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和翁同龢的师生情谊是深厚的。

戊戌变法前的一天，翁同龢把张謇邀到家中喝茶。师生二人在一起说话都是坦**直陈，毫无忌讳，张謇也把自己的想法直言相告，两个人相谈甚欢，很是投机，直谈到天色很晚。谈话中，翁同龢禁总是禁不住称赞张謇的才华和睿智：“季直高才，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张謇也总是非常谦虚，在老师面前，哪能称大？他说：“哪里哪里，老师过于夸奖了。”

他们两人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真谈论将会遇到的种种困难……

然而，令他们两个没有料到的是人心难测，慈禧太后一党始终处于优势，原被圈到维新派中的人也不缺乏势力小人，比如袁世凯便是一个例子。就在翁同龢和张謇喝茶商量事的两天后，也就是4月27日，慈禧太后以非常快的速度，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令将翁同龢开缺回老家了。这使光绪皇帝的维新党派始料未及，一时弄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但又不得不服从。张謇当时在日记内记述道：

见虞山开缺之旨……所系甚重，忧心京京，朝局至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

这时候的张謇，自然很是忧心，不但为变法维新之事忧心，同时也为他的老师翁同龢担忧。他害怕他的老师会遭杀身灭门之祸。这月的30日，张謇借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之典故来劝翁同龢赶紧退出政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远远地去避祸。还写了一首诗送给他的老师，其诗是这样的：

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

潜绝弧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

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

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

诗中所说的“七年前约”，意思是说他们二人一起下江南过隐居的生活，不再过问维新变法之事，随时准备着离开这个险恶的京都。

翁同龢刚刚到常熟隐居十来天，张謇就又开始担心老师离开喧闹的官场会太寂寞而难以适应，于是，就对自己所在的翰林院告假说自己的大生纱厂还有很多的事需要回去处理，便离开了京都。

张謇离开京都后，并没有即刻回他们家乡南通，而是直接到了常熟翁同龢那里。此时的翁同龢住在虞山脚下的一个蓬茅草房内。师生见面内心都很激动，由于和以前京都的巨大差异又生出许多感慨。张謇进入翁同龢的茅草房后，向周围看看，房内甚是简陋，因此禁不住落下泪来。

翁同龢则一边激动，一边又怪张謇那么忙，实在不该这么快就赶来看他。他说：“老朽已经是无官的闲散之人，行将就木，你为什么要扔下纱厂专门来这里看我呢？”

说着，翁同龢眼里也溢满了泪，又感觉甚是惭愧。张謇又对他好一番安慰。

两人又谈起大生纱厂的事，翁同龢问张謇现在纱厂情况如何，张謇说：“如今纱厂已经步入轨道，情况尚好，无需忧心。”

翁同龢欣慰地笑了，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在京之时，季直曾要我为纱厂写一副楹联，然而，那时正为变法之事焦虑，未能题写，现在可做这件事了，于是当即铺纸研墨，写下了：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编我东南。

翁同龢一向写的是颜体字，很是浑厚有力。张謇看了这副气度不凡的大字，内心很是兴奋，由衷地赞佩老师的书法功力和文字造诣，也为自己日后办好这个纱厂走好实业救国的道路鼓劲加油。

此后的一年，张謇的事业做大做强，道路更加的宽广和顺畅。那一年，他从日本参观完毕回到上海后，便马上对自己的《东游日记》进行整理。然而，心中总是不安，时常想起在常熟隐居的老师翁同龢，不知道老师怎么样了。于是，便决定立即去看望翁同龢。

自从翁同龢隐居以后，心情一直不好，如此一年时间，身体就坏了。此时的翁同龢正是患病期间，好几日都卧床不起。见张謇来探望，心内甚感安慰，病也好了一大半。

张謇将《东游日记》整理出版成书之后，为了全面地向翁同龢汇报自己的救国思想，急忙命人星夜兼程将样书送往常熟老师隐居处，并带过去200银元，以及百合与鱼干等吃食礼物。这让病中的翁同龢欣喜万分，吃食礼物正是他隐居之人所需要的，张謇的书更是心灵的莫大慰藉。他手捧张謇的书信，激动得浑身哆嗦。

数日后，翁同龢看完张謇的《东游日记》，特地用心作了评解，给张謇寄去。张謇接信视之，老师写道：

凡所咨度，步步踏实；所记皆称综其大端切要。

这是老师对他《东游日记》总的评价。老师还向他诚恳地建议道：

可仿者其凿井、收羊二事乎……

师生之情溢于言表。

此事没过多久，翁同龢便因病辞世了。在辞世之前，翁同龢为自己挽道：

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今后吾知晚夫。

下面的话留给张謇来书写。张謇听闻老师翁同龢去世的消息，半天没回过神来，继而大痛，捶胸顿足地哭。哭罢，急忙擦眼泪前去吊唁。到了之后，又遵师命为老师写下生前未完成的挽联：

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

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