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中国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十三五”发展规划颁布，2016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备受关注。我们的任务是寻求确定性，如何认识2016年经济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及宏观走势。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0年是快速发展时期。在过去30多年里，世界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大概走两步半。世界经济平均每年保持3%—4%的增长，而中国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因此，我们快速地由一个不显眼的经济体，先后超越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到2010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上了一个“10万亿美元的台阶”。

对世界来说，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别的国家用几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的进步，创造了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至今，这个奇迹的奥秘仍是探索的话题。

到了2011年，情况变了。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发展和转型的节骨眼上。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会如何？为什么焦点聚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最近以来，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当前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有非常好的一面，也有问题非常严重的一面，如果我们多看一些好的方面，可能觉得很不错、形势大好，如果多看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可能会悲观绝望。总的来讲，政府发布的信息好的方面多一些，民间可能悲观情绪比较重一些。目前中国经济好的方面，主要是我们多年来强调的转型，现在已经开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们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占50%　左右，这是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成果；另外，我们的新兴产业，不管是互联网、电子商务，还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如果看这些方面，应该说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实体经济困难重重，中小企业危机四伏，过剩产能蕴藏着极大的风险，问题也非常严重。

2016年是真正意义的供给侧改革与去产能元年。过剩的产能早晚要去，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逃不掉的宿命。从逻辑上讲，去产能是去库存和去杠杆的基础，只有完成了去产能，一个经济体才可能真正走出危机，中国也不例外。去产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需求拉起来，另一种是把供给压下去。90年代去产能是双管齐下，先是朱镕基总理铁腕压供给，然后是全球化红利(2003年入世)和股市红利、房地产(2003年将房地产定为支柱产业)拉需求，还有2009年的四万亿拉动，随后才有了中国奇迹。但现在呢？拉需求的方法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背景

中国前30年的快速发展是内外两个因素良性互动的结果。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的大趋势，产业由西向东转移，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兴起，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形成了难得的和平红利释放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这样的好的发展外部环境的机遇，但是中国都没有把握住，而这一次国内的动乱结束，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取代了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把长期压抑着的国内的、企业的、民众的、地方的等各方积极性的魔咒给打破了，潜力像泉水般地涌现出来。国内出现了难得的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不断地开放，也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塑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在产能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国际合作被赋予了新关注度。无论是产能出海还是资本对外输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显示出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而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判断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首先需要在开放经济的视角下对当前国际经济格局进行分析和考察。

近些年国际环境在发生改变，对中国相对有利的环境变得相对不利。世界经济不景气，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中国与世界是不可脱钩的，过去我们可以独善其身，现在不可以，前面我讲过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已经跟世界进入了同轨同步运行的阶段。现在世界的秩序是混乱的。过去世界的治理是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国际组织再加七大工业国，来主导世界的投资、贸易、货币等政策，而2008年之后，危机首先爆发在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影响力下降，因此世界治理从G7到了G20。但是在G20里面至少有明显两个缺陷：第一是发展阶段不同，在G20的体系里面，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讨论这些政策的分歧很大。在价值观方面差异也很大，G20里面有伊斯兰的，有基督教的，有东方的，各种价值观在里面。所以今天的世界秩序是混乱的，这种混乱就造成了整个国际金融环境、投资环境、贸易环境的混乱，对中国也不利。

2015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况仍然持续分化。全球化趋势在放缓，区域化趋势在增强。上一层我们是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而眼下这个红利正在弱化。去全球化，追求区域化的新的趋势在抬头。突出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要建立两个区域性的自贸区的体系——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环大西洋的投资贸易伙伴关系。这两个区域性自贸区的建设，把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形成了一个短期内可能对我们投资贸易不利的外部环境。美国经济总体而言稳定复苏，延续了小幅增长的态势，第三季度GDP增速从第二季度的3.9%下降至1.5%，略低于市场预期。欧洲经济在走出欧债危机的过程中，正逐步企稳复苏，欧盟和欧元区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1.4%和0.9%。

在欧盟委员会最新发布的2015年秋季预测中，2015年和2016年欧盟的GDP增速分别为1.9%和2.0%。其中，德国的GDP增速为1.7%和1.9%，法国为1.1%和1.4%，英国为2.5%和2.4%，欧盟对其内部这几个大的经济体均有良好预期。新兴经济体经济状况出现分化，印度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而俄罗斯经济和巴西经济则出现负增长。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主要经济体2016年的增长预期普遍高于2015年。

种种信息表明，2016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整体将有所好转，特别是考虑到2016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政府不会出台激进的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最为重大的国家的经济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因此，2016年对中国而言是能够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着力解决内部经济问题的重要时期。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世界经济不平衡已经达到难以维系的地步。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在再平衡的进程中，正经历着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具体而言，全球经济呈现出以下重要特征：

(1)全球经济整体表现为供过于求的产能过剩格局。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下，尽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总体而言，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压力之一。

(2)全球经济步入产业转型和产业再布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意在让制造业和就业回流。资源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由于高耗能和高污染性，在日益重视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着力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大环境下，逐步被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取代。产业更替伴随着产业的再布局，受到劳动、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影响，部分产业出现重大调整。

(3)中国经济的崛起，悄然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一带一路”战略措施的启动，增大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新的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也使得国际经济秩序有了新的变数。

而这一年海外市场上风起云涌，全球经济还未复苏却已面临新一轮的衰退。美联储九年来首次准备加息预示着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背离现象正在日益加深，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秩序出现重大的不平衡，美元的上涨带来的是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回归至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持续下行，资本大量外流，同时汇率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回到十年前的水平，部分先行指标甚至跌至2001年的水平，大宗商品“熊途”仍漫漫;地缘政治风险是2016年最大的威胁，局部争端越来越激烈，特别是中东地区从未停止过动**，经济风险正与地缘政治风险日益纠结缠绕在一起，直至成为一个谁也解不开的死结。与全球经济大格局相对应，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着很多机遇与挑战：

(1)三期叠加效应之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持续回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总体有效需求不足，价格下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43个月为负。消化过剩产能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2)对外贸易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降低，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对外经济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加工贸易比重大幅下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其他低成本国家。中国经济的转型更多需要注重国内。

(3)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致力于经济的健康平稳转移。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重大产业计划、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开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亚投行、“一带一路”、加强与美英德法的经济合作，全力拓展中国对外发展空间。此外，反腐倡廉逐步深入，加速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努力打造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环境。

看中国的国际环境，我们以前都寄希望于外国人买中国的东西，现在这个模式已经发生逆转，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淡化全球化概念，强化区域同盟，修改贸易规则，搞贸易壁垒，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筑起一块一块的区域壁垒，给中国产品出口制造了困难。那我们怎么办？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实施，把一块一块的贸易壁垒冲垮，这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

“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行动要跟上去，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中国的优势是什么？第一，资金充裕，我们有4万亿美金外汇储备，与其买美国国债，不如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用国际化来锻炼我们的企业；第二，工业的优势，现在国内比较痛苦的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实际上这些过剩的产能并不全是落后产能，有的还是很先进的，这些产能国内用不上，但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是急需的，通过“一带一路”，我们给他们投资建厂、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这些国家非常欢迎，慢慢跟我们的关系就近了。所以从国际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可以用各种办法化解。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了，随着我们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对外投资还将大幅度增加。对于中国而言，除了突破西方对我们的贸易壁垒之外，我们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形成一大批跨国公司。我们不仅要挣中国人的钱，将来还要挣全世界人的钱。笔者预计，10年以后，中国的跨国公司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很多企业会成为世界上大名鼎鼎的跨国公司，这个意义是非凡的。现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但更能反映一个国家最终的综合实力的指标是GNP(国民生产总值)，GNP　的数据日本远超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骄傲。要通过大规模的“走出去”战略，做大我国的GNP。

同时还要看到，像印度、越南这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构成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他们也要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实现他们的现代化。因此他们采取的政策是跟中国学习，无形中就在世界范围之内，在资源、在市场、在人才、在技术等诸多方面也给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竞争的压力。

总之，外部世界的变化，从过去相对友好、相对有利，到相对不友好，到相对不利。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需要维持在6.5%以上，即中国经济仍需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要求。这一要求需要在“十三五”时期尽快实现经济增速软着陆，开拓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让中国经济增长企稳。为此，需要正视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核心风险，让经济尽快稳定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

(1)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植根于全球经济的过剩问题的大背景下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就经历了一轮产能过剩问题。但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中这些过剩产能找到了全球需求的巨大市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需求的负向冲击让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是相对的过剩，即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过剩，或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不足。

东西卖不出去，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困扰企业最突出的问题。如何开拓市场，成为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的东西卖不出去？从供给面来看，我国已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是生产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产品大多数还停留在低端，无法满足发展阶段改变之后的市场需求，所以才出现了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到欧美去抢购各种高端产品的现象。这是生产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是供给层面的问题。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出去的年代已经结束了，只有满足消费者新需求的东西才能卖出去，而在这一块我国的供给能力是严重不足的、是过剩的、是落后的。

产能过剩问题导致了价格下跌和企业的利润下降，持续的产能过剩必将以企业破产清算告终，这将带来失业和经济下行。产能过剩的解决需要“开源节流”：一方面，需要为过剩的产能寻找新的需求，这也是促进消费和“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初衷。但需要认识到，这些新的需求必须是真实收入支撑的需求，而非货币信贷造成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形成更有效率的产能，让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更好地匹配。

(2)杠杆率过高与潜在系统性风险过大。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金融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稳定且良好运行的金融系统是支撑宏观经济有效运转的基础。但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据估算，截至2014年，中国政府部门债务规模高达36.8万亿，占GDP比重为57.8%;居民部门负债23.2万亿，占GDP比重为36.4%;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94.93万亿，占GDP比重为149.1%，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为78.33万亿，占GDP比重为123.1%。过高的杠杆率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更容易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3)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资源配置的方式决定了经济效率，也决定了生产结构。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以政府为主导的定价模式和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投资，使中国迅速完成了初级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这一资源配置方式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的不足，一方面，重要生产要素并非由市场定价，导致了价格低估，相当于长期进行隐形补贴，这使得经济越来越向资源密集型发展，也是导致当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传统产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融资，而小微企业、服务业等的融资成本高。这进一步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政府放开竞争性产品的定价，并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让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社会成本，此外，应该推进更公平、更平等的融资手段，切实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差别准备金等宏观审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够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实现更高效的经济增长，而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这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配合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只有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更好的资源配置，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三、从国企利润下降趋势看面临的危机压力

2015年工业利润的成绩单不太好看。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554亿元，比上年下降2.3%。这是继1998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这背后，集中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国企利润下滑严重，采矿和原材料行业利润下降成为工业利润转负的重要原因。国有控股企业、采矿业利润更是同比分别下降了21.9%、58.2%。

应该看到，2015年以来，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2年内5次降准、降息以提振经济下行，货币政策由稳健趋向于宽松。央行货币供应量不断宽松，而市场货币流动性却明显不足。而同时政府也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发行专项债券、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资金等措施。但是，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遭遇诸多挑战：从宏观上看，经济增速下滑、地方财政收支也不乐观;从微观上看，传统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仅没有得到好转，反而继续延续回落态势;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实体去库存化任务仍然艰巨;货币政策也未能按预期调整，市场货币供应宽裕流动性却明显不足。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比如，如果产能过剩这个结构性矛盾得不到解决，工业品价格就会持续下降，企业效益就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也就难以持续。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致力于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这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重大举措。

我们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可能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去化解。目前国有企业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重化工行业分布较多。国企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去产能，另一个意思就是去企业，有些企业要退出市场。实体经济下滑的情况相当严重，2016年4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召开部分省市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的讲话中也指出，“国内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困难”，但人们对它的严重情况并不了解，也不重视。下表列示了56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负增长的31种产品，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6年第3期。

四、金融危机带来的困境

为了应付2007—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衰退而采取的4万亿的刺激计划，全国上下靠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而推动的经济增长，目前已经遗留下来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广义货币快速膨胀，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不断攀高，资本回报率下降，乃至前几年盲目扩张的企业倒闭和关门，包括大面积的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所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是必须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从不敢作为到实际的不作为，从而庸政、懒政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实际的体制性问题。目前将要启动的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中央财权的上收，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改变，实际上都正在改变着过去30年靠地方政府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宏观数据到微观经营，当前所呈现出来的种种都难以让人乐观，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要正式遭遇一场清算式危机。这场危机具有迅速、猛烈和骨牌式传递的特点，谁都很难置身其外。

这场危机原本2009年就靠岸了，但被4万亿挡在门外养了7年过后，以更强大的姿态回访。

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一直没有履行这个宿命。2009年4万亿大刺激，2010年昙花一现，2011年内外交困，2012年重启中级刺激，2013年陷入类滞胀，2014年陷入衰退式宽松，2015年货币加码刺激。危机后的七年里，我们在需求端想尽了办法，经济却依然拾级而下。2016年，中央真正开始改变思路，从需求侧走向供给侧，从扩需求到去产能。

宏观数据上看，中国GDP增速从2011年来一直往下掉，从两位数到一位数，又从9到6，连续下台阶，趋势明确。降到产业维度上，危机从生产端到消费端连锁传递，最上游的大宗商品行业率先栽倒在地，然后是煤炭、有色金属、石油，再然后是钢铁、建材，进而制造业，进而房地产，进而汽车等消费品。连续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表达了当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的意思。因为经济是逐年滑坡的，每年都是最困难的。

实业凋敝，将闲散货币推向虚拟经济，在2015年的A股搞了一轮举世瞩目的牛熊切换。回头再看，恍若隔世。2015年末，除了金融等“其他服务业”的回光返照，经济领域呈现全线颓势。

有人提出，如果再用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形势还会好起来。问题是今年、明年的日子会好起来，以后的日子还过吗？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没有做出深刻的调整，而是通过四万亿的刺激计划暂时渡过了难关，为今天埋下了隐患，消化起来更困难。过激的刺激政策，是以中国经济中长期崩溃的可能性为代价的，所以更“狠”的刺激政策是不可行的。

2011—2015年，全国一直没有出现大范围过剩产能关停，相反，四万亿砸出来的新产能陆续投产了。企业天然有旺盛的求生本能，依靠历史积累，或银行借贷、地方政府补贴的方式勉力维持。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四万亿是应该的，不能走回头路。

当前压力表现为:

1.大宗过剩。生产线从限产到关停，作为原料的大宗商品将进一步过剩，价格从冰点跌入零下。100块钱一吨的煤炭还不是底。

房地产红利变成了痛苦的去库存，过去十多年全国累计新开工174亿平方米，而销售只有117亿平方米，供给与销售之间的差额达到57亿平方米。如果再考虑到开发商手中的待开发土地，库存是非常惊人的。更可怕的是，2015年的新开工面积(14亿平方米)依然大于销售面积(13亿平方米)，假设明年新开工继续下滑10%，销售持平，那从2016年才可能正式开始去库存，而如果新开工和销售按此增速持续下去，那么库存也需要5—10年来消化。

2.货币宽松。虽然总理一再强调不会“大水漫灌”，但配合过剩产能出清的动作，为了控制金融系统风险，货币政策上必然是宽松导向，存准率只可能继续下行。

3.出口下降。全球化红利变成了全球再平衡的压力，不光没有加入WTO这样的飞跃，还充斥着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压力，再加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丧失，出口已经不可能解决过剩产能。

4.汇率贬值。货币政策的宽松导向将严重制约汇率目标，人民币利率周期与美元利率周期的悖逆，将导致对美元汇率继续下行，央妈纵千拦万阻，但破7没有悬念。

5.资金避险。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实业领域的风险积聚，将驱赶资金慌不择路地流窜到股市、楼市、债市甚至境外寻求避险和增值，吹起无数大泡泡。

6.债务风险。东三省、河北、山西等过剩产能集中城市，地方财政已经岌岌可危，未来五年依靠债务置换度日，随着企业关停税收锐减可能爆发金融系统危机、地方债务危机。

7.楼市升温。为了托底经济，中央将搁置房价控制目标，继续出台政策刺激楼市，包括且不限于减免税费、利率折扣，甚至购房补贴。尽管政策目标是支撑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但大部分政策将直接利好一线楼市。

8.通货膨胀。淘汰过剩产能取得阶段成效后，流通中的过剩产品逐渐出清，商品与货币的配比关系逆转，持续宽松的货币将骤然过剩，通胀率拉高，物价恢复上涨。

五、从90年代末去产能的经验看市场优势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我国进入一轮投资高速增长的周期，重点表现为信贷与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增长。1997年东南亚危机使得中国外部压力加大，前期投资过度扩张产生的问题，包括产能过剩、财政压力加大、企业过度举债、银行坏账率高企等进一步恶化，“去产能”已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

1998年1月13日，上海申新纺织九厂压产改革第一锤拉开了去产能改革序幕，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改革启动之后，经济不可避免地面临下行压力。在此过程中，货币政策在1998年之前坚持“适度从紧”基本原则，财政政策则由紧缩向扩张转变，随着过剩产能的清理，大规模剥离银行不良贷款，房改、税改和汇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宣布国企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完成，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3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9.1%，正式进入一个新增长周期上升阶段。去产能过程中经济承受增长放缓与通缩风险。

20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是从1998年正式开始的，199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行重点行业、企业改革并鼓励组建大型企业集团，1999年1月，经贸委颁发的《关于做好钢铁工业总量控制的通知》要求压缩钢铁产量10%。随着化解产能的深入，政策不断加码，中国经济承受了经济下行和通缩压力。1998和1999年GDP增速分别为7.8%、7.6%，较之前经济增速明显下一台阶，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在1998年1月至1999年6月由0.3%下降至-2.1%。

为对抗通缩及经济下滑，我国实施了总体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3月至1999年6月，一年期贷款利率由7.92%下降至5.85%，1998、1999年分别发行以基建为主的1000亿、1100亿长期国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物价增速在见底后逐渐回升，但从1999年6月至12月，降幅收窄至-1%。由此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需求侧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去产能期间市场“深蹲起跳”。20世纪90年代末，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纺织、家电、煤炭、钢铁、石化等，随着1998年去产能的推进，相关行业景气度经历了一个先下后上的过程。从整体工业增加值看，从1994年开始持续下滑，到了1998年年初开始企稳，1999年10月之后开始出现回升趋势。从股市表现来看，1998至1999年5月中旬，上证综指波动剧烈，总体向下，随着1999年“5·19”行情的启动，上证综指大幅上涨。

本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1998年相比，从宏观环境看，都经历着相似的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和外部市场的动**，但产能过剩的行业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从宏观环境看，两次去产能的背后驱动因素都是经济增速下滑带来产业结构性调整的需求，需求端的疲软催生了较为宽松的利率环境，同时，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较为疲软。从过剩产能行业看，90年代末主要体现在纺织、家电等生活资料的过剩，而目前主要体现在煤炭、有色、钢铁等生产资料的过剩，这类行业属于中上游资本密集型产业。

结合1998年去产能过程，我们认为此轮改革会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第一，所需耗费的时间会更加漫长，相关行业业绩受去产能冲击到回升时间跨度相对更长；第二，改革过程中需求侧加码政策不会缺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护航；第三，不同产能过剩行业根据过剩程度与行业资本结构的不同，相对轻资产行业会更早出清；第四，相关支持性配套产业与金融政策会密集出台，推动改革进程同时也提振市场情绪；第五，根据改革进程的推进，股市大概率出现深蹲起跳的走势，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会催生市场出现可观行情。

未来化解产能过剩只有从供给端压缩产能这一条路。如果早下决心，还能掌握主动权，留一点干预和回旋的空间。如果拖延太久，又没有需求侧的奇迹发生，那么就会越来越被动，不可控的因素也会越来越多。举个例子，现在外汇储备还有3.3万亿，中美还有正利差，所以央行还能大胆地尝试汇率改革，但如果等外汇储备消耗到零，中美利差倒挂，很多事情就不是央行能控制的了，届时再改革就会失去主动权。在产能这个问题上，逻辑也是一样，越早“破”越有主动权。

朱镕基时代的“债转股”成功经验是对去产能的支持。国企三年脱困时，力主推动的“债转股”方案，当时备受争议，但事实证明，债转股是一个真正的高招，让国企活了，让银行活了，让中国的大棋局一下子全部摆脱困境。“债转股”放在当下，仍然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做法。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中央财政又将为银行的不良资产买单。有评论也认为，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得到了证实，是中国银行业的一大利空。其实，这些解读，基本属于挑刺式的废话。中国从来没有隐瞒银行不断上升的不良资产。监管机构的数字表明，截至201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率1.67%，较2014年底提升0.42个百分点，已连续10个季度上升，在去库存和清理“僵尸企业”的过程中，这个数字肯定还会上升。

在问题蔓延之前，提前进行处置，一方面代价比较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系统性的风险。2016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无疑是经济下行周期下的企业债，以及过去多年，银行信贷扩张导致的信贷风险。中国目前的非金融债务与GDP的比例从金融危机前的100%左右已经升至约250%，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这种比例蕴藏的风险必须得到及时的处理，而不是隐瞒。试图大范围利用债转股方式实现“僵尸企业”的重生、去杠杆的目标，当然要考虑到后果和代价。因为，如果企业经营继续恶化，只是延缓了一部分“僵尸企业”本应出清的时间，但是却增加了经济和金融系统性的长期风险。而且，在当前各方的社会责任感、契约精神相对欠缺的背景下，上述举措极易引发“逆向淘汰”和道德风险。

中国重新启动“债转股”，从防范宏观和系统风险而言，这是必走的一步。如果听任债务和信贷崩盘，结局肯定更加糟糕。朱镕基时代还给我们一个启迪，在历史的转弯处，列车的驾驶员需要真正的魄力和担当，不是去追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