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耕生产的普及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唐虞之际，“上”和“下”、“阳”和“阴”这两对自旧石器时代原始先民渔猎、采集生产时就普遍建立起来的方向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依托于农耕生产建立起来的新的方向观念则日臻成熟。

据《易经·系辞下传》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又有《白虎通义·号》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在华夏民族的古代文献记载及民间传说中，多以神农氏为农耕鼻祖，并以距今大约6000年至5500年前的神农氏时代作为农耕中国的开端。

而事实上，华夏民族的农耕历史，远远早于神农氏时代。1979年，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及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旧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的时代被鉴定为距今7000年左右，1988年湖南澧县彭山头及后来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又分别出土了距今8000年至9000年的碳化稻壳和人工栽培水稻。而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区，伊洛河流域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开始农耕生产，耕地逐渐向上游扩张，至距今5000年前，伊洛河流域内的耕地面积已与该地区现代耕地面积基本相似了。所谓的神农氏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全面进入农耕生产的开端。

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

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是东亚乃至世界重要的稻作文化源头之一。这里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14000年至12000年前。在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前后，中国的稻作文化开始迅速普及，水稻的栽培面积迅速扩大，覆盖江汉、江淮地区。水稻栽培的范围也迅速北移，最远达到辽宁半岛和朝鲜半岛。这大约就是神话传说和史料中所称的神农氏至唐尧之间。

在《山海经》中，与农耕生产有关的灵怪崇拜随处可见，它们集中表现了时人对威胁农耕生产的水旱灾害的恐惧和困惑。如《南山经·三次》云：“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鱄鱼，其状如鲋而彘毛，其音如豚，见则天下大旱。”又云：“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与之相对，《西山经·三次》则云：“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又云：“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录，见则其国大水。”时人畏惧水旱灾害，但又无法解释造成水旱灾害的原因，于是创造了鱄鱼、顒、蛮蛮、胜遇等怪鱼、怪禽，将认知范围之外的自然规律视作秘密文化，加以崇拜，并可能期待通过相应的祭祀、献祭活动祈求风调雨顺。

在《山海经》的神话和原始信仰体系中，时刻显现着强烈的正邪相抗的意识和特征。在创造邪恶灵怪的同时，时人还创造了掌管降雨的神或主管降雨的巫师，即雨师、雨师妾，《海外东经》云：“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大荒北经》云：“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于降雨的多少直接关乎农耕生产，因此，在真正掌握降雨的自然规律和影响降雨的因素之前，时人通过塑造雨师、雨师妾的神话形象，渴望借助对自然神的祭祀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被作为神话形象记录下来的雨师、雨师妾在当时一定是氏族、方国内真实存在的专司祈雨的巫师，即便是后世巫文化逐渐衰落，祈雨也作为重要的民间仪式类型保持至今。因此，可以说，或出于趋利，或谋求避害，与农耕文化有关的自然崇拜、精灵崇拜的实例在《山海经》中不胜枚举。

在中国东中部地区，季风雨是主要的降雨类型。因此，除了雨师和雨师妾，时人还创造了能够驾驭风的自然神风伯。《中山经·洞庭山》有风伯之山，《大荒北经》亦云：“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雨师，敦煌莫高窟第249窟

雨师是东汉、南北朝时期壁画中的主要神话形象之一。例如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的代表第249窟中就有雨师形象。这个洞窟开凿于西魏，窟顶的壁画内容非常丰富，西坡画阿修罗，四目四臂，手托日月，**立于大海之中，水不过膝，身后是须弥山忉利天宫，两侧有雷公、电母、风神、雨师、乌获、朱雀、羽人；东坡是二力士捧摩尼宝珠，两侧是飞天、朱雀，下有胡人与乌获百戏，及龟蛇相交的玄武和九首人面兽身的开明；南坡画道教题材的西王母，乘凤车浩浩****地巡游天列，下方有狂奔的野牛，黄羊和虎；北坡画道教题材的东王公，乘四龙车，下方绘山林、黄羊等。

这一洞窟中的壁画便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神话相互融合的典型。

东汉祈雨摩崖《张汜雨雪辞》拓片

舞龙《宋江祈雨》

降雨的平均分布是农耕生产的理想模型，但以华夏民族文化核心区伊洛河流域为例，以相同的地理位置作为空间坐标，降雨量会因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而分布不均，而以相同的季节作为时间坐标，降雨量的分布也会因为地形的阴阳向背分布不均。因此，人们在通过塑造风伯、雨师并祭祀雨师的同时，也开始了寻求理性探索降雨奥秘、总结自然规律的历史实践。

风伯，重庆，大足石刻

飞廉，敦煌莫高窟第285窟

《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後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

降雨是由季风带来的，而季节的周期性变化和地形地势的变化都会对季风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降水量和农作物的生长。

因此，人们一方面热衷于依靠堪舆学、风水学寻找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以期通过地形实现区域内降水的集中。另一方面，无论是商方国还是同时代的夏，以至于更早的唐尧、虞舜和炎黄部落联盟，在《山海经》不断成书的先秦三代，华夏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以河洛平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这一地区地处亚欧大陆东岸，四季交替明显。其中，春季、夏季风增温增湿，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秋季、冬季风降温降湿，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相对于“风水宝地”的不可复制性，人们显然更渴望完善合理的历法，掌握更加精准的季节变化规律，从而把握农时，使农耕生产可以在更广大的地理范围内被推广。

《四明丛书——夏小正求是》（民国张氏约园刊本）

《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传统农事历书，原为《大戴礼记》第四十七篇。该书按一年12个月分别记载每月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其中尤以农业生产为重。内容涉及农耕、蚕桑、畜牧、采集、渔猎、染织、果树栽培及马的阉割等等。通常认为，书中内藏夏代资料。可据其所载天文内容考定，约成书于公元前350年的战国中期。

因此，出于创造、完善历法的强烈渴望，华夏民族开始有意识地捕捉以风为媒介的气候变化规律。与《山海经》禹游历神州的传说相似，《尚书·尧典》则记载了羲仲、羲叔、和仲与和叔为了确定春、夏、秋、冬的分界，为创建旨在服务农耕生产的新历法分别前往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的历史实践。在“上”“下”“阳”“阴”之后被建立的方位观念就是“东”“南”“西”“北”。和之前简单的、相互对立的方向观念不同，“东”“南”“西”“北”体现的是一个统一的、系统性的方位观念，一种抽象的、成熟的空间思维。而且这一新的方位系统与以往的“上”“下”“阳”“阴”不同，它从一开始的诞生就与时间的观念相辅相成。空间方向上的“东”“南”“西”“北”，分别对应着时间季节上的“春”“夏”“秋”“冬”，而据《尔雅·释天》载：“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方向上的差异又是以风作为区分标志的。这就同构了一个以风作为媒介的时空系统。

“东”“南”“西”“北”方位观念的参照物与“上”“下”的偶然性参照物和“阳”“阴”的普遍性参照物都不同，其参照物是遵循地球气象规律循环往复的季风。在更早的甲骨文刻辞“四方风”中，殷人就依据（东、西、南、北）季风在四季中的四种不同风向，命名了四种风，分别是协风、微风、彝风和伇风。而事实上，通过风向整合划分季节和方向的系统论思想的形成又远远早于殷商。

甲骨文卜辞“四方风”，国家图书馆藏

“四方风”是知名度极高的一件甲骨文文物，原系民国著名甲骨、青铜器收藏家、藏书家刘体智旧藏，1953年夏，售归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58年，又由该局拨交给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刘氏所藏甲骨，有两万余片，是民国时私藏甲骨的大宗。但就其真伪比例，一直众说纷纭。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去台后就曾撰文，在《甲骨五十年》中称：“关于其所藏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而这片“四方风”在学界也同样饱受争议。不过，著名甲骨学学者胡厚宣先生曾对它进行考证、考释，认为其“字体遒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与杜撰不同，应属武丁时期刻辞”。并在1944年发表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

“四方风”卜辞全文应为28字，因残只保存下其中的24字。胡厚宣先生的释文为：“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伇。”

在《山海经》中，无论是《山经》还是《海经》，都依据东、南、西、北的“四方”划定分章节。《山经》中言山之次第，均以“又东（东南、东北）××里”“又南××里”“又西（西南、西北）××里”和“又北××里”为线索。《海外经》分章节开篇均言“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海外南经》）、“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海外西经》）、“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海外北经》）和“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海外东经》）。《海内经》分章节开篇亦均言“海内东南陬以西者”（《海内南经》）、“海内西南陬以北者”（《海内西经》）、“海内西北陬以东者”（《海内北经》）和“海内东北陬以南者”（《海内东经》）。以上是《山海经》叙事中的“四方”方向观。《山经》中，每言河流支流的流向和归属，必称“东流注于××”“南流注于××”“西流注于××”和“北流注于××”。《海经》中，又有东海、南海、西海、西北海和北海。称世界之尽，《大荒东经》有“东极山”，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大荒东经》有“南极”，云：“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大荒西经》有“西极”，云：“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北经》有“北极天柜”，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计世界之广大，《海外东经》又云：“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此外，《大荒东经》有小人国，郭璞注曰：“《诗含神雾》曰：‘东北极有人长九寸。’殆谓此小人也。”郝懿行亦注云：“《列子·汤问篇》云：‘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凡此种种，足见时人已将“四方”的方向观念普遍应用于地理和地图的标记实践当中。

“四方”的方向观和“四方四季”的系统论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四方神。《海外东经》云：“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两龙。”（东方的神勾芒，长着鸟一样的身躯和人一样的脸，他驾乘着两条龙。）《海外南经》云：“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南方的神是祝融，它长着兽一样的身躯和人一样的面孔，驾乘两条龙。）《海外西经》云：“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西方的神是蓐收，他的左耳上盘踞着一条蛇。他驾乘两条龙。）《海外北经》云：“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北方的神禺彊，他长着人一样的脸和鸟一样的身躯，他的耳朵上盘着两条黑色的蛇，脚下踩着两条黑色的蛇。）

春官东方神勾芒，明，蒋应镐、武临父绘

夏官南方神祝融，明，蒋应镐、武临父绘

秋官西方神蓐收，明，蒋应镐、武临父绘

冬官北方神禺彊，明，蒋应镐、武临父绘

东、南、西、北分别有一位方向神，可由于“四方”的方向观来自于“四季”的历法，因此，诞生于“四方四季”系统论的四方神同时也是季节神：勾芒（也写作“句芒”）是东方神，又称春官。祝融是南方神，又称夏官。蓐收是西方神，又称秋官。禺彊也叫玄冥，他是北方神，又称冬官。到了春秋战国时，受到五行学说的影响，“四方”的系统论又被增加了第五个方位，也就是“中”。《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原有的四方神又分别对应了木、火、金、水，最后出现的“土正曰后土”对应着方位“中”。

水陆画《天妃后土图》

山西介休后土庙

“中”在《山海经》的叙事和地理地图的标记实践中也同样广泛出现，如《山经》中篇幅最大的属《中山经》。而《新书·属远》释“中”，云：“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北山经·三次》有“帝都之山”，《北山经·三次》和《海内经》有“幽都之山”，《海内东经》和《海内经》有“三天子之都”，等等。关于方向“中”所对应的方向神，虽然《山海经》并未直接指明中央神即后土，却有两条后土的记载。其一在《大荒北经》，云：“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其二在《海内经》，云：“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此外，《北山经·三次》和《海内经》所载“幽都之山”亦见于《楚辞·招魂》，云：“君无下此幽都些。”王逸注云：“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都者，中也，幽都为后土所治，可见后土便是方向“中”所对应的中央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