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括地图投影、方位标等基本地图要素的上古原绘《山海经图》和以东、南、西、北、中五方作为分章标准的文本《山海经》均表明：在《山海经》成书时，华夏民族已经具备了先进的方向观，并且开展了长期的历史实践将这一观念加以利用。

具体来说，《山海经》缘起的唐虞之际的大规模国土资源考察活动，禹或禹的部下自今山西南部至河洛地区一带出发，其足迹远远超越了黄河流域这一华夏民族文化核心区的范围。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考察活动，有赖于发达的方向识别能力。能通过对日月星辰和山峦水流的辨识，认清方位，确保考察方向不因地形的变化而偏移，这是成功考察的基础。

其次，考察结束后，禹或禹和伯益要将考察的结果以语言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文本《山海经·山经》的源头，它需要更多的思维层面的对方向和相关参照物的整理能力。当然，最重要的是《山海经图》的绘制，要把三维空间内的地理信息分布在平面上表现出来，这不仅需要三维空间中的方向观，更需要地图投影和方位标。显然，这说明《山海经》成书前后，华夏民族已经具备了先进的方向观和相当发达的空间思维能力。

方向的观念，属于空间概念。美国哲学家乔治·莱柯夫和马克·约翰逊通过对“隐喻”的研究提出了“空间方位”（spatial orientation）的理论，他们认为：世界的系统化是由概念完成的，而人类的第一个概念就产生于“空间方位”，这一意识则直接来源于人自身的躯体。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所载：“宓犠氏（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又据《绎史》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也就是说，在上古传说中，神农氏教会了人们种植五谷，这才使华夏民族进入了农耕文明。而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的是，在神农氏或黄帝之前，华夏民族或称之为华夏大地的远古先民们一定存有一个类似于《尸子》中所载如伏羲氏时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存方式以获取食物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中，远古先民若要采集野果，则首先需要总结果树生长和分布的方位经验，而若要捕猎野兽或者打鱼，也同样要了解野兽出没的区域以及鱼类生活的湖泊、河流的方位。由此，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原始先民对食物来源的空间方位开始了思维层面上的标记，显然这一思维空间标记有别于野兽通过气味而实现的为获取食物和**权的领地标记。《山经》在记述每一座山时，首先确定山的方位，然后标注该山范围内的矿物矿藏、动植物资源，记述山中存在的超出时人认知水平的“超自然”现象或事物，然后注明该山所属水系或河流流经及发源情况等。

对植物的认知直接来自于采集生产，而非农耕生产的经验积累。朝什么方向走，可以找到什么植物。找到某一条河流，就能在河里捕获某个品种的鱼。显然，方向观念和空间思维的成熟有利于人更精准地定位事物在自然空间当中的位置，而作用到采集生产，更发达的方位观念和空间思维能力又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在所有的空间观念中，最先出现的观念是“上”和“下”。空间的观念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因为任何空间观念都有赖于某一个参照物、坐标或坐标体系。而上和下这对空间观念的坐标具有典型的偶然性，用它们来定位的事物往往互为坐标，成对出现。

甲骨文“上”

甲骨文“下”

汉字“上”和“下”是最古老的指事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被创造出来，并普遍使用。指事字是一种抽象的造字法，也就是当没有，或不方便用具体形象描绘时，就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甲骨文的“上”字和“下”字呈现相互对立的字形，这种字形上的特征直接反映了这两个字所代表的观念的对立。这两个字完全是人为创造，不以描绘任何具象事物的象形为基础。这也显示了它们的字义指代的是一对抽象的观念，而非任何具象的事物。

另外，“上”和“下”的指事是相反的，但又必须是同时成立的。也就是说，因为认定了“上”指事“上”，所以才能认定“下”指事“下”；如果不能认定“上”指事“上”，那也就不能认定“下”指事“下”了。

在以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洪荒时代，人们充分总结了光照对植物的开花、结果所造成的影响。而采集生产的经验积累先是演化、总结出了植物分布的“阳”和“阴”，然后又延展到了植物所处的地理位置、空间方位上的“阳”和“阴”，最终演化成了“阴阳”的生态系统论。

因此，方位观念上的“阳”和“阴”虽然界定着山体和水流之间的具体地理方位，界定着区域内地理上的、相对性的“南”和“北”，可在本质上，它们的参照物还是具有普遍性的阳光的照射。在《山海经》中，“阳”和“阴”的方向表述也格外普遍。其中，“其阳”共出现88次，“其阴”共出现92次。此外，以上“其阳”和“其阴”的表述全都出自于《山经》，在《海经》中无此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