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第一章所述，人类经历了氏族联盟、自然国家、主权国家不同阶段社会治理的迭代、创新和不断演进的进程，在21世纪之初开启了面向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的多元治理。全球治理必然是从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关性不是最强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开始，因此必须从考察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切入点开始，探讨新时期的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新机会和新挑战。只有当全球经济治理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可拓展到社会治理领域、国际关系治理领域、政治治理领域，甚至是未来的新型“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时代。
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并不存在世界经济，也不存在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只有当以交换为基本特征的商品经济需要广阔市场时，人类才需要打破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进行跨区域和国家的经济连接和经济交往。
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于16世纪，距今已500余年时间，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及向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也在不断发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第一个商品经济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不断寻求利润最大化，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由于新技术革命兴起、跨国公司扩展、信息社会来临、数字世界的到来，今天的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经济全球化的萌芽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商业往来的开始。众多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寻找东方的黄金和市场，但不经意间，所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贡德·费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指出：“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发展速度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更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
具体而言， 14~15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萌生，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等城市，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此阶段已有所发展，纺织业中产生了由商人控制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厂。接下来，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开始，是以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期的“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线的开辟”作为标志，这两大动因使欧洲的社会、经济、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基本奠定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
其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辟了抵达亚洲的海上航线，麦哲伦率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人类第一次从知识上和经验上，真正认识到彼此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东西两半球相互隔绝的人类历史自此结束；同时，也为拥有航海技术的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以及从欧洲向更大世界的传播。全球性资本扩张成为可能，随之是探险与贸易的热潮。欧洲列强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一方面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打通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交往的通道：经济发展、文化传播都开启了国际范围的交流，各个部分的世界，逐步走进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时代。
人类的脚步，第一次从一个大陆跨越到了另一个大陆，实现了从草原、平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人类对地球有了真切的了解，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为经济全球化打下了空间基础；同时，“地理大发现”刺激了人类向海外开拓的强烈欲望，打破了故步自封、闭关自守的文化认知和历史传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更替了各民族的自给自足状态，开始跨洋往来。同时，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历史前奏。
二、经济全球化的壮大
到了18世纪中后期，从英国发端先行，欧美先发国家陆续以蒸汽机为动力、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启了迅猛的产业革命。因为机器大工业迅速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生产能力得以成百倍地提高。机器大工业所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能力不断创造出远超任何狭小的本国市场所能容纳的大量商品。
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从此到海外寻求商品销路，大量廉价的、过剩的工业产品打破国界藩篱，奔涌向世界，推动了国际大分工和世界大市场的形成，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伴随着欧洲殖民者对新发现的疆域的扩张、侵略和殖民掠夺，世界市场也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非洲等许多地区。各大洲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国际贸易的数量有了极大增加。
另一方面，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空间基础，那么机器大工业就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受益于最早启动的工业革命，英国工业生产量已远超过英国国内的市场容量。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品必须要销往国外，国内生产所需的大部分原料也需要依靠国外供应。在英国最大、最主要的棉纺工业中，这一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当时英国所生产的棉织品的绝大部分销往国外，棉织品生产所需的棉花来自美国、印度、巴西、埃及等国家。自然地，英国不仅成为世界消费品的主要供应者，也成为了生产资料——机械设备的主要供应者。
市场经济的本性，并不受限于国家边界。扩张性的经济和机器大工业是以世界市场为对象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这一时期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经济全球化的跃进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50多年时间，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都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标志性事件就是从“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从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革命”进入到以钢铁、石化、电器、机械、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革命”，生产力获得了新的、空前的大发展。电车、汽车、铁路、铁制轮船成为新的交通运输工具，电话、无线电、电报成为新的通讯手段，这些都大大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距离，为国际贸易的大发展又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凭借新科技革命所创造的新武器，西方列强们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扩张。至20世纪初，世界领土已被瓜分殆尽，资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展到新的领土、疆域，并形成了垄断性质的资本主义体系。 1914年“一战”开始，世界上几乎再没有与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相隔绝的土地和领域。
这一时期，西方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其势力范围也已经伸向世界各地，出现了垄断性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特别是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掠夺殖民地资源，不仅向殖民地大量输出商品，而且开始进行生产性投资，这些国家的国外投资已分布在亚、非、拉、大洋洲等地。资本输出的增加，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的扩大，标志着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从单纯商品交流的外在联系发展到了生产分工的内在融合的新型全球化阶段。
经济全球化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初的大约40年间，曾经出现过四个改变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一，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二，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大萧条；其三， 1937～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四，苏联、东欧、亚洲的一批东方国家摆脱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与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事件，冲击了经济全球化的既有进程和秩序。
这些历史事件给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都带来了重大甚至是巨大的影响，人们通过这些事件认识到，战争（不论热战还是冷战）和对峙只能损害全人类的经济发展，损害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即将胜利的同盟国各方协商成立了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以稳定和调节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分别是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从自发过程开始走向制度化过程。
另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出现了以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即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197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为止。这个阶段，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称为“黄金时代”，成为实现经济高度现代化的决定性阶段。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另一个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影响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苦心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亚、非、拉殖民地国家摆脱了不公正、不平等的殖民统治，建立起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同时也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形成了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也正是这种平等自主关系的产生，使得国际贸易获得了空前发展。多数国家都相信经济上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好处，贸易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跨国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将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关系又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交织着经济全球化受阻的现象，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孕育时期。
四、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动**，但同时经济全球化又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且预示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其突出标志为：以微电子、生物工程的大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进一步深化，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发端；跨国公司不仅在数量上、规模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其经营战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地体现在跨国并购的形式、数量和规模均有了重大发展。从人才的全球搜寻出发，许多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移向海外，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空前提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多数国家都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转轨，最终消除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后障碍，市场经济成为涵盖整个世界的经济体制；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职能、规模逐步扩大和发展，使世界经济运行日益规范化和规则化，实现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知识流的全球溢出和畅通。
所有这些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过程至此已经结束。彼时的经济全球化终极目标是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而“世界经济一体化”有赖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确立较为稳固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关系，其最终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1.贸易自由流动。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应当如同国内贸易一样，不受额外的税收、数额、区域等一切关税和非关税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2.资本自由流动。资本的流动如同在国内一样，不受任何管制地在全球范围内自流动；
3.在贸易自由和资本自由的双重条件下，应当实现各国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趋同或均等化。由于受到国家疆域、国家主权、关税和非关税、区域经济集团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和阻碍，至今生产要素还远未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最佳配置，因此，从“经济全球化”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程。[51]
五、超越经济治理，治理全球化的新阶段
（一）从“西方治理”到“东西方共同治理”
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贸易连年下滑，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以达到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最佳配置。这一时期出现了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的世界现象，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从过去“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全球化也从过去的“市场全球化”进化为“制度全球化”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全球治理”。
2008年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强化全球治理的呼声空前高涨，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机制的共识也不断增强。联合国因此发布《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的报告。报告指出，“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体制性失效以及经济决策核心的严重缺陷，而且，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紧随其他几场危机爆发的”，粮食、能源、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暴露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这些挑战面前，存在的严重弱点”。非常明显地，以往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决策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今天变化中的复杂多样的世界新形势，变革中的国际社会必然需要改革全球治理体制，从西方主导世界格局的单一治理维度向多元主体的“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地区层面。世界各主要地区在治理变革转型方面都有各自的痛点。其一,一度作为地区治理典范的欧洲联盟，在一波三折的主权债务危机中面临着治理机制转型的强大压力。其二,为推动非洲的团结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非洲联盟也在积极建设并完善制度。其三,成功维护欧亚地区安全的“上海合作组织”，随着成员国的扩大和区域性议题的扩展，在从有效的双边接触向多边合作转变中，也在积极探索改革。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几轮谈判的停滞和困境，一系列区域性贸易安排随之兴起。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官方与民间、公共与私人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在迅速发展之中。
机制层面。在上述形势之下，全球治理体制进入改革期。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全球治理制度，都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乃至重建的过程。令世人瞩目的积极变化是，在全球层面，G20强势崛起，并被广泛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国家”概念也得以机制化，并成为“当代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的重要载体”。
环境层面。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不断出现新的全球挑战，使得各种跨国社会运动和跨国倡议网络或者联盟纷纷涌现，它们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意图扮演重要角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国际组织，在肆虐全球、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和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僵局面前，也进行了重大结构调整与制度改革。[52]
（二）“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
近年，欧美国家由于受到“极端保护主义”“选举政治正确”等政治思潮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逆全球化”趋势出现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部分地区经济不平等现象长时间加剧，资源分配不公，社会主流人群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增强，大量的社会民心转向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将他们视为救命稻草，这在欧洲、美国的政治舞台上都有明显的事例。
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通过释放市场的力量，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蓬勃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在带来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贫困、冲突、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世界性严峻问题。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虽然经过8年多的调整，全球经济并没有迎来希望的复苏，反而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欧美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开始朝着“去全球化”方向发展。弥漫在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偏执地认为，现在需要封锁边境、强调民族主义，本国第一、管好自己。这事实上出现了一种“逆全球化”现象。
首先，各国的公共政策普遍失灵，导致经济低迷态势无法缓解。世界经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遭受重创。在其影响下，世界生产总值、贸易、投资均出现大幅度下滑。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开放程度更高，经济的波动也更为剧烈。
这期间，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相对减少；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各个国家本应该在经济全球化危机爆发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增强保护社会的措施，但由于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上升期形成了思维惯性，使他们关于政策的讨论仍沿续原有轨迹。政策惯性之下，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无法缓解经济衰退，还让社会中下阶层群体在各种无效措施的推行过程中相关利益再度受损。这引起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大面积流行。
其次，全球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富国愈富，贫国愈贫。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态度较为消极。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握有主导权。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照顾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但根本上仍主要体现着发达国家的更大利益。同时，发达国家依靠经济、技术、军事等多方面的先发优势，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相应的先进产品或服务，则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客观上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红利分配不公。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各阶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也不均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分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时占据了更多优势，而人数占绝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空洞”出现，导致不少工人失业或者被迫从事更低收入的工作。
此时，资本密集度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的替代，提高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所有者的份额。财富的“马太效应”突显，使贫富差距拉大。这也成为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抵制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并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最后，移民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纷乱的移民问题导致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全感和被遗弃感大大增强。以欧洲为例，移民问题的挑战更多集中体现在由于新移民与移入国的宗教文化差异较大，无法融入移入国的主流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移民问题在美国产生的诱因与欧洲不同，但结果类似，美国移民对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工人群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中，美国实际GDP总值在当年第三季度开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开始出现再次增长，与此相反，失业率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与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决定了美国选民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选民相比，更难以容忍经济的衰退。
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隐患，导致人民将矛头归咎于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同时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大面积兴起。
（三）“逆全球化”现象及长期不利后果
欧洲大陆过去几年的民粹主义源于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从民众到社区、从各个国家到整个欧洲层面的种种治理挑战，欧洲各国政府在为难民问题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寻找解决方案。更近的例子是，英国公投脱欧是民粹主义的一次集体爆发。究其后果，新移民和东道国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底层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失去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等诸多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
虽然精英阶层作为西方社会的统治阶层拥有规则的制定权，但作为权力让渡的交换条件，精英阶层有义务为广大普通民众谋求相应的福利。当民众对现实境况产生不满时，民粹主义就会被激发，更严峻的是，民粹一方以一种去制度化的方式来抵抗现有的精英政治。英国脱欧就是一次典型的民粹主义集体大爆发。这种情绪蔓延开来，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治气氛因此受到鼓舞，世界范围的政治民粹化趋势被加强。“逆全球化”趋势，极有可能在民粹主义推波助澜之下成为现实。
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使自由贸易理念边缘化。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阻隔了自己国家和他国的往来，可能短期内并没有带来太大影响，但长期下去，会使得全球经济陷入停滞。自由贸易有利于全球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行业参与者。减少自由贸易和“逆全球化”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一，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实现实质性突破较难。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当中。在此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核心诉求也差别很大，在WTO框架下全体成员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其二，自由贸易理念的挑战已由降低关税的初级阶段向更为复杂的技术性和体制性阶段转化。发达国家不断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增加技术性保护条款，互惠、稳定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更加困难。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已进行了近20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其三，更严峻的现实是，随着世界经济低迷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自由贸易理念被更多的国家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升级的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实施的限制性贸易措施多达736个，同比增加50%，是自由贸易促进措施的3倍。
“逆全球化”趋势揭示的问题应该引起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全球层面的高度重视，这一冲突提醒着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和矫正其他方面的失衡和偏差。[53]
经济全球化的确是一把“双刃剑”。习近平说过，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从哲学上说，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为事物存在优点就把它看得完美无缺是不全面的，因为事物存在缺点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全面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