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创新——中国未来十年区域发展的重点

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属于推动世界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的危机。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中国转型属于与世界经济转型重叠、同步的转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成为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的动力与契机。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00年美国的高科技泡沫破裂后，标志着IT产业作为推动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时代的结束。正是在IT产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力结束后，缺乏新的引擎产业跟进，形成产业空洞的背景下，在高科技时期形成巨额剩余的资本开始流向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由金融投资家与房地产商合谋演绎出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畸形引擎产业：虚拟经济。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产业周期危机，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着力点，不仅仅是金融秩序重建，还有实体产业动力再造。

新能源革命的背后酝酿着世界经济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酝酿中的新经济有以下三个标志。一是新能源革命解决了在工业经济模式框架内无法解决的人类文明难题。能源与环境是制约工业经济模式持续发展的世界难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人类发现这个难题以来，在持续的探索中越来越发现在工业经济框架内无法解决。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是从对土地资源的依赖，转向对土地之下的化石能源的开发，启动了一个全新的财富生产模式与生产方式。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则标志着人类又一个全新财富生产模式与生产方式的诞生。二是新能源将成为引爆一系列新兴产业与新技术诞生的先导产业或龙头产业。人类经济史上每一次技术与产业革命，都是从先导产业发展开始，然后引爆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产品诞生。衡量是否属于先导产业有三大特性：该产业必须是牵动全局的龙头产业，属于全覆盖的普适技术，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目前，正在酝酿中的新能源革命完全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三是驱动新能源革命的利益驱动机制已经成熟。长期以来，尽管全世界都认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非常重要，但却未能成为各国竞相投资对象。这是因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投资属于财富扣除的投资，属于投资与获利不对称的世界性公共产品。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40多年的积累性发展，支持新能源发展技术(如风电、太阳能光伏与光热)的适用性与经济性开始达到与市场接轨程度。在这次应对危机的刺激经济计划中，能源与环境一下子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竞相投资对象，这绝不是发达国家对保护世界环境的道义水平大幅提升的结果，而是标志着推进能源与环境利益驱动机制开始形成。金融危机之所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契机，就在于经济危机使传统的产业与原有利益驱动机制造成重创的背景下，凸显了成长中新产业的优势，才使边缘化的产业进入政府决策与企业投资的视野。在这样一种世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从长期以来的“跟从”角色向“自主”角色转变。

目前，是中国经济与国际全面接轨的时代，经济飞速发展并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同时面临着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在此重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区域发展不仅需要国际化视野，更需要对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19世纪初兴起的区域经济学，先后形成了四个有代表性的理论，即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论”。虽然这些理论所寻求的目标不同，但研究的方法都是类似的，即都是以微观的区位因素和单项决策为对象来研究相对孤立的区域。但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仍然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问题的几个基本要素，即区域功能的定位成本问题、区域内的集聚效果与集聚规模问题、区域内的空间形态及空间结构问题、区域内的文化特色问题、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演变问题、区域分工中的空间差异等等。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区域开发大致经过了五种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区域开发重点是研究体制改革中的区域政策设计；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过热时期，中国的区域开发重点是研究怎样抓住市场机会、利用各种资源策划引导市场的机会价值把握；90年代后期的经济紧缩时期，中国区域的开发重点是区域调整转型研究；世纪之交后的经济升温时期，中国的区域开发重点是国际接轨之中的区域产业定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产业转移的经济波动时期，中国未来10年的区域发展重点，应该是区域全球性竞争的战略创新研究。以上五种发展模式虽然是由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演变而来，但这五种发展模式将长期并存，并且会发生互相作用，加上金融产业的不断创新而对区域发展产生的影响，将对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转变思路——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欧美消费、中国制造”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改变，世界金融体系、国际产业链结构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同时，国内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尖锐，传统的“低价工业化”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调结构、促转型已成为政府的重大使命。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房地产业单一支撑、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及非均衡共享的发展方式等问题。第一，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导致我国面临外汇储备过多、对外技术依赖性过大、对外资源依赖性过强、环境污染过重等问题。第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支撑。近些年来，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成为一些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的增速和地方财政收入。从经济长期发展来看，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高和房地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将吸引大量资金涌入，这将挤占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抑制实体经济的效率提升，影响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教训表明，如果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第三，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市场竞争优势。虽然，人口红利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会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潜力受到挑战。第四，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我国能源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高，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量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第五，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非均衡共享的发展方式。这也就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低迷和内需不足。

以上这些问题显然是与科学发展的主题相违背的，因此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创新发展思路，调结构、促转型，改变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第一，在发展动力方面，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激活民间投资需求，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二，在产业结构方面，通过“增量创造”推动“存量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的多元支撑。第三，在经济增长源泉方面，着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第四，在资源环境方面，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经济向低碳、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第五，在分配关系方面，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程，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推动经济发展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方式转变。

(三)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未来创新之路

依托工业文明崛起的西方，虽然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西方式的工业文明是一种高代价、高能耗的为少数国家独享的文明。造成工业文明成为少数国家独享文明的原因，内生于工业经济模式的本身。兴起于西方的工业经济模式包含了两个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是在以满足资本增值为原动力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存在着资本财富增值无限追求与有限市场的矛盾；二是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模式，存在着经济增长与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和有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决定了，如何开辟国外市场和争夺能源基地，成为近代以来大国崛起过程中引发政治摩擦和引起战争的根源。由于越是新崛起的国家，就越会形成对开拓新市场和新资源基地的强大需求，这种新增长的需求，也就会对原有的格局形成冲击。当这种利益冲突在经济领域内无法调节时，战争就不可避免。因此，近代以来，发达国家轮流登上世界舞台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战争的、非和平崛起的过程。目前，世界能源与环境危机已经处在临界点上，如果能站在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高度发展国家经济、区域经济，才最有可能使世界走向和平发展之路，也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

以生态经济为导向，振兴中国资源禀赋优势产业，打造中国经济的新竞争优势。生态经济的发展，为发挥中国的文化与自然的禀赋优势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在推进生态经济建设中，中国资源禀赋的生态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十二五”期间应关注四类产业的发展。一是要利用中国五千年生态农耕文明优势，大力发展中国的有机农业。目前按照工业化模式所走的化学农业、专业化农业、转基因农业的道路值得反思与调整，亟待探索新能源与中国生态农业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生态农业之路。二是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生态资源优势的新兴产业。如正在兴起的新能源产业、旅游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未来将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中国属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也是世界上的旅游资源大国。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三是要大力发展中国文化资源优势的文化产业。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民俗、文艺、文学、哲学等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是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国民间手工业、手工艺的独特优势所在。四是充分发挥中国古代的医学优势，推进具有中国优势的中医中草药、康体保健业的新发展。

此外，以经济生态化为导向，探索传统工业经济生态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新路径与新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生态经济并不是简单排除工业化，而是在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进程中，导入生态化、智能化、低碳化的新解决方案，是传统工业化成为一种低能耗、低排放，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

(四)六种能力的创新高度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

有关专家研究指出，新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六种能力的充分运用。第一种是区域政府的政策创新与融资能力，第二种是区域空间的设计创新与开发能力，第三种是区域资源的运用创新与整合能力，第四种是区域功能的布局创新与招商能力，第五种是区域产业的模式创新与引导能力，外加金融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形成区域发展的六种综合能力。六种能力的创新高度，将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系统性的创新能力是新时期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区域功能的创新定位。区域功能定位研究的实质是研究区域内的功能潜力。在对区域内的城市延伸潜力、交通潜力、生态潜力、成本潜力、产业潜力做系统性的扫描之后，最终形成区域功能的定位再造。

第二，区域文化的创新提高。区域文化的延伸提高是形成区域吸引力与辐射力的重要因素。一个区域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将直接影响到区域内的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如何系统研究区域内的文化历史与文化特点，在区域发展中通过相关产业进行文化提升，形成区域内的文化软实力，不仅是区域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区域战略的重要前提。

第三，区域产业的创新布局。区域中建立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是实现区域发展的核心，重点是在企业相互间进行的产业能力提升、市场推动下进行的产业主体整合，政策引导下进行的产业环境构建，资本市场内进行的产业动力再造。产业布局既是一种产业不同要素的重组技术，又是一种产业战略资源的重组能力,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它还是一种涉及面极广的重组艺术，最终形成符合产业发展趋势与转移趋势的产业格局。

第四，金融体系的创新发展。金融发展的本质是信用管理。在全球资本过剩的市值时代，金融服务混业发展、产业金融密不可分、资本运作能力已成为我国与国际接轨的价值标准。在信用管理中，应重点研究五种信用的综合运用。第一种是政府信用。政府信用是由国家政策作为信用对价的信用，主要包括财政投资、国企协同、政策贴息、担保扶植等。此信用的运用目的是区域如何可以获得政策性的支持。第二种是股市信用。股市信用强调质量性，以良好预期作为信用坐标，此信用可以帮助区域内的重点企业快速获得大量资本进行项目投资和收购兼并。第三种是企业信用。企业信用是以企业的综合素质作为信用对标，既包含质量性的考察，也包括流动性的预期，它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内部担保、租赁托管、发行债券、本票基金。第四种是银行信用。银行信用以企业良好的偿债能力为信用坐标，此信用可以帮助企业进行信用提升、信用转换、信用创新、信用嫁接。第五种是基金信用。基金信用需要较高的流动保证和质量预期，此信用的提升可以帮助产业进行信托、风投合作等操作。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系统地研究这五种信用体系的综合创新应用，靠金融的超常杠杆力实现区域的跨越发展。

总之，在中国新时期的区域发展中，一定要系统地研究如何通过六种创新能力，综合运用区域的五种发展模式，对区域功能、区域文化、区域产业、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提升，才能实现最终的区域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