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8年6月，光绪皇帝正式颁诏变法，张謇回京销假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然而，那时他只是限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对于维新派“速变”、“全变”，甚至是不惜以发动宫廷政变流血进行变革的做法，他很不赞成。那时候，他说：“药过于苦了，吃药的时候，便很不容易张嘴。”

那时候，他屡屡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行劝说，让他们稳着来，不可轻举妄动，然而，事情远不是他一个人能够阻止的，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

张謇看到这些，心里很是不安。那一年的7月21日，也就是张謇正式复职的次日，张謇再次向翰林院告假，说自己的纱厂初办，事务冗杂，应立即回去办理，不然会半途而废。翰林院不想让他离去，可看他执意，也只好答应，准了他的假。在维新变法最为重要的时候，张謇就这么匆匆离开了京城的纷纷扰扰，回到了他的家乡。

就在张謇刚刚回乡没多久，京城里一下子乱了，慈禧太后反手一击，覆灭了维新一党，囚禁了皇帝光绪，将戊戌六君子推于菜市口砍头问斩。

张謇闻讯，唏嘘不已，好久不说话，心情也更沉重了。此后，他更坚信他的看法，不应当再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应当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当时他沉痛地说：“读书识字之子皆自危矣。祸至真无日哉？”

直到1900年8月，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攻进北京城，慈禧才意识到严重性，日夜寝食不安。思来想去，也觉得应当变法，于是在第二年1月，慈禧在西安发布上谕，再次决定变法，命令督抚以上的大臣们就这件事，认认真真地议一议，然后报上来。

在家乡一心办实业的张謇听说这件事后，坐不住了，也马上开始行动起来。他应当地总督刘坤一之邀，写就了《变法评议》。在这个《变法评议》里，张謇第一次提出了设置“议政院”和“府县议会”等新鲜的名词，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国家的最根本要害。

后来，张謇刻印了《日本宪法》。这是他到日本进行考察，后来又爆发了日俄战争，他经过慎重思考后的结果。他当时分析说：

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章开沅《历史研究》)

他将《日本宪法》通过赵小山转至内廷，献给慈禧太后。慈禧看了后，觉得这个立宪并没有超出君主主宰天下的范围，又见立宪呼声之高，为了应付民意，便作深然之状道：“宪法对于国家来说，真是太好了！”

张謇和那些立宪派人士得了慈禧太后这句话，便又来了精神。在这年8月，张謇又刻印了《日本宪法义解》和《议会史》的小本子向朝廷重臣们一一分送，想让他们更加了解和支持立宪，从而顺利实施立宪。

然而，改革、立宪，说着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立宪，要限制君主皇室的权力，像慈禧太后，当时她要是真正意会到了这些，真要限制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她会心甘情愿吗？她会同意吗？必然会拍案大怒：“造反了你！来呀，给我拿下！”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这一点，聪明有才的张謇不会想不到；然而，前半生对科举孜孜以求，苦苦奋斗，现在又身为士大夫的他，对大清朝廷抱有些许希望，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也会维护这个朝廷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要将风险降到最低。

这时候大多数爱国的人都认为，大清只要施行立宪，那么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后再也不会遭受外国强权的欺凌了。

然而，却不知道中国的封建时代已经彻底走到了尽头，大清也病入膏肓，难以救治了，他们温和的改良，根本改变不了中国，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了。慈禧太后的立宪

张謇虽然一心爱国，做的一切事情全是为了国家富强，然而由于他某些方面的局限性，束缚住了他思想的车轮。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等他，滚滚地向前开动着，他的立宪思想已经满足不了一些更先进的人的意识了。这些人也在日夜思考着中国的道路应如何走。

这就是孙中山等一些人领导的革命，他们这些人一心认为，中国专制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尽头了，中国应该进行彻底的革命，推翻数千年来的封建王朝，建立真正的共和，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从灾难中走出来，逐步走向富强。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为了救国，他上下求索，国内国外地奔走，吃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庚子之变后，他路子才走得比较顺，在回忆1901年惠州起义时，他写道：

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中山《建国方略》)

大清朝廷在1905年9月24日，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再次派出五名朝廷大员出国专门对宪政进行考察。然而，还未出北京车站，便遭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此时的大清朝廷真是进退失据，不得不另行改期。张謇知道这件事后很焦急，此时的他，自然是不知道革命的思想和他们维护大清立宪思想的矛盾，他一心认为只有立宪才能使中国的政治走出一条路来，从而中国才有救。所以，他当时的立宪思想更是坚定，他说：“这一定是反对立宪的人干的，如此，立宪更要加紧进行了。”

大清朝廷在1906年9月1日正式发布了准备仿行立宪上谕。消息传来，全国各地的人都非常高兴，认为中国有希望了，自己有奔头了，一些大城市甚至高悬了彩灯进行庆祝。

然而，到了11月6日，新官制案一公布，人们才发现自己是空欢喜了一场，朝廷的立宪全是假的，其条文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不仅涉及皇室大权的重要部门一点没动，连责任内阁也全无踪影。相反的是，满人官员占的比例更大了。袁世凯虽是慈禧倚重的大臣，然而，由于是汉人的关系，其权力也被相应地削弱了。他的陆军被朝廷收走了四镇。

立宪人士，很是失望，张謇心中既焦急，又毫无办法。他在当时参与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上说：

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张謇《自订年谱》)

谁都知道，这能有多大作用呢？

1908年8月，大清朝廷颁布了首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杨度对它的第一条“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评价说：

政府宁肯与人民以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周昂《未完成的立宪》)

张謇听到这个评论后，心内甚然之。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74岁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为“宣统”，他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然而，慈禧太后的政治主张还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