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很爱自己的国家，也身体力行地为这个国家做了许多大事。在对外交往方面，他更是大力主张自重，用平等的态度跟各个国家进行交往，坚决反对崇洋媚外的奴才外交。对于国家的权益，他一辈子的主张就是即便被人抢走，也不能双手捧给人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因为人家可以随时拿去，待我们有了力量有了机会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拿回来。如果是我们签订了协约，自愿把权益奉送给人家，那就永远也没有翻过身来收回的一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张謇获悉中国中央政府将要跟日本签订秘密协约，一连给总统徐世昌和总理段祺瑞发了两封电报，苦口婆心地进行劝阻，他针对所签二十项条款，一一向他们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批驳，然后说：

凡此诸条，明目张胆，兼巧篡豪夺而有之，苟为中国人而良心未丧尽者，见之孰不皆裂……中国人为凉血动物，日本人亦丧心病狂。

张謇向两位国家领导人大声呼吁要保全国家的根本，反对割让东三省，他说：

人莫哀于心死，事莫痛于国亡。

开门而揖盗贼，盗贼何厌焉……

接下来，张謇对北洋政府责怪道：

若公然视国为私物，奉以予人，供人宰割；国之人，强者不必言，即至弱者，亦口有诛而笔有削。

1922年3月6日，日本国的宇治兵舰停泊在天生港。少佐麻田作三、大尉铃木义尾、土本峻一等一些日军随意在南通城郊进行狩猎，进入博物苑内到处乱逛，小鼠子一样这儿瞅瞅，那儿看看。突然闯入不怀好意的异类，这让南通的人民很愤怒：

“他们几个日本兵进入到我们博物苑来干什么？”

“想搞破坏呀？”

“赶紧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滚回到他们日本国去！”

像张謇这样讨厌日本人的爱国人士更是受不了，于是连忙向日本外务省致信，对他们说：“南通并不是你们所开辟的商埠，你们的军队擅自登陆我们南通，无缘无故地闯进我们内地，是非礼、非法的；刚刚进入春天就进行打猎活动，是非时，也是非法的。”

并毫不客气地斥责他们是：

则暴冒之后，趾高气扬，侵略之策，巧取豪夺。

张謇向他们提出严重的抗议，并严格要求给予擅入者严厉惩处。

为了弘扬民族精神，提高保家卫国的士气，民国初年，张謇在南通为明朝嘉靖年间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曹顶塑了一尊铜像。此铜像骑着战马，手提大刀，甚是威风，很显民族英雄之气概。有一次，有几个日本人闲游至此，看到了曹顶威武雄壮的铜像，见曹顶手提着的大刀寒光凛凛，感觉自己的脖子都有些发凉，心中害怕，不敢近前。回到住处后越想越觉得不安，心想如果中国人都像曹顶一样，那他们日本还有什么奔头？不如就此将那尊铜像砸烂！可是这里不是他们的地盘，何况那塑像的张謇也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他们便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们打听到张謇办企业此时正需要用钱，如果他们提出用巨款购买这尊铜像的话，说不定张謇会同意卖给他们的。只要卖给他们，他们不是想把这尊铜像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吗？

此时的张謇正像他们所打听到的那样，急需用钱，然而，他们所不知的是张謇在大事上毫不含糊。只见他微笑着对他们不软不硬地说：“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所倡导的精神，每个国家也有他们各自的尊严与骄傲。我们对日本兄弟民族所崇尚和习惯很是尊重，当然也希望日本的朋友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几个日本人听了，心里很是害怕，好像这张謇是看到他们购买这尊铜像的意图了似的，所以，他们再也不敢多言，急忙灰溜溜地告辞而去。

对于外国先进的东西，张謇始终是抱着积极学习的态度，比如西方国家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

1903年，他在日本东游期间，不辞劳苦，即使天气不好下大雨，也从不闲着，他走访了35个教育机关，30个农工商机关。在此过程中，连一般市民妇女的琐碎谈话，他也不放过，留心听记。沿路看到路边的小孩游戏，他也认真观察。在那里，他专门接触与访问了一批专家学者，虚心向他们请教，并真诚地聘请人家到自己的学校或其他单位当教师或进行指导。

宣统初年的时候，张謇参加南洋劝业会，在会议期间，他对一些外来的商业团体进行了热情而隆重的接待。会议完毕之后，他又南下北上，来回奔波组织中国商业团体出访国外。一直到了晚年他任职水利总长期间，还想着要“取夷长技”为我所用，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水利会议。

在闲暇之余，张謇总是教育自己的亲人晚辈以及身边的其他人，在涉外交往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国格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自己的人格。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张孝若说：“做事如果无损于人格，即便事情做得很艰难，困难重重，也不至于失败，即便是真的失败了，也不至于堕落；否则，做事不胜，人格也堕落了。”

他的儿子张孝若于民国十二年冬季出访美国，他不放心，就专门为儿子写了一篇《使行训》来告诫儿子，在出访期间要多学、多问、仔细思考、认真分辨，然后谨慎行事。待张孝若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屡屡去信对儿子给予指导：

儿见各国元首要人，务须诚笃谦谨而以礼自持，固不可亢，亦不可卑……

1922年冬，梅兰芳大师准备到美国演出，征求张謇的意见，于是给张謇写信。张謇收到梅大师的信后，马上做了回复。

在信中，张謇首先给梅兰芳指出，这次去美国要先确立一个主要目标，是为名还是为利。如果是为了名，就应当在心里弄清楚是为自己一人之名，还是为一个国家之名。然后很明确地说道：

为一人之名，则助少效薄；为一国之名，则助多效大。

然后，张謇为梅兰芳仔细认真地进行人员上的推敲，看看此行需要多少钱，还要他对西方人要尊重，对自己国家的尊严要维护等等。

从国外聘请来的对中国真正友好的人才，张謇全部都很优待。像南通师范与第一高级小学，曾经先后聘来过日本教师木村忠次郎、吉泽嘉寿之丞、西谷虎二、远藤民次郎和木造高峻等人任职数理、外文、体育和音乐教师。西谷一个月的薪水是一百块钱，远藤一个月是八十块钱，是中国教师最高薪水的两倍。他们若要自上海来南通，张謇一定会派人去接。其他如纺织和水利方面的国外人才，张謇都给予他们最优厚的待遇，生活条件也是特别照顾。

金沧江是朝鲜国的翰林院进士，在文史方面很有造诣。他来中国避难投靠了张謇，张謇并没有乘人之危，同样也是待如上宾，给他创造尽量好的工作条件，让他能够充分地发挥他的才华。他们两个总是在一起喝茶畅谈，交流学术经验，使金沧江一点也不感觉到寂寞，没有身在异国的感觉。因此，他也很是感激张謇，把张謇看成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知己。他也知恩图报，在中国专心从事著述，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