逃脱共产党的天罗地网谈何容易！他是极可能要被共产党活捉，要被押上绞刑架的！他是共产党宣布的战犯之一。

他从内心想对蒋介石说，“蒋委员长，我一辈子为你卖命，忠心耿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共产党来了是不会放过我的。我怕，带我走吧！”但王陵基毕竟是王陵基，正如他每次在公开场合说的那样，“陵基生前无陵基，陵基生后无陵基。”这时，还有一种声音他心中轰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国难显忠臣，正当其时！”因此，从他嘴里迸出来的话仍然铮铮有声：“委员长放心，委员长保重！我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

蒋介石为此感到欣慰。他向他的两位忠臣、重臣再次点点头，表示嘉慰、表示告别。然后和蒋经国一起转过身去，大步上了舷梯。站在舱门口，向王陵基、胡宗南挥了挥手，往后一退，舱门关上了，舷梯撤去了。

“中美”号专机，开始在长长的跑道上滑行。越滑越快，突然呼啸着腾空而去，很快消逝在成都冬天难得的炫目阳光里。

性能很好的“中美”号专机，在机长依复恩的娴熟驾驶下，在万米高空飞得很平稳。

从高空看大地。在机翼下绵延起伏的高山、大河、田野、村庄、城市，很快一掠而去，急速地往后退。被中国共产党占领了的广袤的中国大陆，还有机翼下的历史名城成都，很快就被云遮雾障，看不见了。

蒋介石端坐在舷窗前，面无表情，像老僧入定。

良久，他对坐在身边的儿子说：“经国，我们输了，输得太冤枉、太憋气，我不服这口气。到台湾后，待养精蓄锐，我要打回大陆去！”

“爹爹！”蒋经国的语气是不以为然的：“我以为，我们的两只眼睛不能只盯在大陆那边。要紧的是，我们的眼睛应该盯住台湾，盯好台湾。盯着我们的鼻子尖！”

蒋介石有些惊愕。这是经国第一次公开“反对”自己、顶撞自己，公开表明与自己不同的政见，甚至有些教训的意味。他调过头，仔细审视着自己的爱子。时年39岁的他蒋经国，一反以往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时戴顶鸭舌帽，穿件卡克服时随随便便、潇潇洒洒的样子，现在变得也像他蒋介石了：身着蓝布长袍，显得很老成。一张酷似生母毛氏略显胖的脸上，却有双见微知著的眼睛。

瞬时，蒋介石充分认识到，儿子已经成熟了。他喜悦地意识到，早年投身于共产党营垒，加入共产党，再从中杀出来的儿子，是党国，是自己最理想的接班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这话很对。因为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中饱含哲理。在未来的斗争中，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儿子，其道行必然比自己高明。想到这些，心中刚才的一丝不快消失了。他放心了。他又调过头去，望着舷窗外变幻无穷的浩瀚苍穹，正襟危坐。

这时，充溢于蒋介石心中的是对大陆无尽的眷恋。故国难舍，故土难离啊！从舷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太强烈、太晃眼。他随手将雪白的挑花窗帘往前拉了拉，身子随势靠在了舒适的高靠背软椅上。

高速前进、性能优越的“中美”号专机不断地被云层笼罩，又不断地穿透云层，往前飞去。而那些与飞机如影随形的白云则时聚时散，飘飘缕缕。云隙间，无数被飞机切割开来的阳光，上下翻滚，像是点点碎金。

不久，蒋介石进入了朦朦胧胧的睡乡。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空虚感和无法排遣的愁肠别绪在他的心中交替着升起、升起。他感到自己确实是疲倦了，他确实是老了。

四个小时后，蒋介石乘坐的“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这一天是1949年12月10日。不久，兵退西昌的胡宗南见大局无望，乘飞机去了海南；随后，飞到台湾，虽百般挣扎，但已失去蒋介万石信任，结局不好。王陵基更是东躲西藏，最后妄想经香港去台湾，当他乘坐的“永利轮”顺江到了江安码头，以为已经逃脱，只听船上响起了几声急促尖锐的“瞿、瞿！”哨音。随即，有人喊，“船上的旅客都不要动，检查！”王陵基情知不好，翻身而起，只见两个胸前佩带解放军公安字样的军人，在一位博士帽压得很低的长衫人物带领下，大步径直向他走来。

他想逃。可船泊在江心，朝阳已经升起，到处亮堂堂的，无法逃。那个身形似乎有些熟悉，礼帽在头上压得很低的长衫人物，带着两个身穿黄军服，打着绑腿，挎着手枪的解放军公安人员，站到了王陵基面前。他心中打鼓，瞪着一双绝望的眼睛，也不说话，呆呆地看着眼前的长衫人物。礼帽揭开，一张熟悉的面孔对他笑着――这人姓金，在他手下当过旅长。

“你看着我干什么？”王陵基脸色铁青，身上虚汗长淌，却还嘴硬，“我不认识你。”

“王主席真是贵人多忘事。”金旅长嘲讽一句，“我已投降了解放军，王陵基主席你就别装了。”两名持枪的军人逼了过来，他们手中拿着的手铐在闪光。

王陵基只觉得山旋水转。头“轰！”地一响，双腿一软，瘫倒在了甲板上――这一天是1950年3月3日。

成都是1949年12月30日和平解放的。最早在重庆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行政区政府之一，既是所辖省、市（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政区，重庆一直辖市及西藏）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西南地区进行领导。新中国没有忘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功勋，在最先以由解放军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班子中，副主席有贺龙、还有刘文辉。邓锡侯先是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后，邓锡侯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75岁。

1949年11月23日，刘伯承因另有任用，邓小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全面主持西南局工作。潘文华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1950年11月12日潘文华病逝于成都，终年64岁。中央人民政府发来唁电，遗体覆盖国旗，殡葬于成都武侯祠。

刘文辉先后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四川省委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获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65岁的刘文辉调任林业部部长，为中国的林业卓有建树，多有贡献。“**”中，他受到很大冲击，被红卫兵抄家，周恩来总理将他送解放军医院保护起来，1972年，刘文辉不小心摔断了腿，1975年发现患了癌症再次住院治疗。1976年1月初，刚出院的刘文辉得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极为伤心，强忍悲痛，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不久，病情恶化，刘文辉再次住进医院，6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遗著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他同刘湘一样，作为从古镇安仁走出去，升起来的璀璨将星，在横亘民国到新中国整个时期的政治军事天空中，都划出过闪光的色彩；书写过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