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海经》的研究史上，《山海经》的作者及成书时代的问题分为两个认识阶段。自东周至南北朝，时人普遍认为《山海经》的作者为禹一人或禹和伯益二人，成书时代是先夏，即“唐虞之际”。自南北朝以降，后人开始质疑、反对先人的说法，并从不同角度加以考释，进而不断提出新的、各不相同的观点。关于《山海经》作者和成书时代的看法也由此产生了分化。时至今日，受到现代化以来跨文化研究潮流的影响，该问题的史学背景忽然从中国史延展到了世界史，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被放大了数倍，甚至十数倍。这也使得学界在此问题上的学术分歧陡然增大，并在无形之中为公众眼中本就神秘莫测的《山海经》又蒙上了一层文字之外的朦胧面纱。

依照时间顺序，最早以禹或禹和伯益为《山海经》作者，并以唐虞之际作为《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说法是后人据《列子·汤问》的记载做出的推断。在《列子·汤问》中，殷汤向其大夫夏革提问有关四海、四荒和四极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涉及了女娲石、共工氏、颛顼、渤海、大壑、珠玕于之树、僬侥国、鲲、鹏等上古的人、神、物产和地理信息等事物，这些信息均为《山海经》所记载。而文中夏革答殷汤问，对曰：“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后人据此认为禹行而所见、见而所作者，即《山海经》，并由此将《山海经》作者的“大禹说”上述至东周列子时。

《列子·汤问》

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可乎？”殷汤曰：“然则物无先后乎？”夏革曰：“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汤又问曰：“四海之外奚有？”

革曰：“犹齐州也。”汤曰：“汝奚以实之？”革曰：“朕东行至营，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犹营也。西行至豳，人民犹是也。问豳之西，复犹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故大小相含，无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也故无极。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于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

“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

“大禹说”最早的、明确的提出者是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其中也包括收集、整理散落的《山海经》，并重新编辑。后刘向亡故，其子刘歆继之。待整理编辑完成后，刘歆上《上山海经表》，于该表中首次明确提出禹是《山海经》作者的观点，云：“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此后，东汉王充于《论衡》中随其说，亦云：“禹主治水，亦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赵晔《吴越春秋》亦从之。

显然，今天看来，以禹作为《山海经》作者的观点是难于被接受的。而最早对“大禹说”提出质疑的，是两晋时著名的学者、训诂家郭璞。郭璞《山海经序》云：“盖此书跨世七代，历代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这表明，郭璞已经意识到《山海经》成书过程的漫长性，并非一人一时之作。此后，至北朝时，北魏郦道元注《水经》，作《水经注》，广引《山海经》所载地理信息共80余处。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缊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后人假合，多差意远。”这里，明确指出了《山海经》的流传经历了原作散失、后人假合的过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又据《山海经》文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以后的地名，指其绝非禹、益所作。由此开创后世通过比对历史地理信息和历史人物、传说信息拆分《山海经》，以章节为单位断代的先河。自此以后，古今学者对《山海经》作者和成书时代的“大禹说”均持反对态度，认为《山海经》非一人、一时之手笔，亦渐成学界共识。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铜龙牌饰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分属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墟斟鄩所在，由夏的第三代君主启之子、禹之孙太康营造。陶寺遗址则被认为是唐尧的国都。这二者的时代基本符合传说中《山海经》初创的“唐虞之际”。

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铜龙牌饰是青铜冶炼技术和石器加工（玉器加工）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是新石器文化顶峰时代的产物。制作该器物所使用的基本原料是铜矿石和绿松石。绿松石是铜矿石的次生矿，对绿松石的采集实际上是青铜冶炼发展延伸产生的。而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境内，偃师境内并没有铜矿和绿松石。这件器物的诞生依赖于跨地域的商品贸易和人口迁徙。《山海经》共记载了46种矿石、石材、玉种的名字及分布情况，这也印证了当时不断发展的金属冶炼业以及石器、玉器加工业对原料矿石在产量和种类多样性上的迫切需求。

在《山海经》的全部章节当中，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山经》所记录的地理信息、自然物产来自于唐虞之际大禹治水之后的一次大规模国土资源考察活动，其原作者有可能是大禹或禹和伯益。不过，由于已知东亚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诞生于殷商，禹所在的先夏没有可靠的文字系统，所以，这一时期的《山经》是通过不著文字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记录并长期承继的。同时，除了不著文字以外，图像的创作和流传，也就是《山海经图》也是《山经》的重要载体，它的出现也远远早于文字形式的《山海经》。

多数人认为，晚于《山经》出现的是《海外经》和《大荒经》。《海外西经》中有“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的夏后启形象，而《大荒东经》中有夏代时，商方国的首领商王亥“托于有易”的历史事件的记载。因此，《海外经》和《大荒经》可能分别出现于夏初、先商。由于当时同样缺乏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们和更早时就已经出现的《山经》一样，经历过漫长的不著文字时代。

《山海经》最后成书的部分是《海内经》，它的成书时间约在西周末期，或晚至春秋战国。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至周敬王元年（前519），周王室内部爆发了一场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动乱——王子朝奔楚事件。王子朝是周景王姬贵庶长子。周景王死后，周悼王继位。王子朝攻击并杀害周悼王。晋国攻打王子朝拥立周悼王之弟姬匄为周敬王。后来，王子朝立国五年而败，携周室典籍奔楚。王子朝携带的这批珍贵典籍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典籍、档案。这件事彻底终结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文化格局，使楚国代替了东周王朝成为与宋国、鲁国并列的文化中心。王子朝奔楚不仅促成了周文化礼乐制的文化下移，加速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周文化的崩溃，更使一批珍贵的三代典籍、档案佚失。其中，《山海经》原始版本或佚失，或被秘藏，抄本则随其它典藏抄本一同入藏楚国典籍馆。而《山海经》中最后成书的《海内经》一说便出自随王子朝奔楚的东周史官之手。在《山海经·大荒东经》和《海内经》中，均记载有琴、瑟。以乐器为礼器是周文化的重要标志，而乐器的大量生产又在东周之后，这是礼乐制度文化下移的产物。

《海内经》又云：“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相传，巧倕为唐尧时的能工巧匠。《吕氏春秋·审应览》云：“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上古时，人们把能工巧匠巧倕的形象铸在鼎上，以期戒除奇技**巧，却无法遏制礼崩乐坏的社会文化变革。《山海经》中常见有如共工之台、帝颛顼与九嫔葬等祭台和墓葬，而这些祭台和墓葬所祭祀和安葬的都是华夏民族重要的人文始祖，是时人崇敬、怀念的对象。《海内经》中所记载的巧倕的墓葬正好反映了时人对能工巧匠巧倕的怀念。显然，巧倕在西周时还是为《礼记》所不容的反面形象，而这种对巧倕的怀念，恐怕也恰恰是王子朝奔楚后的东周所仅有的。

铜编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王子朝奔楚事件是东周礼崩乐坏的重要标志，它对楚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并由此引发了楚文化对当世和后世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文化格局的转变，也使礼乐文化和先秦审美观在东周发生了由简约向繁冗、由质朴向奇巧的转变。《礼记·王制》曰：“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可到了东周，得益于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对经济的拉动，东周的生产力空前发达、物质空前丰富，这使祭祀的文化观由敬畏变成了骄奢，这令关乎礼乐的国之重器变成了诸侯王日常生活的奢侈用具。

自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先后有秦灭楚、汉亡秦。《隋书·经籍志》载：“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山海经》辗转流入汉宫，才有了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所云：“《禹本纪》《山海经》所言怪物余不敢道，而未言为何人所作。”可见，司马迁在编著《史记》时，是读过《山海经》的。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的形成，由国家主导的大一统的学术研究体系得以重建，加之张骞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开放、开拓的政治经济政策激发了时人探索世界的欲望，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山海经》自庙堂向民间的传播与《山海经》在民间的流行。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刘歆父子将搜集到的散落的三十二卷《山海经》编成十八卷，即今《山海经》流传版本的祖本。两晋时的文学家、训诂家郭璞又以此十八卷为底本作《山海经注》（今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尤袤刻本是迄今可见郭璞《山海经注》的最早版本，也是后世刻本的祖本）。

《山海经笺疏》，清，郝懿行笺疏

明清两代，由于经学、训诂学的昌明，《山海经》的研究迎来了新的高峰，《山海经》的全注、补注版本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明代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杨慎的《山海经补注》，清代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王绂的《山海经存》、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等。其中，尤以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实事求是，堪称乾嘉学派及古代训诂学的双重巅峰。三朝阁老、一代文宗阮元曾点评清代三家校本，云：“吴氏广注，征引虽博，失之芜杂。毕沅校本，订正文字，尚多疏略。惟懿行精而不凿，博而不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