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理，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

（一）基于物理世界的五千年发展史

人类在赖以生存了数万年的物理世界中，创建了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受到了环境的制约。数字世界的诞生延伸了物理世界中人的生存发展向度，是物理世界的映射，与物理世界具有同构性，进而也影响并重塑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表达。

人类在追求个体生存发展需要的实践中，不断的自我觉醒和自我确认，并在改造自然界对象的过程中不断地满足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发明与运用，都代表了人类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技术史与人类发展史的变革。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伴随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和发展也得以丰富和完善。归纳来说，过去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先后经历了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几个阶段，当下信息技术革命，正向着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深度渗透，塑造着人类生活的新空间和新秩序，拓展了国家治理的新领域，改变了人类行为和思维模式，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1．渔猎社会——人的原始性生存

人类诞生之初，自然力显得异常强大，人类归属、依偎并敬畏着自然，因而没有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意识微弱。尤其在漫长的渔猎社会中，自然的力量成为了影响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最大反对力量，因而此时人类的生存即是人的原始性生存，自然力作为客观性和必然性的规定性力量贯穿在人的生存发展过程之中。人类把自然拟人化为保护神，崇拜敬畏自然，正如当时的图腾崇拜即是对此的最好印证。人们不敢相信自身具有的实践能力，宁愿将收获归功于神秘的巫术，原始人在自然面前渺小而卑微，尽管当时的人们正在开始产生自我意识，开始有意识地明确自我的需求和行动的意向，但人们将自我的渴望和需求寄托给了自己神化的对象，时时制定各种禁忌律条来自我约束和限制。事实上，此时的人类已经开始借用一些简单的手工工具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如原始的棍棒、石块，以及200万年前普遍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石器技术，石刀、石斧、石锥等生产工具已经成为人类天然的或最原始的劳动工具。

在渔猎社会，人类认为自然力与自然规律是不可超越的，人只能是一种渺小而又受限的存在物，自卑地向大自然乞求庇护和保佑，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要求人只有增强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确证自己的主体性，确证自己自由能动的类本质，以原始性的生存样态艰难地维持着“类”共同体的生存。

2．农业社会——人的有限性生存

农业社会土地等自然资源成为重要的发展要素，人类的生存以耕种为显著特征，技术虽不能完全决定人的生存，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类的具体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直接改变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主客体关系。随着金属制造技术的发明以及金属工具的创造和使用，畜牧业和手工业分别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完成了两次社会大分工，使得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此基础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个时代生产力水平最直接的表现即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在这一时期，人类发明了锄头、刀、犁、耙、斧等工具，并开始使用马车和牛耕，同时也发明了辘轳、翻车、石磨、织机等生产和生活工具，并在社会实践中广泛应用。技术的发展弥补了人类自身的局限，实现了人身体局部功能的有限性延伸，缓解了人类的体力劳动，此时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个体逐渐成为具有创造力和自我意识的能动主体。

在农业社会里，人逐渐成为积极思维着的认知主体和能动创造着的行为主体，利用手工工具对自然进行有限度的开发，人的主体性逐渐得以确立。但在自然和人身依附的双重束缚下，人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人尚不具备独立面对自然的能力，只能相互依赖才能生存，进而形成了以血缘、地缘、宗法和等级为媒介的群体交往关系，天然产生“原始敌对情绪”人的个体生存不仅受制于自然，也受制于社会。建立在低水平的物质生产力和狭隘的物质交往活动经验基础上的技术有限性发展，制约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

3．工业社会——人的技术化生存

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以蒸汽机、电力技术和集成电路的发明为标志的三大技术革命，三次具有全局性的技术变革不仅将工业化浪潮推向全球，而且为人类开创了工业文明时代，记录着人类实践能力的进步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蒸汽动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机械化生产成功地代替了手工作坊生产，标志着人类从农业社会开始进入工业社会。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激励并推动着人们对技术创造和使用的热情。在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的同时，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进一步深化，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剧烈变动，直接引发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进入19世纪以后，电力被广泛运用于动力生产、生活照明以及通讯交通等领域，一个崭新的电气时代就此诞生。人类利用法拉第、麦克斯韦创建的电磁理论，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19世纪60年代近代德国科技之父西门子成功制成实用的发电机，后电动机开始用于工业生产；19世纪80年代，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19世纪末，美国建立了大功率的发电厂，与此同时，电灯、电报、电话、收音机等相继诞生，人类社会实现了第二次技术革命。

技术革命越是彻底，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越是巨大。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在机械化、电气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向自动化的转变。以电子技术为主导以及核心的技术体系应运而生，尤其是集成电路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电磁控制系统所存在的体积大、速度慢、灵敏性低等缺点，极大地冲破了技术推广和现实运用过程中的限制。自动化的实现成功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自我超越过程中的关键性胜利。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产品的丰富，客观上拓展了人的交往活动范围，改变着人的现实生存范围和生存方式。

技术革命实现了人类从手工化生产走向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生产的不断突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人类进行自我意识觉醒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

（二）应运而生的数字世界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将遵循着信息数字化、数字网络化、数据可视化、应用智慧化的进程递进发展，并将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信息服务为抓手、以网络为数据平台、以大数据应用为目的、以人工智能等算法为工具，实现新型社会的政务便民化、生产智能化、服务个性化、经济高效化、生活智慧化，为人类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空间——数字世界。

1．数字化

数字化是信息处理的一场革命，指使用0和1两位数字编码来表达和传输一切信息的一种综合性技术，即将物理世界人、事、物的各种模拟信息都变成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可以无限地传输、复制，而质量不会受到任何损害。由于信息技术的基础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而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基础则是数字化。

当信息逐步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数字化是数字世界的基础构成、是数字经济的生产资料、是实现智慧化的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2．网络化

互联网的诞生使得计算机成为连接整个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电脑不再是一台一台孤立的机器，互联网开启了人们的工作、购物和休闲活动的新模式，彻底地打破了人们对于固定工作场所的依赖，使整个世界成为即通有无的信息共同体。真正地把人们带入了可以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的新境界。网络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人们之间信息传递的速度，使全人类的资源共享、信息交流成为可能。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则无疑真正将互联网的网络触角延伸到了每个人的手中，极大地实现了人的随时随地随心在线互联。 1G开启了通信模拟时代， 2G开启了手机数字时代；3G标志着手机上网时代的普及，手机上丰富的应用让用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成为个人智能终端；4G数据速率得到大幅提升，全面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模糊了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边界。时刻在线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移动互联网的网络覆盖更加广泛且网眼更加密集。而当全球4G建设部署方兴未艾之时， 5G也随着新型技术和网络架构的研究开发在全球开启大幕。 5G将实现低时延、高速率和大规模物联网连接，意味着网络能提供多样化的服务，让通信网络激发更多的创新和价值。这必将实现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走向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构建出一个全移动和全连接的社会。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网络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如果说互联网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延展了人的眼力、耳力和交往能力，那么物联网，则是实现了物与物之间的相连互通，成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全球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首先，物联网的基础与核心仍然是互联网；其次，物联网将互联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拓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使物与物可感知和识别并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相连。将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广泛应用于网络的融合中，也因此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物联网把互联网技术充分运用到各行各业之中，实现人与物的连接与感知，整合了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通过先进互联网科技，整合网络内的人员、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的管理和控制，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相互连接感知，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以更加高效可控的管理生产、生活，改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乃至价值互联网构成了网络化的图景。网络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

3．可视化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存储、传输、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步入数据化时代。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表达、网络搜索、消费记录、物品交易等等信息都被数字化记录和存储，构成海量、多样的大数据。所谓“大数据”，即“难以用常规的软件工具在容许的时间内对其进行内容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大数据的特征被归纳为：数据量大、数据类型繁多、流动速度快以及值密度低和真实性。大数据被认为是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基于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背景下的大数据，其重要性和作用已远远超出传统概念的数据。通过分析大数据，寻找相关性，发现规律性，增强预见性，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因此大数据被誉为未来社会的新“石油”和新“金矿”。

目前，大数据已进入商用、政用和民用三大领域，牵涉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通过“技术驱动”——“数据驱动”——“场景驱动”的迅速变革，大数据被认为有助于更敏锐地洞悉事件本质，产生更准确、更富智慧的决策。

当今，在国家的发展与竞争中，大数据已成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谁掌握了大数据，利用大数据实现真正的变革，谁就能赢得未来。第一，对大数据的处理分析已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第二，大数据是信息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新引擎；第三，大数据利用将成为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第四，大数据将成为降成本、增效益、促转型、稳增长的新途径与新动力。

大数据可视化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实现精确管理和对未来趋势的洞察，帮助提升政府决策的准确性、管理的科学性、规划的预见性、信息的对称性、结果的正确性。

4．智慧化

智能是人类所特有的区别于一般生物的主要特征，可以解释为人类感知、学习、理解和思维的能力，通常被解释为“人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通过观察、记忆、想象、思维、判断等表现出来”。人工智能正是一门基于大数据的研究、理解、模拟人类智能，并发现其规律的学科。目前，各种智能穿戴设备，家庭的陪护、安防、学习机器人、智能家居、医疗系统等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人工智能作为全球重要技术发展趋势，是全球科技新的战略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由三大要素构成：数据、算力、算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感器的泛在、大数据的涌现、电子商务的发展、信息社区的兴起，数据和知识在人类社会、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之间交叉融合、相互作用，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大数据有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在价格不变的基础上，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器件数目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提升一倍。人工智能发展所需要的计算能力持续突飞猛进。而伴随着数据基础和算力载体取得新的突破，类脑计算、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一系列的算法涌现出来，人工智能的到来水到渠成。人工智能现在尚处于技术萌芽阶段，仅仅是弱人工智能，但是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广大。人工智能将会扩展人类技能和智慧，把人的发展已带入一个新的阶段。

智慧化是指通过数字化治理实现智慧社会和智慧生活，是数字中国建设的目标。通过获取各种终端的数据，并在各种平台之间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从而实现数据的标准化与可视化，通过人工智能等模型算法和技术，以各种各样不同的需求为创新点，实现高效、赋能、智能、便利、智慧的社会治理。

数字世界诞生所经历的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慧化的发展过程，也可比喻成为挖金矿的过程：数字化是矿产的挖掘、网络化是采矿的通道、可视化是矿产的呈现、智慧化是矿产的应用产品。

（三）公民与数字世界的融合发展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人类能够把前人的活动及其成果作为自己实践的工具或手段，不断积累经验并把历史上创造的人类力量的总和纳入自身之中，因此，每一代人能够不断突破自我局限从事新的实践活动，并在不断利用工具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和发展个体的活动能力与范围。

今天，信息正变得轻易可得，以往权威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效应也在急剧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正在逐步缩小，信息化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差距，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人与人的互动不再是过去的垂直型互动，而转为点对点的分散互动，未来社会将更加接近一个信息均质化传播的数字社会。

包罗万象的物理世界，归纳起来不外乎“人、事、物”三个维度，而数字世界是物理世界的映射和副本。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解决了“事”的数字化、可视化、扁平化、透明化，使得办事更方便，行动更高效，出行更便捷。数字化还将碎片化、局部化、地域化、部门化的数据连接起来，打破信息孤岛，消除数据烟囱，推动信息共享，逐步做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

物联网正在解决“物”的数字化。随着5G的到来，二维码、无线射频、人脸识别等识别技术的日趋成熟，物联网开启了万物互联的大门。 “物”的大数据让所有物体充满智慧，成为通往智慧社会和智慧生活的必经之路。

“人”的数字化相对滞后。当下的“人”在网络空间可以拥有多重虚拟身份，但这些虚拟身份并不能真正代表现实中的人，虚拟与现实没有必然的统一连接。“网络虚名”到“网络真名”过程漫长，“网络实名”更是难上加难。症结就在于 “人”缺乏一张通行数字世界的身份认证。只有当公民拥有了真实的数字身份，才能在数字世界畅行无阻，准确高效地行使自己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包括办事“一趟不用跑”。而代表人的数字身份认证的“数字公民”，正是解决“人”的数字化的金钥匙。

当下“人、事、物”的数字化还很不平衡，特别是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数字化能力的不平衡还存在突出矛盾。“人”的数字化还没有应有的位置，还相当薄弱；“事”与“物”的数字化还没有聚焦到“人”这个中心来，这些短板需要尽快补齐。因为，只有“人、事、物”三个维度都实现了数字化，真正的数字世界才会诞生，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才能融合。

在这样一个信息均质化社会中，人人都有机会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人人也可以作为信息和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借助技术手段不仅政府可以广泛地在线调查民意，同时公民也可以实时和政府官员互动，在线表达并参与讨论公共问题，容易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社会需求。在信息社会形态下，政府的角色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由内而外发布指导性意见的权威管理者，也不再扮演知识生产中心和信息传播中心角色，而是渐趋转化为由外而内的社会信息融通者和智慧型社会公共服务者。

因而，人类在革新媒介技术、改造自我认知、提升主体地位的进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智慧、勇气与非凡创造力，无疑也是对数字时代人类探索自身主体性的最好诠释。

二、数字公民创新公共服务

数字世界从无到有、从低到高进化发展的每一小步，都与人类的交往需求密切不可分，伴随着交往实践不断延续、颠覆、改造、重构世界的过程，也必然转变人类原有交往方式并创造新的信息维度。

人类对自身及社会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过去，公民的一切活动都存在于物理世界，国家治理的对象也是处于物理世界的公民。伴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也迅速成为一种全社会的共识。在国家由单一的政府管理到多元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顺理成章。而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数据如何用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是数字治理的关键。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持续演进，政府政务发展所依托的信息技术手段正面临重大飞跃，不仅对产业发展、商业模式、媒体传播、金融服务等领域产生强烈冲击，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信息化发展的技术环境及条件，为政府政务发展提供了更为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提高政府管理效能、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提供难得的机遇。

政府所要转变的不仅仅是现有的工作方式，而更根本的是重塑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即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考虑他们需要什么、想要什么，然后设计和提供相应的政府服务，并努力去减少公众与政府打交道时所产生的摩擦和痛点，让他们享受更加便捷的生活。由此，实现数字化的国家治理核心目标在于推进以公众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改善服务体验，促进公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23]

今天，物理世界的公民已逐步走入数字世界，这是物理世界经过数字化映射的结果。人类在物理世界的所有活动都会在数字世界中表现出来，社会形态将被智能化信息技术重塑，每个人都会被契合其个性化需求的信息所环绕，物理世界的治理需要在数字世界同样存在，因此“数字公民”应运而生。

“数字公民”是每个公民在数字世界中的“副本”。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代表公民在数字世界中参与各类活动、行使各项权利、承担各种义务。在不改变现有政府条块化纵向治理体系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软重构。

数字公民理念的实践将通过构建从百姓需求出发，由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公共服务创新体系，协同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形成合力，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管理模式，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数字公民的诞生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激发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通过公民对社会的贡献，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共创、共享。

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公民”就是那个能撬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困境的支点。

三、数字公民助推社会治理

“数字公民”就是公民从线下走上线上的数字实体身份，这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基于实名认证环境下参与社会治理的统一入口，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快速感知百姓需求是社会治理的着陆点，数字公民理念的实践将实现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将公民在物理世界中的权、责、利进行数字化呈现，每个公民需求中的痛点、难点、热点、焦点问题，都可以被捕捉、记录、统计，公民在数字世界中变得可感知、可识别、可预测，从而便捷提供针对性服务，直击百姓内心深处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高效服务与赋能是社会治理的方向，实现利用实名制、多元身份认证等技术，帮助公民获得一张经过认证的数字世界通行证，并在此基础上融合地理、人际、政务、社会、经济、法制等多维信息，结合政府大数据开放和聚合，构建一个持续更新和优化的动态化个人数据库，保证数据鲜活有效；实现采取数字化技术，帮助公民方便地获得公共服务，还可帮助公民愿意参与、主动参与，以最便捷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不再需开会反馈问题、填写问卷调查，动动手指即可。

诚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数字公民使得人在数字世界中的身份可识别、可认证，人的行为轨迹变得可追溯，使得人的真假和人全方位的信息可被记载，从而可以建立健全诚信的社会体系，对人的监管更加容易和系统化。

基于此，身处数字世界中的数字公民必然会更加自律地规范自身的行为，从而避免自身不论是在物理世界还是数字世界中的行为对个人声誉产生不良损害。毕竟当人的行为可以被数字化且人成为数字公民后，其行为将会被迅速地数字化并进行广泛传播，一旦不良行为发生，信息所传播的速度将是过去物理世界的数十倍甚至百倍。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想为此付出代价，因此会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当全社会成员均具备此种觉悟时，人类整体的行为活动将更加自律。

百姓自觉参与是社会治理的目的，“数字公民”可以帮助每个公民以最便捷的方式有序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形成全民能参与、愿参与局面，从而推动政府与公民合作管理的善治模式。这个创新的善治模式不只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而是多元的、相互的。社会治理也将由传统行政化、科层化的单向治理逻辑变为双向协同关系，从而将传统粗放式、经验式的社会管理升级为以公民需求为导向的精细化、个性化、智慧化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社会治理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障碍在于公民数据的获取，数据的真实和有效性，虚假信息数据的甄别，网络空间的治理，新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都成为数字化治理的关键。

四、数字公民探索数字世界

数字世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选择性，是一个开放、多元化的世界，造就着人们的平等互动关系，同时也强烈地造就着个人能力、个人权利意识和人的自由个性。数字公民让公民进入了一个从未体验过的新世界，极大地扩展和改变了人类实践的方式与范畴。

数字世界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数字化与网络化、信息传播的扁平化与多中心化。由于信息识别、存储技术的进步发展和应用成本的降低，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被储存和被处理，人们的日常行为也越来越可记录、可监测、可预测，社会生活的互动性将越来越频繁。其次，每个社会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知识和信息资源得以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自由流动，每个人都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与流动，也使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走向多主体参与和多主体协商。

数字公民是连接人类生存的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随着数字公民的诞生，人的交往方式正在悄然改变。人们可以超越话语和文字符号，以自行规定和塑造的数字世界中的物体、信号，可以不受年龄、性别、相貌、身份差别的限制，更直接坦诚地自由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感情，克服许多传统障碍，包括不同文化的障碍，彼此尊重，相互合作，分散或整合人类智慧。数字公民使人类穿越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间的屏障，不仅超越了物理的四维时空，延伸了人类实践活动空间，而且张扬了人类主动求索、应对挑战的实践智慧，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空间。

公民在物理世界通过亲身实践感知政府的公共服务，但耗时耗力，活动范围也相对狭小；而数字公民是以一种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操作方式来参与，拓展了实践活动范围，不仅方便和丰富了生活，提高了生存质量，而且节省了人力、物力，创造了物质财富，也有助于许多全球性问题的缓和与解决。许多过去受到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制约而不可能亲身实践的领域向人类敞开了大门，过去必须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才能进行的信息交换，通过电脑或手机就可以很便捷地同时以文字、声音、图像获取和接受，借助数字公民人类可以实现跨越时空、跨国界、跨民族的交流与交往，也加深了“地球村”各个角落的人们在心理上的认同感。

数字世界和数字公民的诞生使得社会形态发生改变，使每个人正成为整个社会决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个体的决策都将被纳入到社会信息网络的整体之中，因此，公共管理决策的制定将越来越体现为不同民意之间的妥协。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完美的管理境界，应该像天地生成万物一样自然，管理者顺应自然与规律，被管理者各得其所，各尽本分，这就是“无为而治”，即“无为而无不为”。本质上就是告诉管理者应当妥善地驾驭和保护人才，让被管理者有充分发挥才干的机会与场合。此时，管理者不需要做什么，却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人的力量，这才是领导的艺术。

五、数字公民为人民服务

“数字公民”充分运用信息化整合对接各级政府的服务及社会服务资源，以大数据能力进行服务界面优化、形式创新、能力提升，为百姓提供高品质、低成本、方便快捷使用的服务交付过程。快速迭代、持续完善的“数字公民”运营体系，在不改变现有政府条块化纵向治理体系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软重构，让人民群众在家里、掌心就能办成事、办好事。

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是互联网时代不可逆转的需求觉醒。过去自上而下的政府服务，百姓的获得感始终停留在“差不多”层面。今天，百姓不再满足于某些局部便利，而期待一套由丰富的服务资源整合而成的服务平台。这如同没有高明的厨师，再丰富的原材料也做不成可口的菜肴，终究无法填满飨客欲望。

“数字公民”是一个不断挖掘、快速迭代、持续完善的运营过程，需要多元主体、专业团队及商业化运营机制。只有千千万万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运营和创新，百姓的“便捷感、安全感、幸福感、公平感和获得感”方能得到满足和提升。

数字公民作为数字化应用的底层基础，可解构当前互联网服务，实现应用服务和用户身份相分离，重构数字经济业态，将公民从数字经济的服务客体转变成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主角，进而引发数字经济新业态的诞生，这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数字公民的诞生，还数于民，公民有了数字身份和个人数据归集应用。当公民的需求可被感知、识别，所有数字经济商业体系将迅速围绕需求转动，产品设计制造迭代会更快速人性，商业活动会更高效有序，百姓的满意度将得到大幅提升。百姓也能享用精细化、个性化、主动化、人性化、智慧化为特征的完善的公共服务。由此构建的数字经济将充满活力，成为适应新常态、谋求新发展、塑造新优势的核心动力。

当前，全球化、信息化对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治理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组成。以百姓需求为导向，以公共服务为抓手，充分运用大数据打造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升级版，从共享到共建，从共治到善治，国家和社会治理必将更透明、更有效、更智慧。

【结语】

“数字公民”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正视未来社会发展中人在数字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人类历史已走过五千年，如果我们再畅想未来五千年，在人类发展的万年历史长河中，“数字公民”将是数字世界开始主导社会发展，成为主旋律的重要标志之一，并进而真正推动“多元”社会治理，乃至推动“全球公民”的诞生。

数字公民的历史意义重大深远，其一在于，在数字世界中，围绕着人的智慧、人性、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巨大的质变，而巨大质变的能量来源恰恰是几千年物理世界积累的量变。

其二，上古智慧诞生的源头可能是高维世界运行模式下的人类智慧结晶，而数字世界的诞生开启了次高维世界运行模式，人类智慧将以全新的方式改变世界，比如思考构架、思考规则、系统复盘与实时反馈等等。

其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物理世界中时延较长，往往有一定的时间周期，而在数字世界中也许是零时延，进入并行模式。

其四，数字公民在数字世界中治理的主体价值远远大于公民在物理世界中的价值。其原因是在数字世界中，人的生产力得到全面解放与数字世界的生产关系得到全面解放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五，数字世界推动人类进步的意义在于：全面解放世界的生产关系与全面解放人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