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一生不与官僚草寇结盟，只与英雄豪杰相交，他是近代真正旷达大度、明确人生目标和方向、胸怀祖国和民族的大文化人之一。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在上海闭门写作《孙文主义》。稿子写了一半，孙中山就召来黄炎培，拿出已经写好的部分初稿，谈了写这部书的初衷，诚恳地说：“自己不长于写文章，已写的请你看一遍，字句上有需要斟酌的，请你动笔。”

当时两者地位悬殊，一为卸职的临时大总统，革命领袖，一为江苏提督府下科长。然而他却未将孙中山当权贵，而是英雄相交，他毫不客气，为孙中山改起了稿子。该书出版后，他还珍藏了由孙中山亲笔签赠的书。

1921年，共产党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联系一下李大钊，于是他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了李大钊。两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他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大钊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支持建党事业。

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除加紧军事上的围追堵截外，还大肆造谣诬蔑，谣传共产党人在途经贵州茅台镇时，纵容官兵在茅台酒池里洗脚。然而，他听了此谣传后，并不以为然。

抗战中，他置身**迭起的重庆，应沈钧儒之请，参观其子沈叔羊的画展。沈叔羊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他题词，他看了看画，挥毫特作七绝《茅台》：

喧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

天寒且饮两三杯。

画由他题上这诗，陡然升值，被送到毛泽东手上，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领导人们读了这首诗后，都十分欣慰。性情激昂的诗人元帅陈毅，看了配画诗，非常感动，未与黄炎培谋面，就引为知己。

1945年7月，他与6位国民参议员访问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得知消息的陈毅，就专程跑来看望。一见面，陈毅就说：“我们二十五年不见了！”他听后顿觉愕然，惊讶地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陈毅笑一笑说：“1919年我去法国勤工俭学，在上海交通大学操场开欢送会，你代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还记得吗？”听了这话，他恍然大悟，笑着连声说：“好记性，好记性。”

隔日，毛泽东宴请他们一行，桌上摆着茅台酒，周恩来、陈毅作陪。

席间，陈毅提议饮酒联句，大家朗笑赞同。

毛泽东率先出句：赤水河畔清泉水；

周恩来续道：琼浆玉液酒之最。

他接句：天涯此时共举杯；

陈毅收句：惟有茅台喜相随。

吟罢，大家不禁相视抚掌大笑……

他珍藏着一幅王羲之书法真迹作品，毛泽东借去欣赏，两人相约一月归还。过了一阵，他就打电话问毛泽东：“是否看完？啥时候归还？”

毛泽东答复：“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又过了几天，他再次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这部书法作品小心地用木板夹好，当天送还。毛泽东后来笑评他提前“索债”的举动说：“不够朋友够英雄。”

毛泽东字润之，他字任之，只一字之差。因此，两人纸笔往来时，他多称毛泽东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泽东称他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无论何时，两人或在相见时，或是书信中，都客气相往、以礼相待，演绎了领袖与文化人的真挚情谊。

1952年冬，他到南方视察，途经南京，当时在江苏任职的陈毅，特地以茅台酒宴来欢迎。席间，陈毅又提到了那首《茅台》诗，十分感慨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陈毅即席步原韵和诗以答谢他：

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笔传韵事，需在江南饮一杯！

他听了也很感动，当场笑笑，就和诗回应：

万人血泪雨花台，沦海桑田客去来；

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他对自己敬佩的英雄，就是这样，直率坦诚相待。而对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人，无论是谁，他都嗤之以鼻。

1914年2月22日，袁世凯加快复辞步伐，他愤而辞去江苏教育司司长职务。他在江苏办教育，颇具影响，北洋政府两次请他担任教育总长，他都坚辞不就。弄得袁世凯毫无办法，对人发牢骚说：“江苏人最不好搞，黄炎培这个人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1946年1月15日，他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上发言，矛头直指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的报告：“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人读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吗？殊不知道你政府要人骂联合政府和参与政治为分赃，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为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这段发言，义正词严，有理有据，痛快淋漓。

蒋介石听后，岂能善罢甘休，11天后，即1月26日中午，正当黄炎培在和平建国会参加讨论时，国民党军警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他居住的“菁园”，翻箱倒柜搜查了一个多小时。他没有屈服，向国民党严正抗议，终于迫使国民党公开道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同年7月，国民党欲拉拢他，让杜月笙传陈立夫的话，希望他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他想都没想，就当即谢绝，回应杜月笙说：“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

同年9月20日，在国民党的双十节前夕，他写了一首诗《今年双十节》：

今年双十节，厚黑最**。

部部牛皮大，官官竹杠敲。

民谣千里草，国事一团糟。

战火南连北，江淮到吉辽。

1948年12月14日，他在给友人回信中回答了自己为何数次不愿做官：“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

然而，1949年10月15日，他却以72岁高龄，被任命为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对此，他的儿子很不解，问：“为啥年过七旬，还做起官来了？”

他笑一笑，欣然回答儿子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