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15日，陈鹤琴公费留学，乘坐中国第一艘自制邮轮赴美，正巧陶行知在这条船上，也是公费留学。这次相识，是他们终身友谊的开始。

两人抵达美国后，陶行知进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1915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1917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员。而陈鹤琴则是获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后，1917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和陶行知是先后同学。他1919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此时陶行知已任该校教务长，暂行代理主任。两人又成为了同事。

两人均受新教育运动影响，并同师承新教育运动领袖、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又同以引进新教育改进中国教育为己任。可以说两个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为他们终身的友谊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动力。

20世纪30年代生活教育社和北方明日社掀起了一场论战，实为陶行知和尚仲衣两教授之战。陈鹤琴力挺陶行知，断言道：“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尚仲衣却不以为然说：“这话不会过分吗？”后来，尚仲衣与陶行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实践中也接受了他对陶行知的评断。

1947年7月，陶行知病逝。正赶暗杀风波，陈鹤琴不顾个人安危，主持治丧工作，他在公葬仪式上宣读祭文，泣不成声。次年，他接连收到两封恐吓信却不为所动。

陈鹤琴自留学归国，先后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团，均是幼儿教育的实验基地。

在此基础上，1940年他又创办了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活教育”系统理论建设和幼稚师资培养方面。1943年，该校升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1946年他来到上海，又创办了上海市幼稚师范学校。这两所师范院校，为我国当时刚起步的幼教师资培养提供了最佳范本，在我国儿童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我国儿童教育领域，陈鹤琴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1929年“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他被推选为主席，该社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研究、推动儿童教育的中心。他曾在1947年9月于自己主办的《活教育》杂志上，回应了陶行知“只要你真的有些思想，会有后人替你理出来”的遗言。

在文章中，他将两人的生活教育理论融合到了一起，至今仍对我国教育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教育目标方面，陶行知以“追求真理做真人”为首；而陈鹤琴则以“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为首。

第二，教育内涵和课程方面，陶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为主旨，注重教育与实践结合；而陈主张“大自然+大社会”是活教材活老师，注重教育与实际生活、自然界结合。

第三，教育方法方面，陶提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注重手脑并用；而陈则提倡“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以“做”为中心，而做中求进步就是创造。

两人在求知教学方法和步骤上也有相似之处。陶提出“五路探讨”：体验、看书、访友、求师、思考；陈则提出“四个步骤”：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批评研讨。

第四，两人都主张教育和训育统一，启发学生自觉性，指导学生自治，并注重实践。陶说：“知识与行为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与做事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陈则说：“实际去训导学生的应当是全部教职员，把分家的训教两部分工作重新联结起来。”

第五，两人均认为教育的关键问题在老师，因此师范教育是根本。陶在1926年《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提出：师范教育是“中国今日教育最迫切的问题。”陈在同年写的《师范教育之根本问题》中指出：对于教育进行中的“船舵”的师范教育，必须实事求是的在事实上用功夫。

由此可见，陈鹤琴和陶行知的事业追求何其吻合，当可称得上是彼此挚友，一生知音！1979年7月14日，他在一首诗中这样总结和陶行知的深厚友情：

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

我们奋斗目标系同道

我们出生时代系同年

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

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

我们立志伟人系素率

行知对我是一生系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