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书法在大清是很有名的，张謇求他作书，自然是欣然应允，他说：“季直不论干什么都是最为优秀的，为国为民之心，让人敬佩！”

翁同龢以满腔的爱国爱学生之情，饱蘸浓墨为张謇题写楹联，笔力自是遒劲，恢宏大气，人们看了个个称赞不已，不愧是一代帝师！

一切就绪，拥有两万零四百纱垫锭的大生纱厂要正式开机投入生产了。此时正是1899年。在生火发电的这一天，张謇专门带领着他的部下，极其庄重严肃地整理衣帽，对着电火灯光郑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此时的人们都心潮澎湃，终于开业了，就在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人在说风凉话：“张状元纱厂里的烟囱那么高，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冒出烟来呢？机器虽然开始响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纺出纱来呢？”

多么的不容易呀！路从脚下开始，就要和外国企业斗一斗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也从脚下开始！

可是，纱厂是正式投入生产了，然而，脚下的路也并不是宽阔平坦了，它依旧是坎坷不平的，那些投靠外国的和那些守旧的顽固势力总会和他作对，他们始终在找机会对张謇的实业进行破坏，设法捣乱。他们拿机器生产会让家庭手工业破产作为借口来煽动一些人的不安稳情绪。

纱厂开工以后，就要对棉花进行收购，收购棉花，就会需要一笔资金来周转。两江总督刘坤一让通海下属把存进典当的地方公款转至大生纱厂，作应急之用。这事其实很容易办，只通州存典公款便有相当数目的款项，理应进行协助，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什么周折，然而管理此事的知府汪树堂心存不良，奸诈地一笑，坏水就冒上来了。他一边呈报公文给总督衙门，言说没问题必然会照办，一边又暗地里把持着公款不让转拨。对此，他使用了两种手段，一边是假装热心支持张謇办厂，积极动员地方士绅董事出资金，说：“各位可一定要为我们的大生纱厂凑够七万元啊！”一边又暗地里另搞一套。那些地方有钱的绅士，当然是不愿往外出钱的。一听汪树堂如此说，都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一片反对之声：

“哎哟，妈呀，怎么又要掏钱呢？”

“办个厂，怎么需要这么多钱呢！”

“是呀，怎么没完没了呀！”

“我家哪还有钱啊！”

“救国，救国，我连自己还救不了，还要救别人？”

这些人，一叫他们出钱，就像是割他们的肉一样。

汪树堂看到这些，心里很是开心，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还另一边又把对张謇有意见的读书人都召集到一起，故意对他们说：“上面说，把‘宾兴’和‘公车’两项钱款一万多元拨给大生纱厂。”

人们都知道这两项款子都是地方衙门用于当地的秀才和举人乡试、会试时候的津贴专款，这两项款子关系着这些秀才和举人的前程，因此，这些人一听就炸开了锅，应有的斯文也没有了，有的甚至大骂起了张謇无德，都是张謇瞎折腾害的他们。越吵越热闹，越吵越激愤。真是再好的人，也是有仇家的，这便是张謇的仇家。

特别是那个叫白镜铭的年轻秀才，很是大胆，还有点泼皮无赖的味道。他大声吵嚷着，公然在通州的所有城门上张贴了揭帖，进行煽动。他在揭帖上大肆揭露状元张謇的种种不道德行为，说张謇损坏地方公益，破坏读书人前程等等，如此一来，和这些有共同想法的人很快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大吵大嚷着商议，要联名通州所有秀才到知府衙门告张謇作恶不端。说张謇办厂根本不是什么实业救国，完全是为了打着这样的旗号，发自己的财，把钱财弄来自己享受，更重要的是危害乡里。

知府衙门里的师爷名叫黄阶平，本是他们一类人，素来对张謇就嫉妒加愤恨的，如今见这么多人整治张謇，心内自是激动，当他接到这帮人呈上来的状子时，心中很是高兴，他当然也是这帮人背地里已经买通了的，于是又暗地里将这个副贡添油加醋地精心修改了几遍，将那些用来污蔑张謇的话语全用上了，他一心要张謇倒霉……

知府汪树堂见这群人声势大，心中甚是高兴，然而，他也知道张謇在官场中的影响，更何况张謇背后还有个张之洞，他也害怕把事情闹得太大，引火烧身，便见好就收，对这些人倒打一耙，他开堂悬牌批示，把这群状告张謇的人痛斥一顿，说：“张大人乃是本朝钦命状元公，也是我们地方上的一面招牌，我们的荣耀，他所做之事都是为国为民，你们这群人怎么能以一己之私而忘大义呢？哪还像个读书人？”

弄得这群人很是狼狈，一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这事怎么突然翻过来了？汪树堂对他们说：“你们违抗宪令，阻挠地方大利，本官原想申报朝廷革去你等功名，但念你们日夜读书也不易，姑且放过你们一次，有廉耻之心的，赶紧回家思过去吧！”

这群找不到北的人，一听要革去自己的功名，心中更是害怕，那可是自己的**呀，还说自己读书人不知廉耻，这让他们如何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