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内容缘起于唐虞之际大禹治水之后的一次大规模国土资源考察活动。因此，自唐虞之际至晚商东亚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的诞生，以及再晚至春秋时的王子朝奔楚，《山海经》的主要篇目在内容诞生之后经历过漫长的不著文学时代。在这个阶段，《山海经》主体的传承无法依赖文字载体，或者由于竹简、木牍和绢帛等物质载体的珍贵、稀缺，限于成本因素，可能在文字诞生之后也很难以文字作为主要的呈现方式。因此，除了口口相传的口头文学之外，《山海经》很可能存在图像的呈现方式。这也就是上古时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山海经图》。
基于《山海经》的成书时间和图像早于文字的历史，《山海经图》的存在具有推理上的可能性。同时，两晋时期的一些文献记载也可以为《山海经图》的存在提供旁证。西晋时，郭璞在以刘向、刘歆的十八卷《山海经》为底本作《山海经注》的同时，还著有《山海经图赞》。赞，是一种古代文体。《文心雕龙》云：“赞者，明也，助也。”即言赞是一种说明、辅助性的文体。《山海经图赞》是郭璞对《山海经图》的说明和评述，也是后世经学家训诂《山海经》的重要资料。它的存在说明，晚至西晋，《山海经》不仅以文字闻名，且有图像传世。东晋时，陶渊明读《山海经》，作《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中首篇诗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其中，“周王传”指的是西晋太康二年（281）在今河南汲县战国魏国墓葬竹简中出土的，后由荀勖校订的六卷《穆天子传》，而“山海图”指的就是《山海经图》。可见，东晋时的陶渊明也看过《山海经图》。
《归去来辞图》，传南朝（宋），陆探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东晋陶渊明不欲为五斗米折腰，离开官场，作《归去来辞》抒发己志。本幅即描绘《归去来辞》起首“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至“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一段。画中陶渊明载菊乘舟，家人欢欣迎接。陆探微为南朝宋画家，以善画人物故事闻名。
虎座鸟架鼓，东周楚国，荆州博物馆藏
两晋之后，《山海经图》佚失。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录·述古之秘画珍图》云：“古之秘画珍图，固多散逸人间，不得见之。今粗举领袖则有：《龙鱼河图》《六甲隐形图》《五帝钩命决图》《孝经秘图》《孝经左契图》……右略举其大纲，凡九十有七，尚未尽载。”其中，就有《山海经图》和《大荒经图》。可见，自上古流传而来，早于《山海经》成书的《山海经图》的佚失应在两晋以后、唐代以前。
此后，由于上古《山海经图》传闻的广泛流传，加之《山海经》自身的重要价值和文化影响力，后世重绘《山海经图》的画家、画工颇多。早期重绘本的作者有南朝的张僧繇，以及在张僧繇所绘《山海经图》的基础上再绘新图的五代、北宋学者舒雅。不过，这两个版本的《山海经图》也已佚失。流传至今的古代《山海经图》均为明清两朝刊印《山海经》时所配的插图，如明代胡文焕本《山海经》插图，明代蒋应镐、武临父绘《山海经》插图，以及清代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山海经》校本，均有插图。
《山海经》，（晋）郭璞撰，（明）蒋应镐、武临父绘
《山海经·南山经》，（晋）郭璞撰，（明）蒋应镐、武临父绘
上古原绘《山海经图》与今日流传的明清新绘《山海经》插图虽然都被称为“山海经图”，但图与图的性质已大相径庭。原绘《山海经图》与《山海经》相得益彰，是独立却不孤立于《山海经》之外的地图。《山海经》的文体归于小说，但主要内容所呈现的是以历史地理信息为基础，以自然物产、人文万象为延伸的上古中国人眼中的整个世界，其内容信息的积累来自于唐虞之际大禹治水之后的一次大规模国土资源考察活动。因此，在考察活动后，以禹或以禹和伯益为主的考察活动的负责人将考察的结果绘制成图，作为档案长期保存。上古原绘的《山海经图》是一套标注了历史地理信息、自然物产和幽魂灵怪的地图，它存在地图投影、方位标等基本的地图要素。与此同时，原始的《山海经》则通过语言以口口相传、父死子继的方式加以承继，直到文字和简牍等媒介条件允许之后，被后世史官陆续默写出来，并与《山海经图》合二为一。清代学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亦云：“《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
《巴比伦泥板世界地图》，巴比伦，大英博物馆藏
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巴比伦泥板世界地图》是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从地图中可见，巴比伦城不仅位于中间地带，而且被夸大了，亚述则被画得很小。所以，这幅地图应当是巴比伦人绘制的，反映了古代巴比伦人的世界观。地图最中央，有个圆点（即整个地图的圆心），没有文字说明。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指尼普尔城（Nippur），因为这个城市曾被生活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人视为世界的中心。
《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南京博物院藏
《坤舆万国全图》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第一幅出现美洲的世界地图，由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贡献。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利玛窦到达广州，自制《万国图志》。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到京师献图，深受明神宗喜爱。万历三十年（1602），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出资刊行，曰《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六年（1608），明神宗下诏摹绘12份，传于现世。此本原是六幅条屏，今装裱为一大幅。
明清新绘的“山海经图”是以《山海经》文本为基础的、无法独立于文本之外的插图，是基本以文本描述为基础的视觉创作。与地图定位的原绘《山海经图》不同，新绘《山海经》插图不仅全无基本的地图要素，其绘制重点也不在历史地理信息和相对客观、真实的自然物产，而是把《山海经》中神话色彩最重的幽魂灵怪当作主要的创作对象。
雕版
上墨
拓印
明代中晚期，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由于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学的发展，以书坊为形式的出版业迎来了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北京、南京、杭州、建阳等地书坊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徽州、苏州、湖州也成为新的出版中心。大量新兴资本的涌入为革新和推广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可能，也在无形中加剧了新的市场竞争，而新兴的插图小说、戏曲插图小说则因为既迎合了市民文学的消费潮流，又满足了读者的视觉需求而在市场竞争中异军突起，成为各大书坊的新宠。同时，图书插图的市场需求又极大地促进了明代中后期木版画的发展。以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为聚集地，明代的版画创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风格和版画流派。例如以福建建阳为中心的建安版画、以江苏南京为中心的金陵版画、以江苏苏州为中心的苏松版画、以安徽歙县为中心的新安版画、以浙江杭州为中心的武林版画等，明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版画流派无一不与区域内高度发达的书坊息息相关。一方面，书坊的插图需求为版画发展提供了充沛的资金，而版画的发展也为书坊在出版市场内的竞争提供了内容支持。
《环翠堂园景图》（局部）
李登题签，钱贡绘图，黄应组刻，新安汪氏环翠堂刊
全图高24厘米，长1486厘米
《环翠堂园景图》是明代万历年间徽派版画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存最长的徽派版画长卷。环翠堂是明代文学戏曲家汪廷讷所建坐隐园的主厅。全图以这一主厅为中心，描绘整个园中的景色。
环翠堂的主人，也是本图的出品人汪廷讷曾任两淮盐运使，亦是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以盐业发家后，汪氏不仅拜在吴江派首领沈璟门下，与汤显祖、王雉堂、李贽交好，常集当世名士宴饮于坐隐园中，而且斥巨资兴办书坊新安汪氏环翠堂，投身出版业。如此具有盐商背景的书坊出版商和书坊出版业投资人在明代中晚期的江南并不罕见。也正是由于大量资本的涌入，这一时期堪称中国古代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大量成本高昂、印刷精美的插图版图书也随之涌现出来。
《东园图》（局部），文徵明，明代晚期江南文人的世俗生活
以此为背景，早已失传上千年的“山海经图”的概念在书坊和画师、刻工的合作下，被重新包装起来。书坊纷纷开始雇佣画师、刻工，创作新的《山海经》插图，推出新的“全绘系”版本，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卖点进行销售。这一局面和背景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中期。
不过，由于新的《山海经》插图出自明代中后期江南书坊的画师、刻工之手，其文化渊源又脱胎于市民文学和商品经济，因此，《山海经》插图的绘制在风格上极大地受到了市民文化、世俗文化的影响。晚明士大夫的末世颓风、江南文人的城市娱乐文化日益瓦解着儒家社会“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道德，读者对于远古、上古时代本身的猎奇心理逐渐超越了对以禹为代表的先公先王开拓未知、放眼世界的虔诚膜拜。所以，新的《山海经》插图不再以地图为定位，不再以历史地理信息为基础，而是将绘制的重点全都放在了《山海经》的神话形象上，以幽魂灵怪的视觉塑造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吸引、取悦读者的眼球。
显然，这不仅完全背离了原绘《山海经图》的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的开拓精神，也曲解了原绘《山海经图》的本意。它使原本因大胆、朴素的想象而看似“荒诞”的《山海经》变得更加“荒诞”了。不过另一方面，这也促成了近代以来，以神话重新定义《山海经》文本的文化氛围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