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三五”开局的到来，如何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贯彻“十三五”规划精神，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处理好“僵尸企业”已是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为更好地落实“十三五”规划，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促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打造创新驱动型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处理好清退“僵尸企业”，是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的标志性行动。

从2015年11月起，“僵尸企业”这个词在一月之间热起来了，成为热议的话题。这个词，是与供给侧改革连在一起的。

最早引起注意的是，2015年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提出，要“抓紧处置‘僵尸企业’、长期亏损企业和低效无效资产，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企业活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宏观经济运行改善。

接着，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提到，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同年1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提出“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加大支持国企解决历史包袱”。

同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僵尸企业”，但对于经济结构性改革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提到了“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同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再次将焦点对准了“僵尸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将坚持分类处置，积极地推动兼并重组一批，强化管理一批，淘汰落后一批。

显然，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已经在决策层达成共识。

“僵尸企业”在中国并非新鲜事物，20世纪90年代的纺织业曾饱受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困扰。后来中央采取强有力的“限产砸锭”措施，对现有资产进行重组，消化过剩产能，才使纺织业在新世纪迎来了新生。结果是，5000多家扭亏无望的国企退出，上千万职工安置。从此，国有企业得以轻装上阵，并迎来了长达10年的黄金发展周期。

似乎，历史又走到这一步了。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目前的“僵尸企业”的数量要少得多。但是，其危害依旧不容小视。“僵尸企业”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雷区和集中引爆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再造改革红利，再迎黄金发展周期。

一、　清除“僵尸企业”的提出

其实，从2015年9月份国企改革方案出炉，中央已连续发出信号，要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的这一痼疾。

“僵尸企业”源于法院对名存实亡企业的说法。如今的“僵尸企业”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从学术上看，是由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的，主要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是由于获得放贷者或者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尽管是外来词但对于中国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状况的描述比较形象，在一些地方，一些企业只知伸手向政府要钱，要资源，养活一批人，却没有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还有一些只通过银行的借贷活下去，由于经营状况恶化，利润下滑，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银行也不敢轻易地“断供”，因为让这些企业继续存活，债务看起来还是有希望清偿，一旦它们倒闭，债务就会变成银行的呆坏账，而地方政府也要面临企业职工失业安置的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谁也不愿意捅破这个泡沫，反而给予了更多的资金以及政策支持。

企业的定义是：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组织。所谓“企业”有两大基本特征，一个是盈利，一个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目前各界对“僵尸企业”还没有达到一致的认定的标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企业形式还存在，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形似僵尸，靠吸食国家的财政血液而生存。其本身“吸血”具有长期性和依赖性，企业早已名存实亡。对于“僵尸企业”的认定和划分各方存在认识偏差。究竟国内有多少“僵尸企业”，怎么认定僵尸企业还是一个问题。亏损企业包括“僵尸企业”有多种表现形式。有一种是产能过剩，生产的东西没有人要。大量的“僵尸企业”是这种。对于像煤矿资源已经枯竭的企业，并不是“僵尸企业”，而是已经死了的企业。并不是所有亏损的企业都是“僵尸企业”，也并不是去产能的企业都是僵尸企业。我们可以这样定论：“僵尸企业”是指一些经济效益不佳、长期扭亏无望，主要依靠银行信贷和政府补贴维持生存，且难以顺利从产业内退出的濒临死亡的企业。目前，我国在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僵尸企业”比较集中。企业规模大、附加值低、产能严重过剩、靠银行信贷和政府补贴维持，是“僵尸企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僵尸企业”知多少？10家上市公司有1家。我们知道，“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钢铁、煤炭、水泥等重资产行业，连年亏损且面临去库存重压，维持其正常运行需要很大的现金流。在主营业务连年亏损的同时，这些“僵尸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资本市场和政府补贴生存。

那些扣除非经常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3年为负数的上市公司可以称为标准的“僵尸企业”。据同花顺统计，2015年全部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总额高达920.53亿元。从2012年到2014年，连续三年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司共有2538家，占两市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达到91.3%。而在连续三年获得政府补贴的2538家公司中，共有220家公司2012年到2014年连续三年扣非净利润为负值。此外，目前A股市场上，有266家企业的负债高达1.6万亿元。2012年至2014连续三年，这266家公司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2500亿元，获得政府补助356亿元。合计收到政府补助超过5亿元的就有15家。从新登记企业看，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新登记市场主体1340.73万户，但约三成未实际营业。

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电解铝、船舶、石化、光伏、风电等是我国著名的9大过剩行业，这与“A股僵尸”所分布的行业吻合度很高。数据显示，266家“僵尸”上市公司中，从行业分布看，主要是以钢铁、有色、造纸、纺织、船舶、石化、化工、机械、水泥、煤炭等为代表的197家传统制造业公司，另外还有18家批发零售企业、10家房地产企业、5家建筑企业等。

266家“僵尸”上市公司中，钢企赫然在列。对于亏损原因，钢企们均指向了“全球经济疲弱、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且下行压力较大，国际、国内钢市需求持续疲弱，钢价屡创新低，而矿价基本平稳等”。

根据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是否“连续亏损三年”和是否“符合结构调整方向”成为分类的重要标准。来看一下总理讲话原文：

“加强分类指导，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加快从非主业领域退出，严控产能过剩行业投资，促进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也就是说，如果有企业持续亏损了三年以上，而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那就基本上自身难保了。这些企业的命运以后不会再扭曲地掌握在政府或自己手中了，既然置身市场，就该让市场做决断了！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让处于“僵尸”状态的企业资产“活跃”起来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这说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应该运用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尤其是要注意巧妙地利用产业组织政策，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构调整中显得更为重要，意义也更大。这是因为，产业组织调整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产业组织调整针对的是一个具体的产业内或者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集中与分散、聚合与裂变等市场关系的调整，说到底是资源在产业内按效率原则的移动和配置。因此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的行业内企业之间市场关系的自动调整，如减产、转产、退出、进入、兼并、收购等微观行动，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企业内部重组和治理结构的调整，就不可能有更大范围内产业结构变化。很显然，正是这些微观行动，构成了宏观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

二、“僵尸企业”存在原因

产能过剩年年喊，自从这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后，每隔一两年就要拿出来炒一遍，4万亿后频率已经到了月月炒的频率了，现在，是天天喊了。“僵尸企业”，有经济客观规律，也有人为制造的怪胎嫌疑。“僵尸企业”的产生，有着诸多客观因素。这些“僵尸企业”之所以能“僵而不死”原因大概有以下七个：

第一，长期投资刺激项目让产能过剩雪上加霜，企业经营压力巨大是基本因素。中国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中国4万亿元的刺激项目让产能过剩雪上加霜，造成了钢铁、水泥和铝等一系列产品在出口市场转弱、房地产价格下跌以及金融紧缩的情况下继续增加产量。中国领导人们在2005年就非常担心产能过剩问题。在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论坛上，修复产能过剩问题成为了平衡经济的核心。2012年发布的四号文件显示，中国的平均资本利用率从2007年底的80%下降至了2011年的60%，显示着经济运行效率减慢。中国自从2000年开始就受困于低于80%的利用率，而2007年的高峰主要由外部的需求所推动，也随着雷曼兄弟的倒下而风光不再。尽管中国的GDP增长率在危机后迅速恢复，但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中国自1997年以来经济增速就低于潜在增速，而这一问题并不完全是由周期性引起的。产能过剩影响了中国的许多行业，包括化工、钢铁和可再生能源这样的新兴产业。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受到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影响。产能的过剩会导致产量的过剩，但产量的过剩并不直接推断出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供给端因素，而产量过剩还可能糅合需求端因素，媒体上用来佐证产能过剩的例子大部分都是产量过剩。

譬如，目前的煤炭价格已经不如土豆价，许多地方的坑口吨煤价格甚至卖不过一方沙子。2015年前10个月，煤炭库存已经连续46个月超过3亿吨，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62%，行业亏损面达到80%以上，国有煤炭企业整体由2015年盈利300亿元转为亏损223亿元，黑、吉、辽、冀、鲁、皖六个省市出现全行业亏损。四季度亏损面可能继续扩大，特别是老矿区、老企业经营更加困难。

此外，2015年前三季度，煤炭行业应收账款高达3868亿元，创历史新高。部分企业债务违约不断，财务状况恶化遭到评级公司预警。

第二，“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重化行业，企业市场化程度低与转型升级慢也是“僵尸企业”大量产生的重要原因。部分企业抓住政府追求GDP、稳定、就业的心理，同时强调企业是城市名片、历史贡献较大，对地方政府进行道德绑架。这种心态在老国企中尤为突出。在“僵尸企业”中，国企的数量并不多，但却占据了亏损总额的70%左右，因为国企的体量都比较大。国企的70%处在钢铁、有色、水泥、石油石化等过剩的重化工业，是去产能的重灾区。有些国企面临全球行业性的产能过剩问题束手无策，但是为了保证完成考核指标，不得不一方面压缩工人开支，另一方面低价处理原材料给民营企业以求获得收益，本企业自己只能使用质量差一些的原材料。中国厂商进入市场时往往选择的技术门槛低，中国企业通常无力撼动高端市场，高端市场的利润率较高，厂家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严格，大多都有稳定的供应商，价格上的好处不值得厂家去冒这个风险，中国厂家自身也明白打入其供应链绝非易事，所以定位本身就长期在利润率较低的入门市场。企业往往会高估了市场增长，低估了竞争程度，没有能力转型升级，同质化严重和寡头的存在使得脱颖而出难上加难。不少企业自知胜算不大仍执意一条路走到黑，这与社会的浮躁氛围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地方政府的GDP考核导向，通过银行或政府的不断输血维持现状，这是僵尸企业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2009年初，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各级地方政府纷纷鼓励当地的传统制造企业大肆扩张产能，从而对当地GDP增长起到一时的作用。多年来唯GDP导向的结果下，谁能产生GDP谁就是省长、市长、区长、县长、镇长的座上宾，土地、环保、信贷、税收等手续地方政府会一路绿灯，市长巴不得今天招商来一个项目，明天就能签意向，年内就能开工，第二年就能投产。全国都在这种思路下，能不过剩吗？符合“僵尸企业”内涵的企业在国内并不是少数。因为一些大型“僵尸企业”，承载着就业、税收等重要责任，地方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既不敢让这些企业破产，也没能力使其获得新生，

同时，在地方政府看来，辖区内的上市公司屈指可数，如果因经营不善、业绩欠佳而退市或倒闭，实在难以对外交代。而作为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大型国企，关乎地方政府的面子和形象工程，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出手援助，使其顺利通过每年的“保壳战”。所以在266家A股“僵尸企业”中，2012—2014年合计收到的政府补助超过5亿元的就有15家。其中以中国远洋为最，其三年合计收到政府补助29.78亿元。再者，只要“僵尸企业”一直成为A股市场的“不死鸟”，便可以顺利在资本市场上融资。鉴于A股市场的融资功能的重要性，很多“僵尸企业”都想方设法避免退市。有的并非靠主业扭亏为盈，而是靠出卖名下土地或固定资产获得的收益，使报表扭亏，从而达到暂时摆脱退市风险的目的。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一些市场之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僵尸企业”的大量出现。最主要的就是部分地方政府出于保就业、保稳定的考虑，干扰企业正常破产退出。2012年至2014年期间，前述266家上市公司共获得政府补助达356亿元。此外，它们还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高达2500亿元。

以重庆钢铁为例，其2012年至2014年分别获得各项补贴为20亿元、400万元、9.23亿元，同期利润分别为9900万元、-24.99亿元、0.51亿元。按照重庆钢铁发布的公告，其2015年前三季度亏损为32亿元，原因包括价格低迷、债务成本，以及未获得财政补贴。

第四，发改委等政府部门行政审批的随意和不公开，也是加剧“僵尸企业”现象的原因。朝令夕改和暗箱操作式的审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逼良为娼，能管得住的到最后只是国企，因为它们的领导把帽子看的比票子重要，而民企压根不管有没有审批，先投产运营再说，地方政府早就被摆平了，上级来追查最后也大多是罚款整改补充手续完事。河北的小钢厂、山东河南的小水泥厂等都是这种模式。“事后追认”式的审批监管也起了个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先把孩子生出来，你难道能杀了不成？”现在大到核电站，小到路边房的改建，都先造成既定事实，再由审批部门来追认。历次治理过剩产能都会听到一个词：新老划断。人为设置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前的就合法，之后的就是限制，造成了一旦某个行业赚钱，大伙纷纷铆足劲，大干快上，赚不赚钱是以后的事，就怕晚上一步，政策窗口就关闭，沧州的玻璃行业就是这么干的。

第五，银行愿意继续发放贷款，而寄望于其出资人甚至国资委偿还贷款，也是加剧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然而，企业的账跟银行的账是存在关联的。银行给企业的贷款一方面是企业的负债，但另一方面也是银行的资产。假如给一家企业放了一笔贷款，一旦这家企业出了问题，那就意味着之前给这家企业的贷款就要被当成不良贷款。按照银监会相关规定，每一笔不良贷款都需要银行拿出一部分钱作为风险准备金，而且这笔钱只能银行自掏腰包。部分银行明知一些企业资不抵债，仍然愿意继续发放贷款，而寄望于其出资人甚至国资委偿还贷款。这种心态把银行也捆绑在了“僵尸企业”的战车上。银监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3亿元，不良贷款率1.59%，连续15个季度持续上升。

除了向银行借款，符合条件的A股“僵尸企业”还可通过增发的形式募集资金。2012年至今，266家A股“僵尸”中，有12家增发募资超50亿元，其中3家更是超100亿元，但是这些上市公司经过增发募资、重组后，效益未见好转甚至不升反降。

第六，企业的供给不能适应高端市场的增长，很多产能陈旧行业不适应消费市场，也是产能过剩的原因。在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中国已经过了巅峰期，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转向服务业，更加关注消费。以前我们的重点主要都是建设房子，而今天我们的房子盖得已经太多了。同时我们还要修很多路，但今天实际上该修的路，很多都已经修了。随着民众的收入增加，追求品质生活的居民比例急剧上升，这是消费升级带来的完全不同的情况。在终端消费品这一块仍然倾向于只选便宜货的消费者大幅减少，我们看到纸尿裤市场的反转就是一例，高端品牌好奇和进口品牌花王大肆抢占市场。在这个背景下，低质低价的产品被排挤到了市场较小的小城市和农村市场，人口密度的下降和渠道的复杂加剧了利润的恶化。最为典型的中国式产能过剩来自钢铁、水泥、多晶硅、风机、液晶面板、太阳能面板、海运、运动服饰等行业。当然，中国也有尚未被产能过剩所困扰的行业，比如汽车行业，跨国车商的在华合资厂目前就没有产能过剩之虞。

第七，“熬冬”投机文化心理与规律，也是“僵尸企业”得以生存的原因。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只要挺过产业的冬天，将来肯定能赚大钱，如果敢在冬天的时候扩大生产，一旦赌对了，后面的日子就是风口上的猪。而“冬天”什么时候过去主要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市场，赌的成分就更大了一些。所以会出现许多奇怪的现象，企业的老板在不景气时宁可欠高利贷给工人放假停产，也不愿意将企业转手，更别说破产清算，客观上抑制了过剩产能的退出。许多时候，当企业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这时企业其实可以选择卖掉设备和工厂以减轻亏损并获取资金偿债，可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得企业在偿债上游刃有余，并坚信市场终会好转。问题是即便市场好转，在市场繁荣的年间增加的产能也已经透支了5年以上的市场需求，如果大家都期待着市场好转，都维持产能，那么在设备到达使用年限的那一天也许产能仍然处于过剩状态，那么全行业均无利可图，这批设备和厂房的投资血本无归，企业只能靠非经营性手段弥补损失，比如厂房的固定资产增值，这是非常被动的，也背离了企业的初衷。对于那些依靠政府、银行输血而勉强续命的“僵尸企业”而言，退出似乎是它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出路。“熬”是目前当事企业的普遍态度，有的希望熬到下一任，有的希望熬到下一个周期，还有的希望对手先倒下去。这些企业的长期存在，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肿瘤。

无论是政府部门、地方政府，还是当事企业、银行，造成“僵尸企业”大量出现并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市场意识、法律意识、诚信意识的缺乏。至今还有不少人躺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梦中不愿醒来。

显然，“僵尸企业”危害大，淘汰战将成供给侧改革突破口。中国政府现在也意识到，必须减少这些过剩产能。计划是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也就是说，许多无法盈利的钢厂将被关闭。中国早就知道必须走这一步。

中国政府宣布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说，“僵尸企业”是中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心头之患”，将坚持分类处置、因企施策，采取债务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多种措施加快处置“僵尸企业”。

对于僵尸企业的存在状况，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有多少“僵尸企业”存在？它们存在于哪些企业？这一系列的问题似乎如雾霾一样在人们眼前，总是难以看清庐山真面目。

据悉，山东省经信委在2015年曾到滨州等地调研僵尸企业，目前各市提报448家，其中处于停产状态的占80%。

在河北，有大量的国有钢铁、水泥、煤炭企业存在严重的问题，尽管相关负责人对此讳莫如深，不肯表态，但是从银行出现的坏账率我们不难看出，“僵尸企业”已经对银行业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河北省不良贷款余额584.66亿元，比上季度增加26.30亿元，比年初增加99.3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5%，比上季上升0.02个百分点，比年初上升0.12个百分点。

辽宁省国资委的一份资料显示，全省目前仍保留的国有“僵尸企业”有830户，它们一无有效资产、二无生产经营活动、三无偿债能力，只留下人员和债务包袱。这些企业涉及职工16.5万人，而拖欠各类债务的具体数额，则无从统计。

再从一个行业来看。8年3.1万亿巨额投资和57亿吨超级产能是中国煤炭行业2012年从“黄金时代”到“铁锈时代”的一个缩影。如今，煤价已不如土豆价，坑口吨煤价甚至卖不过一方沙子，全行业近乎亏损，金融风险高企，企业债务违约不断。

从2002年开始，煤炭行业进入“黄金时代”，煤炭价格从最初的不到200元/吨，一路飙升到2008年7月的1070元/吨，之后虽因金融危机价格有小幅回落，但2009年8月再度进入上升通道，作为市场风向标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在2011年最高达到853元/吨。事实上，因“一煤难求”，实际成交价超千元并不鲜见，一些下游企业还得找关系、托人批条子。

煤炭行业的暴利吸引资本“井喷式”涌入，烟草、房地产、装备制造等毫不搭边的企业都来进场分羹。有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达到1.25万亿，是前55年总和的2.6倍，截至2014年的8年间该指标更是累计达3.1万亿之巨，煤炭建成和在建产能已经超过50亿吨，有3亿至4亿吨过剩。

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节能减排要求提高等诸多因素影响，2012年下半年煤市进入“铁锈时代”。2015年12月9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为371元/吨，较年初526元/吨下跌了近30%，已回到2004年末的水平。而坑口价则在90元/吨到130元/吨不等，低于成本价20元/吨至30元/吨。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我国初步核实违法违规煤矿180处，涉及产能约8亿吨；安全生产隐患矿井225处，涉及产能约3.5亿吨；超能力生产煤炭2.8亿吨。此外，全国劣质煤产量约4亿吨。总体来看，全国共有建成和在建煤矿产能57亿吨，即使扣除违规停建煤矿，产能依然严重过剩。

按照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要求，“十三五”期间煤炭行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强供给侧管理“去产能”，拟建立退出机制，清理“僵尸企业”，加快推进兼并重组。据此，有机构预测将有超半数企业退出市场。

根据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是否“连续亏损三年”和是否“符合结构调整方向”成为区分僵尸企业的重要标准。如果有企业持续亏损了三年以上，而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那就基本上自身难保了，等待它们的或将是最终的清算。

三、“僵尸企业”的危害与治理面临的困难

“僵尸企业”的存在，曾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伤害。20世纪末，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彼时国企的亏损面高达40%，不少企业无法发放工资、退休金，群体性事件频发。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国企三年脱困。目前，“僵尸企业”的数量和影响远不如当年，然而，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危害已不容小觑。在实践中，“僵尸企业”的危害在于：

一是它占用大量的资金、土地等宝贵的发展资源，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却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对那些永远也无法复苏的僵尸企业，用输血的办法来维持，徒然耗费国家资金，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一些高负债率，或者是资不抵债的企业应该重整，不能让它继续运行下去。“僵尸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却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本、能源、劳动力等资源，导致资源无法向收益更高的部门流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据统计，六大行业的总产能及过剩产能存量状况是，粗钢总产能接近12亿吨，过剩产能3.9亿吨，产能利用率67%；电解铝产能3700万吨，过剩产能500万吨；平板玻璃产能10.9亿重量箱，过剩产能3.5亿重量箱，产能利用率68%，严重过剩；估计水泥熟料产能18亿吨左右，过剩产能约4.7亿吨，利用率73%；焦炭总产能6.6亿吨，过剩产能2.1亿吨，利用率68%；冶炼铜总产能500万吨，精炼铜总产能1000万吨，冶铜和精炼铜过剩产能均超过200万吨。

二是它使经济体系一方面占用资源，另一方面继续沉淀资源，是国民经济粗放发展、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僵尸企业”不退出，产能过剩矛盾就不能根本化解，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就难以实现。同时，由于大量资金被“僵尸企业”占据，一些银行为降低风险，全面收紧了贷款。一些真正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三是它是有可能引起系统性、大面积金融危机。“僵尸企业”不死，背后靠银行信贷支撑，累积下来就会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因素。因为“僵尸企业”众多，部分银行的坏账接近80%，任此局面发展，将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四是如果“僵尸企业”不死，行业内的优秀企业就得不到足够的市场份额和市场空间，特别是有的甚至继续扩大生产，不愿退出，就打乱了行业调结构、去产能、降亏损的国家行动。“僵尸企业”所在的行业大多是产能过剩行业，基本属于比较低端的制造业领域。下决心清理“僵尸企业”，既是中国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中国经济“供给端”的真正升级。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产值连续5年世界第一，不少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然而，在高端装备领域、精密仪器领域，中国距离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以机器人产业为例，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5.7万台，较上年增长55%，约占全球销量的四分之一，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然而，芯片、网络、光电核心零部件等70%以上要依赖进口，国内很多机器人企业做的是机壳、风扇、键盘以及组装。

新的产业发展需要时间，更需要资源和公平。只有把这些闲置多年的资源盘活，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才能加快社会创新的步伐。

五是“僵尸企业”为国企的形象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过多年发展，不少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僵尸国企”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国内外对中国市场经济程度的质疑。也有人据此得出了国企效率低下等结论。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10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大幅下降，导致1—10月国企利润降幅从1—9月的-8.2%迅速扩大至-9.8%。其中，石化、石油和建材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大；钢铁、煤炭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与“僵尸国企”的行业分布基本吻合。

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组织调整(即产业内企业关系的调整)中，我们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都是：做“加法”相对比较容易，如用增加投资的办法调结构，由于各方得益，因此皆大欢喜，而做“减法”，让产能过剩企业退出市场，就十分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前者是增量调整，不触及减少被调整企业的利益问题，各方面“你好我好大家好”；后者是存量调整，某些人的利益不调整、不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就不能得到提高，因此受到阻扰就是必然现象。

“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阻碍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被中央多次提及的“供给侧改革”，是治理“僵尸企业”的大药方。“让僵尸入土为安”，这么杀气腾腾的话不是来自券商报告，也不是网络评论，而是《人民日报》对供给侧改革的权威解读。去产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需求拉起来，另一种是把供给压下去。20世纪90年代去产能是双管齐下，先是朱镕基总理铁腕压供给，然后是全球化红利(2001年入世)和房地产红利(2003年将房地产定位支柱产业)拉需求，随后才有了中国奇迹。但现在呢？拉需求的方法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僵尸企业”如何退出，中国人在20世纪末已经探索出了多种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破产重整、破产清算、和解以及兼并重组等。同时积累了一系列经验教训。比如前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就总结称，企业关闭破产时应该“无情破产、有情操作”，要统筹各方面利益，需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

清理“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的主要困难在哪里？应该说主要难点在劳动方而不在资产方的原因。至于其中的原因，其实很容易理解：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资本流动的障碍小，而劳动力退出壁垒大。资产调整往往只有技术上的壁垒，如存在用途限制，炼钢炉不能用来酿酒，水泥厂很难改作为酒店，而没有来自经济社会因素上的障碍。但是对劳动力的调整，除了会遇到技术上、经济上的种种障碍外，往往还有社会学甚至心理学意义上的障碍，如对伴随自己度过艰难岁月的企业，容易产生依恋的情感；职工对进入新的行业缺少技能上、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等等。

对于“僵尸企业”来说，转型升级是做主要的难题。“僵尸企业”主要是一些污染严重、产能过剩的重化行业。它们的存在本身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环保的要求了。“僵尸企业”通常无法通过减产、停产、转产等来进行自发调节，因为企业短期和长期负债都太高，一旦转身，改变经营方向，进入不熟悉的领域，可能面临更残酷的竞争压力，劣势会更明显。再加上前期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土地赠与、金融扶持等方式给予的投资都可能会打水漂。因此企业对转型升级不积极，也是为求稳妥。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有些“僵尸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还没有把自己的思维进行升级。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些靠中间环节获取利润空间的企业形态将消失；那些靠长尾、闭环效应实现壁垒或者垄断的行业也将被颠覆；那些强制性中心制的生产与制造方式将被取代；那些通过信息不对称和特殊渠道建立的差异化优势将会消融。他们没有勇气让企业在创新发展之路上迈出哪怕是一小步，以至于最后使企业产能过剩、产品科技质量低、销路差等，出现一系列问题。许多钢铁企业负责人认为，新一轮旨在减少过剩钢铁产能的政策很有可能比以往更加有效和坚决。当许多钢厂面临关门时，也意味着有数十万名工人在接下来几年内会失业。

在山东，一个企业负责人对笔者实话实说，当前处置“僵尸企业”主要有“五句话”：一是“僵尸企业”定义不清，二是“僵尸企业”数量不准，三是清理“僵尸企业”政策不配套，四是清理“僵尸企业”责任不明确，五是清理“僵尸企业”动力不强。

“僵尸企业”定义不清，“僵尸企业”数量不准，确实存在。产能的利用率不可能达到100%，因为有检修维护，发电厂90%的产能利用率和化工企业70%的产能利用率可能都是正常范围，标准定义要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最优的状态是供需平衡，供需平衡的前提是供给弹性要好，弹性好则对应着一部分产能必然闲置，这样在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供给才能实时满足。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银行高管、企业老板乃至发改委、工信部的决策人在这三个问题上都需要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再者，处置“僵尸企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依然面临三大“难题”：启动破产程序难，进入破产协调难，破产案件审理难。由于A股市场退市制度的不健全，股市成立二十多年来，真正宣布退市的上市公司只有40多家。所以“僵尸企业”发现，自己的“壳资源”不仅能通过重组、并购等卖出好价钱，还可以作为一个题材受到二级市场投机资金的热炒。所以“僵尸公司”能保壳就保，就算无力扭亏为盈，也可以被市场认作“利空出尽”的重组、并购股票，而受到热棒。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董事长孟凤朝做报告时曾说，中国铁建一共有700多个子公司，其中有200多个是为了投标注册的“空壳”。“空壳”与“僵尸”有高度的重合，就像这些为了投标而注册的公司，一旦项目完成后就该注销，但现实中却很难办到，这些企业可能有很多员工和债务，注销了地方政府也不积极。

“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政府的工作重心将在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同时，更加注重此前或多或少因为过度重视经济增速数字而忽视的“调结构”。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把去产能摆在首位，而去产能也由淘汰落后产能逐步过渡到“化解过剩产能”的新阶段。清除“僵尸企业”被当作突破口，得到空前的重视。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建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创新力和内生动力。这个大方向是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