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封市，知根知底的友人们喜欢将吕宏军和他的父亲吕江水称为登封的两代“太史公”。

《史记》这部巨著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做过西汉的太史令。修史撰志的太史令算不得什么高官，但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人都以修史为荣，并且都为这项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吕宏军的父亲吕江水1949年毕业于洛阳师范，他学的是中文，但是由于热爱绘画，所以他自己又选修了美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位在登封一所学校任教的老师由于具有绘画的专长，所以被组织上抽调出来创办登封县文化馆，并且担任了第一任文化馆馆长。

建国初期，登封的文物古迹归属文化馆管理，1951年第一次维修少林寺大殿，就是由他来主持的。他向登封县人民政府申请，划拨到了500斤小麦，算作少林寺大殿的维修经费。1959年，他担任了登封县文教局局长。“文革”中他被打倒，1973年之后再度复出，在文教局局长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84年。30多年来他对嵩山文化情有独钟，颇有研究，当他从文教局局长的职位退下来之后，又被请出来担任了登封县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

坐在登封“太史令”这个位置上，他萌生出了为登封县修史撰志的雄心。他发现自从清朝乾隆五十二年之后，登封两百多年来再也没有编过一部完整的志书。于是，他立志要给登封编一套史志，以填补这两百多年来的空白。

1990年，这套巨著终于出版，了却了老人的一桩心愿，赢得了史志学界的一片赞誉之声。

吕宏军出身于这样一个诗书之家，从小就生活在满屋满室的字画和典籍之中，耳濡目染的都是父亲所钟爱的嵩山文化。报考大学的时候，他很想学文博或者考古专业，最后却被北京师范大学的地方志专业录取了。1987年毕业之后，吕宏军先后在嵩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登封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作为市里的笔杆子，吕宏军深得领导器重。2002年，组织部门想安排他到乡镇担任领导职务，在别人眼里，这是一条通往仕途的捷径。可是，吕宏军却主动提出想去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朋友们一个个大惑不解：那是个无钱无权的穷单位，那是大家平时笑称的“丐帮”啊！

有位领导同志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深思熟虑，慎重选择。吕宏军坦诚地说：“去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是我已经考虑很久的想法。第一，我对嵩山文化有研究，这辈子就想做好这一件事。第二，我是学地方志专业的，我去了一定能把登封市的地方志工作搞起来。”

听了这番话，那位领导同志终于理解了吕宏军的想法，同意了他的要求。

吕宏军在政府办工作了10年，写了数不清的文件，然而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放不下他挚爱的嵩山文化。在这10年里，他利用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用史志的写作方法撰写了一部40万字的《嵩山少林寺》。他还想写出更多的史，他还想写出更多的志。此生当为嵩山作史作志——这才是他心之所往，这才是他专业之所在，这才是他事业之所求啊！

吕宏军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地方志办公室。吕宏军遇上了好机会，他去的时候，正赶上全国第二轮修志的热潮。从2002年到2008年，他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主编撰写了一部420万字的《登封市志》。这是一部纵贯古今的登封通志，从上古旧石器时代一直写到2005年。在河南省所有的县级市中，它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市志，并且获得了河南省地方志书“内容编写优秀奖”。

来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之后，吕宏军有了充裕的时间，他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博大精深的嵩山文化。吕宏军担任了嵩山文化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具体负责研究会的学术工作。

早在1987年，吕宏军就撰写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被组织分配到嵩山管委会工作。对于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吕宏军尚不甚了解，他凭着一股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吕宏军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绞尽脑汁，苦苦琢磨，终于拟出了申遗文本的草稿。可是草稿递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消息。后来才听说，是资金方面有问题，只好暂时搁置。

吕宏军并没有灰心，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潜心研究嵩山文化，参与了多项嵩山申遗的筹备和宣传工作。2002年10月，国家文物局邀请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协调员亨利到嵩山考察，吕宏军和宫嵩涛一起陪同讲解。吕宏军和宫嵩涛向亨利讲述了观星台和嵩岳寺塔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这位国际专家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声惊叹：“上帝啊，上帝，你怎么会制造出如此伟大的奇迹！”亨利认为，观星台和嵩岳寺塔这两座历史建筑中的任何一项都有资格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

2006年，嵩山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开始启动，吕宏军立刻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

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价值包含许多内容，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帝王祭祀封禅文化。吕宏军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不仅弄清了帝王祭祀封禅中岳的基本情况及特征，还整理出了嵩山历史上亲至和遣使祭祀封禅中岳的73位帝王的文字材料。

在嵩山历史建筑群中，古塔建筑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吕宏军研究并整理出了嵩山262座古塔的基本情况，为申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不仅如此，吕宏军还对以嵩山历史建筑为载体的天文文化、古塔文化、汉阙文化、帝王祭祀封禅文化、三教文化等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学术论文《嵩山特色文化》。论文充分展示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特征，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为了搞好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的基础工作，吕宏军还对在嵩山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武则天封禅活动进行系统研究，撰写了学术论文《武则天中岳封禅并金简再考》。

2007年7月16日，吕宏军正在洛阳参加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忽然接到吴福民市长从登封打来的电话，要吕宏军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吕宏军解释说，我这会儿正在洛阳开学术研讨会。吴市长说，那你赶快回来吧。吕宏军说，我是代表团团长，要在学术会上宣读论文，还要代表登封在会上发言。后天才能回去。吴市长说，发言一结束你就赶回来，要派你去郑州那边写申遗文本呢。

2007年7月25日，吕宏军和登封的同伴宫嵩涛、常松木一起坐在郑州嵩山饭店的会议室，参加郑州市文物局召开的关于嵩山申遗文本编制的讨论会和动员会。郑州市文化局局长齐岸青在会上宣布，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要拿出申遗文本的初稿。吕宏军听了大吃一惊，他知道依照国内的惯例，写出申遗文本起码要用一年以上的时间，最长的甚至用了整整八年。

一个月拿出申遗文本，时间实在是太紧太紧了！

顶着沉重的压力，吕宏军接受了上级分配给他的任务：撰写申遗文本中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背景部分。

吕宏军深知这是上级领导部门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作为嵩山文化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撰写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背景当然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吕宏军绞尽脑汁，终于拿出了一个草稿。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先生看了稿子之后，认为此稿缺乏一个贯穿性的主题，所以很难将八处十一项建筑群统一和串联起来。郭旃先生建议：是否可以选一个共同的主题，例如，嵩山历史建筑群的神山文化背景？

郭旃先生的意见启发了吕宏军，他认真琢磨，在“神”和“圣”两个字之间反复掂量。这两个字，意思相近，但是“神”这个字宗教味道太浓，“圣”则似乎更为合适。经过大家讨论，吕宏军最终以“嵩山历史建筑群的圣山文化背景”为主题，重新起草了文本的文化背景部分。

大家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经过五易其稿之后，终于在当年的8月底将其完成。

此后，吕宏军又协助写作组进行了文本的修订及翻译工作，并且参加了嵩山历史建筑群保护区的划定及环境整治方案的制订。

也就是在2007这一年，吕宏军与耿直一起主持编纂了《嵩山志》一书。此书结束了嵩山三百年无志的历史，为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嵩山历史建筑群提供了翔实的可靠资料。

为了向在校学生全面普及和宣传申遗知识，2008年4月，吕宏军指导教育部门编写并出版了《嵩山历史建筑群读本》一书，分发到了全市所有学校。

2008年6月，吕宏军协同有关部门完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拉姆齐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的验收工作。

2008年11月底，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的文化背景提出的修改意见，吕宏军与起草组有关人员一起赴北京参加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文本的补充工作。他根据专家组共同研究的意见，执笔对文本作出了修改，将嵩山历史建筑群改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与此同时，他还会同起草组成员共同完成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补充文本的编写工作。

吕宏军还潜心研究，开展了以嵩山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与中华民族人类活动的关系、“天地之中”与中国的关系、“天地之中”与国家建都的关系等等研究课题。这些课题都是对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文化意义的深入开掘。

吕宏军还组织编印了《嵩山文化》刊物，为宣传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及嵩山文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2008到2009年期间，吕宏军应邀到登封市的各个部门、各个乡镇宣讲世界文化遗产及“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知识；

他与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和“百科探秘”合作，成功地制作编播了“神秘的观星台”、“武则天金简传奇”等文化专题节目；

他在全国十多家电视台和期刊杂志上介绍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

一时间，吕宏军声名鹊起，被人们誉为嵩山文化“首席学术权威”、“首席文化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