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企分类明确，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一个大分化、大兼并、大重组的**必将到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一论断，赋予混合所有制经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决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提法，指明了国企混合所有制经济未来发展和改革的方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是央企与民企的结构重组，投资经营公司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交叉进行，果子都结在央企兼并重组上，一个大分类、大兼并、大重组的**很快就要到来。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了。

2015年9月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至此，“重组整合一批”被明确写进文件。

2016年2月25日在国企改革十项试点中，“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试点”也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中央企业的兼并重组是推进国企深改的重要抓手。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攻坚战”，再次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2016年国企国资改革七项任务，并且突出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体现国家在把握国企国资的改革方向和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方面的意志坚定，突出重点。

随着国企改革文件体系基本形成，国企改革在2016年迎来政策落实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提出，2016年也是国企改革对结构调整的促进年。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中又以国有企业为重点。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新动能也需要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这“三个一批”，是2015年顶层设计的提法。此后央企负责人会议也表示，2016年将继续加快国企改革步伐，加大集团层面的兼并重组，推动强强联合；推动专业化重组，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依托，进一步强化同质化业务整合和细分行业整合。目前，在分类基础上的央企整合将成为国企供给侧改革的重头戏，围绕着国企改革的市场化重组大潮正在开启。

一、央企重组的三个阶段

央企重组是一个重要话题，并不新鲜。大企业宜合宜分，都与全球经济形势、产业演进阶段、国家政经战略、企业竞争对手变化、市场规律、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央企重组从2003年开始，到现有，经过三个阶段。2010年8月，新任国资委主任王勇到任后，央企重组的基调由“数量服从质量”到“成熟一家，重组一家”。紧接着，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对外强调，国资委一直把重组效果而不是数量放在第一位。从那开始，央企一级公司层面的重组基本上是停下来了。从供给侧改革开始，加大中央企业重组力度，结构重组与产权改革同步阶段，也就是肖亚庆阶段。

回顾央企重组的过往历程，可以将中央企业重组划分为“初期规模性重组”的起步阶段、“成熟一家，重组一家”的稳步阶段、“结构重组与国企改革同步”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和历任国资委主任的监管发展思路，以及特定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

回顾13年央企兼并重组之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注定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既是因为他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国资委主任，也是因为他推动央企兼并重组的力度最大，反响也最大。

作为首任国资委主任，早在2003年时李荣融就提出“到2010年把央企总数缩减至100家以内”的目标，而当年央企总数高达196家。2010年8月李荣融退休之时，央企数目只剩下123家，可是这距离他的目标还有一段不小的差距，时至今日该目标也未完成。

2003年，李荣融一上任，就给国企改革定下目标：培育30—50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这是我一生的梦想”。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际，央企数量是196家,计划至2006年末减少至161家。该年,国资委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明确到2010年,央企将调整至80—100家。按计划,此后每年平均需精减14家企业。2005年，在京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李荣融放出狠话：央企不能在规模上进入本行业前三位，就要进行重组。此言一出，在中央企业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国资委对央企进行重组的决心在2007年和2008年表现得最明显。这两年，李荣融不止一次对央企表态，“三年之内要做到行业前三名，否则国资委给你们找婆家”。

针对这一目标，国资委推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央企重组大戏。“十一五”期间将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这些行业和领域是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2006年开始,国资委主要通过“以大吃小”或“以优吃劣”来减少央企数量。比如中国通用技术集团重组中国轻工,中谷粮油集团并入中国粮油集团等。

当时(2006年)国内最大的两家国有粮油流通企业——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和中谷粮油集团公司合并重组。中粮是国内粮食系统最大的外贸企业，已有50多年历史。中谷1994年由原粮食部、商业部、内贸部等国有粮油经营实体改制而来，贸易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并在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都建有较完善的粮油仓储体系。两大集团合并后，将形成业内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航空母舰”，这个规模将足以与全球粮油巨头如美国邦基和法国的路易达孚抗衡。现在，中国华孚又进来了。中粮和中谷只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贸易中分别形成了以对外贸易和对内贸易为主的格局，事实上双方都是既有外贸又有内贸，这样在具体的营运时中粮和中谷粮在业务上就会产生很多冲突，二者合在一起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可以增强实力，防范外资巨头带来的风险，因而中粮中谷的强强合并还有国家加强经济战略安全的考虑。

昔日中国联通并购中国网通，中国电信并购联通的CDMA业务，而中国移动并购中国铁通，电信业三足鼎立的局面业已形成，通过一系列的并购整合，三个电信巨头在网络技术、客户、市场等领域都完成了进一步的提升。而两大粮油集团的并购整合同样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但这种重组成本之高超乎当初预想。磨合期相当长,被兼并企业负责人的心态很难调整,利益协调更难,重组后也并未达到大而强的效果。其实把小的放到大的企业里面,管理更加需要全面和系统,不是一兼并就自然大而强了。比如一航和二航的重组,因为双方资产都很庞大,仅前期的资产评估、手续办理、人员安置、债务处理等都需要2—3年时间。

在李荣融治下，央企的数量虽然减少但规模却不断扩大，央企在全球500强的数量从6家增加至40家，总利润也从2400亿元增长至1万亿元以上。这对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快速推行的央企重组还是遭到了一定争议。比如“大而不强”的情况出现，一些央企过于追求做大企业规模，超出自身资金实力进行兼并，以致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从2003到2010年，央企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从57%升至65%左右，远远超出国际平均水平。此外，“组而不合”成为央企重组中另一个被诟病的现象。有些央企形式上实现了整合，但在实际业务经营和人员管理等方面并没有实现协同效应，反而因为盲目扩张增加了内部损耗。由中外运和长航两大集团整合成的中外运长航集团被外界公认为是一个失败案例。中外运与长航原本位列航运板块的第三、第四位，整合后原本有望与排名前两位的中远、中海集团形成竞争，但中外运长航集团盈利状况却持续下滑，2013年出现百亿亏损，旗下的长油航运更是因为连续4年亏损，在2014年6月5日被从A股摘牌，成为央企退市第一股。

事实上,这种重组方法现在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国资委起初曾有计划将某系统企业从5家企业减少到3家,但因为各方利益的决裂,重组未能实行下去。目前已很难采用这种重组方式。在希望“以大吃小”的同时,国资委的另一种办法是平行兼并,意即合并同类项。比如把中煤国际和中煤科技合并,上面再加一个集团的帽子,集团领导人由这两个企业的领导班子组成,看起来不错,平衡了利益。但实际上,这种先有儿子后有老子的情况,本身就非常奇怪,下属企业不一定听集团的,徒增一层博弈。

2010年8月王勇出任国资委主任之后，央企重组的思路从激进变得缓和，彼时国资委强调央企重组“具体进度要服从工作质量和效果的需要”。到　2013年3月王勇离开国资委时，央企数量减至115家，比李荣融时代年均减少10家，速度明显放缓。王勇之后的接任者蒋洁敏众所周知是最“短寿”的国资委主任，其6个月的任期内仅发生了一起央企重组，即2013年7月中国二重与国机集团实施联合重组。

随后出任国资委主任的张毅拥有多年纪检领域的工作履历，且临近正部级干部65岁的退休年龄，外界普遍认为张毅的主要任务是直指国资系统贪腐问题。在张毅主政的2014、2015两年，中国华孚整体并入中粮集团，再一个是南北车合并的事。直到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才在一个多月内急匆匆推出4起重组。中央企业的重组步履踌躇，到了2015年12月，突然间出现惊人一跳，出现6家央企重组，央企数量也随之降至106家。这三届是一个阶段，缓慢而平静阶段。应该说，最后的惊人一跳，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这就是供给侧改革阶段。

2015年官方大半年不提国企兼并重组，相关方面对此持否定甚至是批评态度。抽象肯定重组，具体否定重组，到了2015年上半年甚至有谁讲重组就是犯错误的感觉，形势非常压抑，也非常被动。但到下半年形势有变化，11月提供给侧后便有了大变化。以供给侧改革为分水岭，央企重组由被动走向主动。从2014年底到2015年6月，有中国南车、北车对等重组为中国中车，国家核电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宣布正式合并，成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到了2015年12月，央企重组突然发力。12月1日，国资委宣布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和珠海振戎公司实施重组，珠海振戎将整体并入南光集团，成为南光集团在内地的子公司。12月8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实施战略重组，中冶3500亿资产并入五矿，成为其全资子企业。12月11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整合方案获批，集团名称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远海运)，5000亿元资产航运浮出水面。仅短短10天就有3起重组，涉及6家央企近万亿资产。到了12月29日，国资委发布公告称，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至此，国资委直接监管中央企业从2015年年初的116家减至106家。2015年成为中央企业兼并重组的落地年，年初的种种兼并传闻大部分坐实。在供给侧改革提出前是被动重组，基本上处在按兵不动的状况，雷声大，就下了两点雨，比较有影响的是南北车合并。在供给侧改革提出来以后，雨点哗啦啦的就下来了，在短短的十天内国资委就宣布6家央企的重组。2015年9月13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文件后，先后出台了21个配套文件，混改方案出台了，但是重组方案还没有出来。解决重组问题的方案还没有出台，重组的**还没有到来。

第三阶段是加大中央企业重组力度，结构重组与产权改革同步阶段，也就是肖亚庆阶段。新任国资委主任肖亚庆2016年3月12日在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15年6对12家中央企业重组，效果不错。2016年我们会加大力度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的调整重组，优化布局结构。”3月15日，肖亚庆在招商局和中国外运长航集团的重组会议上再次强调，目前的106家央企仍存在大量同质化竞争、竞争力不强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重组整合。

肖亚庆4天两提重组，这意味着，加大央企兼并重组的力度已经成为国资委2016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据肖亚庆透露，目前国有企业普遍面临产业结构偏重的问题，仅央企重化工领域资产总额就接近70%。下一步国企改革重点，将对国家战略需要、央企有优势的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航空航天、核电、高铁、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电网等，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对于央企长期亏损和资不抵债的低效无效资产，加大处置力度，积极化解过剩产能。

肖亚庆表示，央企有106家，从企业自身来看，无论是机制体制，还是管理能力，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2015年央企整体利润出现了6.9%的负增长，央企在经济下行情况下感觉到了压力。2016年1月至2月份，央企的总利润增长4.7%。目前来看，央企2016年的情况相对稳定，各个央企在稳增长、提效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一方面是需求不旺，另一方面是需要改革。

可以预计，下一步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央企兼并重组将进入全面加速期。

二、央企整合的三大历史背景

央企整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会上升到异常突出地位。这个问题要从大历史坐标来看。

央企整合是大企业时代的形势所趋。这是笔者从2012年来强调的大企业时代理论。中国内地企业入围世界５００强数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５００强第二大来源地。中国已经进入“大企业”时代，兼并重组是目前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兼并重组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自2003年提出央企大整合以来，央企的数字从当年的191家已经整合到2014年的112家，主要涉及能源、冶金、钢铁、医药、电信、军工、交通、汽车、电子、技术装备、粮油、房地产等行业领域，而这些领域都有以下特点：(1)关系到国计民生；(2)资金需求巨大；(3)技术要求较高；(4)规模效应明显。通过央企之间的整合，可以迅速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2013年5月，南北车的订单争夺战闹得沸沸扬扬。当中国北车等企业竞标阿根廷动车订单时，南车开出127万美元/辆的“超低价”介入竞标，结果北车败北，也促使阿方对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价格持有不信任的态度。这样的削价竞争不仅给中国其他企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也导致这些中国企业的声誉受损。除此之外，南北车在国内市场恶性竞争中的疯狂扩张也导致城轨、货车的产能过剩。这种恶性竞争带来的“窝里斗”现象愈演愈烈。央企重组是提高控制力和竞争力的需要。以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现阶段的重要改革任务。要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就要集聚企业的核心业务，做大主业、做强优势。

央企重组是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必然结果。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国资委作为政府委托的出资人代表，专门行使所赋予的出资人职能。这其中就包括对所监管的国有企业和资产进行整合与重组。推动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重组，对出资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也符合现阶段改革的特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是出资人主导的改革，就是要由出资人设计和推动，以出资人的意志为转移，服从出资人的需要。由出资人主导下的企业重组，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同一出资人条件下的资源整合，这是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格局下的必然过程。也就是对那些产业链一体、同业性强的企业，应当根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要求和市场经济规律，根据产权关系变更的现实，按出资人的要求进行新的、更加符合竞争要求和国资监管目标的调整。结果是形成30个至50个投资运营公司。

在全球配置资源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应当要着眼于与跨国公司的竞争，集合我们的优势，尽快做强做大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所以，既然是在同一出资人条件下，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不同行政部门隶属下无序竞争，而要按照“从优原则”以优势企业为龙头重新整合，把优势资源集中于优势企业，进一步做强优势，做优企业。这里适用的是“新木桶理论”，也就是企业不必为接长“短板”而各自打造小木桶，而要把所有木桶的长板和短板进行重新整合，集合所有长板打造一个“大木桶”以及集合所有的短板，打造一个“大木盆”。其着眼点是提高总的盛水能力。目前，在同一出资人条件下的资源整合就是要加快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形成“四个集中”，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国有经济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

三、央企重组的10种方式

国企改革基本到位后，目前由国资委监管的112家“央企”可能会在5到7年内重组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此外，还有一些未列入国资委监管的国有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类金融企业以及铁路、文化、农业企业等，这样估算广义央企总计约百家左右。当然这种格局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大约需要5—10年的时间实现。现在看来，央企重组正在以10种方式展开。

第一种模式，是横向“合并同类项”模式。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为代表是强强联合，对等合并，属于强强合并模式，当然也包括强弱合并模式。过去，国资委给出“强强联合”的政策空间是，自找对象，自由组合，在不做到行业前三名就要被淘汰的硬指标下，必然有很多公司要在并购重组的形式下被重新洗牌。现在，更多地从全球化角度提出与回答问题。这是以推动国有企业间的并购为主，按业务相近、优势互补、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比较优势最大化的方向，这一层面的重组是紧紧围绕积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做大企业规模、做强企业优势。

第二种模式，是集团层次合并、产业链条重组模式。以中远、中海为代表的同类合并模式，属于国资委可考虑设立若干家投资型控股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能源、冶金、钢铁、医药、电信、军工、交通、汽车、电子、技术装备、粮油、房地产、日用消费品和投资等诸多领域，把被剥离后找不到“婆家”的企业划入。如此，国资委就不直接管理这些企业，由控股公司决定这些企业是继续发展、重组还是破产。从“进”的角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出现新产业，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很大。这时投资型控股公司就可介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退”的角度，许多央企过去乱投资、多元化形成的许多没有竞争力的辅业，就可以由投资型控股公司接手加以整理，提升其价值，做大主业。

第三种模式，是围绕产业链条的纵向集结模式。纵向联合方式目前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类似于中石油、中石化内部上市公司的整合，二是央企某个行业上下游的整合。许多大型央企在原有业务重叠、多级法人体制的低效率弊端下，又增添严重的主业重叠和关联交易，与国际资本市场规则相冲突。因此，集团内部的整合成为“做强做大”的必要前提。目前央企中上市的企业多是集团公司下的子公司、孙公司。在上市之初，不少央企将精华部分包装独立上市，但随着“做强做大”需求，一家央企集团下存在多个上市公司的现状，破坏了央企战略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对产业链上下游相关行业进行收购合并。这种方式主要发生在高能耗、高污染的有色金属行业。比如，中国铝业收购铝锭生产企业焦作万方、兰州铝业及旗下的氧化铝企业山东铝业等。

第四种模式，是兼并式重组的资源组合模式。既有重组的特征，又有清理退出的特征以强并弱模式。中冶和五矿是将二者的优势资源结合到一起，消除劣势，属于模式。

第五条模式，是内部结构拆分调整模式。从集团企业的实际情况看，结构调整的空间相当大，任务也相当重。这是由于在集团成长过程中，比较普遍地存在注重规模成长忽视结构优化的问题。集团形成过程中既有行政“撮合”的因素，也有市场选择的结果，形成了我国企业集团的畸形结构。拆分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操作中困难多。同一企业包含各种性质的业务，很难拆分。剥离非核心业务的大方向是原则性的，一定会逐步推进。对于可拆分的领域，可以从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等行业做起。石油、电网、铁路等领域的国企应该聚焦主营业务，如油气采集业务可以垄断，管道业务和终端的加油站其实可以放开；铁路的投资、建设、运营可以拆分；电网的输电和配电应该分开。如果基础部门和行业的利润上去了，实际上提高的是全社会的运营成本，带来的负效应将大于国企得到的利润。

第六种模式，是共享竞合的“铁塔模式”。把相关央企中重要链条剥离出来，而后以同类产业相合，形成新的独立企业。2014年三大电信公司共同出资100亿元注册设立的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这被称为共享竞合为核心的“铁塔模式”。

第七种模式，是强势企业托管弱势企业的模式。此前有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托管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托管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中国诚通控股公司托管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等几个案例。分两步走，第一步托管；第二步，在两者的磨合中进行可能的合并。

第八种模式，是国有股权转让的“让股引援”模式。最近6家国资旗下的上市公司接连宣布“让股引援”，并且地点刚好分布在上海、浙江、山东、山西、广西、重庆等国企改革推进较快的省市。在强调提质增效和供给侧改革清理“僵尸企业”的大背景下，已体现出新动能和新思路。

第九种模式，是混合所有制模式。面向市场，公开出售资产。当然首先要列出负面清单，有几类不能进的，包括：(1)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包括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如战略储备安全)以及信息安全等行业和关键领域；(2)真正的“自然垄断性行业”即具有长期规模经济的行业；(3)不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旨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4)支柱产业中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点骨干企业。这几条“底线”需要守住，发挥国有经济在其中的控制作用(当然，未必独资，可以采取各种控股方式)。除此之外，则逐步退出或进行重组。路径是：第一条，开放“管理服务外包”;第二条，开放“特许经营权”;第三条，开放“新建项目产权”;第四条，开放“垄断企业存量格局”，让民营资本“参股”或“控股”。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开转让。购买主体可以是国有法人或非国有法人和自然人，既包括内资，也允许外资介入。上述四条路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地使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

第十种模式，是合资重组和跨国并购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特别是涉及大型跨国公司、巨额资金和公司重大改组的并购成为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国有企业重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就是要加大合资重组的力度，推动有条件的大企业跨国并购，真正实现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中国企业2015年进行海外并购的规模超过600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中海油出资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能源开采企业Nexen以及双汇斥资47亿美元收购美国肉制品生产商是其中两宗规模较大的并购。中国企业2014年海外并购强劲，食品、能源和私募股权领衔。这个势头在2016年越来越猛。

央企整合能产生哪些效应？通过央企的整合能直接带来四大效应：规模效应、活力效应、速度效应、协同效应、配置效应。至于央企整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央企整合需要攻克哪些难关？是另外一些问题了。

现在，最紧急的事情是，国企改革首先要清查国有资产“家底”，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分类然后才能定位。人们对国企有那么多的意见，就是因为对国企的分类没搞好。中国的国企太大，中石油、中国电信这些企业既有政策性业务，也有竞争性业务，很难管理。例如执行国家政策的电网、采油等业务如果亏损，国家来补贴，没问题，但经营性业务也在同一个企业内，造成交叉补贴。分类管理还涉及关于国企整体上市的争论，政策性业务是不宜上市的，如果各种业务分开就好办。要把国企业务界定清楚，就涉及包含多重业务的大型国企的拆分。国有企业从部分行业退出或分拆一些大型国企，细分市场，成立若干投资运营公司委托管理人经营国有企业。但这些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分类方案出不来。稳妥些自然会好，但是渐进式国企改革唯一的问题在于往往耗时过长，且结果无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