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南京，执中华民国最高权柄的蒋介石，就像长了三只眼睛，并不断施法。他的第一只眼睛，一直注视着1934年10月从四川漏出去的红军。铁流滚滚，无坚不摧的红军，在四川翻越了终年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一路征战，千辛万苦，历时两年，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6年10月到达共产党人刘志丹控制的陕北，并在那里开创了陕甘宁边区。不过，在蒋介石眼中，这时受了重创的红军不堪一击；人不过三万，人均五颗子弹。他派出他最为信任倚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最先晋升为上将的胡宗南率一色美式装备，约20万人的三个集团军的中央军，将红军团团包围在地瘠民贫的陕北。在他眼中，这是他一鼓作气全歼心腹大患红军的最好时机。这时全歼红军，在他看来是必然的，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

蒋介石把这桩全歼心腹大患红军的“美差，交给了少帅张学良，他这是要还张学良的人情。1930年，他联合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西北王冯玉祥、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北伐联军；他任总司令，他的嫡系部队为第一路军，其它挨次为第二、第三、第四路军一路北伐。在打倒直系曹锟、吴佩孚，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年前率军出关，住进北京紫禁城，大有一统天下之志，鹰扬四顾的的奉系大元帅张作霖，慑于北伐军威力，要求已占东三省的日本人援助。日本人趁机给他来个狮子大开口，讨要的东西太多。而多年来在东北大地上，在日俄争斗的夹缝中，像狡猾的游蛇游动其间，最终靠日本人的刺刀扶植起来的张大帅这时已尾大不调。他民族气节萌生，同日本人闹崩了。他甚至说出了“大不了这张臭皮囊不要了”的话。张大帅将北京战事交与儿子少帅张学良全权指挥，乘坐慈禧太后当年坐过的坚固无比，也舒适无比的蓝钢火车，携夫人亲信回奉天（沈阳）去镇堂子。一夜无事。第二天黎明时分，黑夜将尽未尽之时，奉天城遥遥望，风弛电掣的火车经过两道口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蓝钢列车就像被一剑击中要害的巨龙，痛苦得跳起空中绞得麻花似地――狠毒无比的日本关东军拉响了埋在两道口的巨量炸药，让大帅当日丧生。过后，少帅放弃北京，回到东北，智勇双全，百般机变，守住了父亲留下的家当基业。

蒋介石完成了他形式上的北伐后立刻翻脸。祭起“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支军队”的大旗，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痛下杀手，要裁减他们的部队，引起阎冯李白强烈反弹，旋即爆发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又称中原大战。战争双方棋鼓相当。双方打得精疲力竭之时，都把求助的目光瞄向关外的少帅张学良，寻求张少帅的帮助。这时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有20来万人，装备训练都是国内地方军中最好的。双方都派出说客去关外。最后，张学良被蒋介石的说客张群说动，引兵入关助蒋，战争胜利的天平一下倾向了蒋介石。由此，蒋介石对少帅张学良心存感激。当少帅张学良接受邀请，由奉天去南京时，为人向来傲慢的蒋介石竟亲自去下关机场迎接，沿途都是欢迎少帅张学良的大标语：“我们为什么欢迎张学良张少帅，因为他是民族功臣！”等等。在南京，有次蒋介石陪张学良去拜会汪精卫，汪不在家。蒋介石专门下车对汪夫人陈璧君说：待会汪主席回来，请夫人转告，张少帅来看过汪主席。蒋介石封张少帅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地位仅在蒋介石一人之下。

蒋个石的第二只眼睛，无奈地注视着已占东三省全境犹嫌不足，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南侵的日本人。为此，他正秘密地在上海与南京之间赶建一条“东方马其诺防线”，准备在关键时期与日本决战。

他的第三只眼睛紧紧盯着群山环绕中的天府之国四川，盯住四川王刘湘。他深刻认识并多次强调过四川的重要性，认为四川是中国首省，无论战略地位，人力物力，土地丰绕，山川形胜方面，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可比拟的。他是一心要将四川，从刘湘手中拿到他手中。

就在刘湘感到蒋介石对他的压力日紧时，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他的压力随之减轻。此事件的由来是：1936年下半年，驻镇西安指挥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的少帅张学良突然不打红军了，蒋介石气急败坏赶去督军。

蒋介石先到洛阳，这一天是1936年10月31日，恰好是他50岁生日。这天，从早晨起，全城鼓乐齐鸣，张灯结彩，军民同贺蒋委员长生日。全国军政显要尽可能赶来洛阳，向委员长献礼恭贺。全国民众为抗日损献物款购买的50架飞机，在空中排成五十字样，象征委员长50岁寿辰，在晴朗湛蓝的古都上空缓缓掠过。当天，蒋委员长是何等志得意满啊！他向全国发出通电称：“本委员长郑重宣告，在半个月内彻灭共党共军！”他声称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用牛刀杀鸡”、“毕其功于一役”。

接着，蒋介石飞赴古都西安督战。

然而，时年36岁的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一级陆军上将，手握重兵，坐镇西安围剿红军，并有胜算的少帅张学良坚决不肯打红军了。他对前来督战的蒋介石称：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中国人中国军队应该团结起来打日本！

蒋介石气得跌脚长叹，他说：“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啦，你真是不懂我的心啊！罢罢罢，你既然不肯打红军，那就把你的东北军拉到福建去休整吧。陈诚跟我来了。我让他指挥随后跟进的中央军去打红军！”并当即命令陈诚以军政部次长的名义，指挥、调动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蒋鼎文部，晋陕绥宁四省边防军总司令卫立煌部，共计九个师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准备接替张学良的部队剿共。

可是，就在1936年12月12日这个晚上，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事变的过程、激烈的战斗等已是公开秘密，这里不再赘述。要说的是很少披露的部份。在激烈的战斗中，年来一直护卫着蒋介石的蒋孝先被当场打死，蒋介石的卫队被灭。当张学良得知蒋介石从后窗跑了，被窝都还是热的，非常着急，当即给带队进攻抓蒋的副官孙铭九下达死命令：赶快带人挖地三尺地去找蒋委员长，务必找到！在明天九点以前若找不到蒋委员长，我要你的命！

孙铭九带着他的卫队，摸黑在后山上搜过来寻过去，反复寻找。可是，哪里有蒋介石的身影？其实，蒋介石就藏在附近半山腰的一个石缝里，外面生满荆棘，他们没有发现而己。

第二天一早，天微微亮了。华清池后山上遍披白雪，空气凛冽。借着微茫的雪光，一路搜索过来的两个东北兵，见一株荆棘无风自抖，其中一个兵“哗！”地顶上子弹，大喝一声：“什么人？”见无人回答，举枪就打。

“不要打，谨防打住蒋委员长！”另一个兵赶紧制止，适时用手抬了一下那兵的枪。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凶险地冲天而去。

“不准开枪！”随着这混合着浙江宁波味的北平官话，蒋委员长从洞中钻出来了。他狼狈之极，光着赤脚，衣衫单薄，手和脚都被石子和荆棘划拉出了血痕，索索发抖。两个东北兵吓了一大跳，赶紧向他立正、敬礼。

“去找你们长官来！”蒋介石怄起架子。

孙铭九来了。他对蒋介石敬了礼，胸一挺，大声说：“报告蒋委员长，我奉张副总司令的命令，来接你回去。”

“我不回去！”蒋介石勃然发作：“你就把我打死在这里吧！”

孙铭九顾不得多说，背对着蒋介石蹲下身去，对呆站在一边的两个兵大喝一声：“还不赶快帮一把！”两个兵上前，将坚持不走的蒋介石往孙副官身上一揪，孙铭九背起蒋介石就走。

就在孙铭九抓获蒋介石的同时，西安城内，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长安宾馆将蒋介石带来的军政部次长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西北剿共战区司令卫立煌和西北剿共司令蒋鼎文等12名军政大员悉数逮捕。

蒋介石被逮捕了，可是接下来该怎样处理，问题远比逮捕他困难。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杀蒋呼声很高。而在南京国民党上层，这时也乱作一团。素有亲日倾向、大权在握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主张戡乱，调大兵向西安逼来，飞机也飞临西安上空侦察、俯冲。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如事后宋美龄写信给蒋介石信中所说：“南京上层戏中有戏……”她指的是何应钦想趁乱杀掉蒋介石，取而代之。

在这个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派出以中共中央副主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从延安到西安进行调停。周恩来高瞻远瞩地指出：蒋介石杀不得！如果这时杀了蒋介石，就正中了日本人和投降派的奸计，中国就会大乱，中国就会国之不国！

少帅张学良最先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转而再三奉劝蒋介石接受中共和他个人意见：听取广大人民的心声。放弃剿共、改组政府、集中贤良；清除国民党高层中的亲日分子，释放关押在上海监狱中的抗日领袖；团结、联合中共和国内赞成抗日的各党各派。在这个基础上，立即宣布抗日！

期间，蒋夫人宋美龄不顾危险，不听蒋介石劝阻，带着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到西安看望丈夫。临下飞机，她将事先放在手提包中的一枝小手枪交给端纳，嘱咐端纳：到了西安，如果他们逮捕我，请你就用这枝手枪将我击毙。好在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西安事变，最终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了张学良代表中共给他提出的一切条件，并让宋美龄宋子文兄妹代表他在条约上签字。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要回南京了。少帅张学良不仅将他送到机场，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而且要亲自送他回南京，说是，他作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西安事变的发起人，有必要到南京去对方方面面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交待。蒋介石对他说：“汉卿，你就不要去了吧？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不理解你做的这一切，去了可能有麻烦。”可是，张学良坚持要去。这就去了。

这时，周恩来正心急火燎地驱车往机场路上赶。刚才，他在西安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余作潮家中谈事，孙铭九好不容易寻到他，将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事一说。周恩来闻言大惊失色，问孙铭九：“张少帅走多久了？”

“十来分钟。”周恩来当即乘孙铭九的汽车赶去。可是，迟了。他们刚刚赶到机场，蒋介石的那架专机，已经腾空而去，像只巨大的鲲鹏，很快升空，向着东南方向，转瞬没了踪影。

“汉卿啦，你这又是何必！”周恩来急得连连跺脚，目视着空中的流云，周恩来预感到张学良这一去凶多吉少；或许就是永别。

周恩来的这个预感没有错。张学良这一去，先是被送上军事法廷审判，然后就是幽禁，一直幽禁了半个多世纪，幽禁了张学良一生。

1975年9月，周恩来总理身患绝症，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仍时时刻刻关注着海峡两岸的情况，关注祖国的统一，关注张学良。事实上，在少帅去后的漫长岁月里，周恩来随时都提到张学良和他的功勋，称他是“民族的功臣”！中共高层一直对张学良此举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1月1日，就在张学良在南京被国民党最高军事法院提起公诉的第二天，刘少奇在延安发表文章，指出：“张学良的行动，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谈到西安事变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危险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举，则和平就不可能。兵祸连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人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很大的损害。”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从一份《文件反映》里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疾，且有失明的可能时，用颤抖的手提起笔来，批示有关部门查明情况，设法给张学良以帮助。批示完毕，他还不放心，特别在后面加了三个“托、托、托！”这是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他常年办公的办公室里所作的最后一份批示。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对刘湘无暇东顾，而刘湘又为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喊冤叫屈。1937年1月11日，他给何应钦发去特电中称：“至张（学良）杨（虎诚）当日动机如何，姑不具论，但能勇于改过，护送领袖回京，守法待罪，国民哀矜无事之心一时表现。盖认为大敌当前，御侮是否同心，真伪不久自判，正无庸预为逆臆，阻其自新。”刘湘此举，无异自投罗网，让蒋介石对他恨上加恨。趁着之后的一个历史间隙，蒋介石腾出手来收拾四川王刘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