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里是没有老屋的吧，老屋都被水泥和钢铁占了去，成了高楼，成了大厦。乡村的老屋也极少见了，村子富裕了，拆掉了破旧的老屋，用水泥和混凝土盖成了有都市味道的高房大屋。

可是，老屋没了，多少是令人伤感的。装了几辈人欢声笑语的老屋，有太多太多的故事。酸涩的、痛苦的、快乐的、欣慰的，像地里的庄稼一样一茬接一茬地上演、又谢幕。

儿时的老屋是矮矮的，老屋是泥土和着碎草砌成的。老屋的房顶是椽子和檩子搭建的。有三间。一间睡觉，一间装粮食杂物，一间连着灶台当饭厅。我不记得老屋是哪年盖的，反正打我出生，老屋就在了。不过听父亲说，老屋应该有几十年了。

老屋太老了，老得泥墙被雨水冲出了深沟。老屋太老了，原木色的椽子和檩子都被烟熏成了黑棕色。老屋的墙角处还有老鼠洞，有的是老的，有的是新掏的。爷爷说，老鼠比人勤快，烧顿饭的时间，人家的窝就已经收拾好了。爷爷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正端着他的老烟袋，吧嗒吧嗒地抽他自己种的烟，眯成线的眼睛望着炉子里红彤彤的炭火。炭火把爷爷黑红的脸映得更加红了，像是喝醉酒的人。

我总记得小时候的雪比如今的多，也比如今的大。我总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比如今的冷，也比如今的长。那么长那么冷的一季冬，全家大部分时间都会围在那炉炭火旁边，煮上一大壶茉莉黄片，边喝茶边取暖。

炉火很旺，红彤彤地把整间老屋照个通明。爷爷抽着他的大烟袋，父亲则卷旱烟卷抽。爷爷说，等下给牛棚弄盆炭火烧烧，天冷，可别把牛冻坏了。父亲听了，把燃着的烟往地上一按，用手弹弹烟头上的火星，往木桌上一放，一声不吭地出去了。我知道，他是去给牛棚生火了。要知道，牛可是我们家的宝贝，来年春天，还指着它犁地呢。

我见父亲出去，也站起身来。母亲说，大冷的天，你瞎出去跑什么，在屋里待着。我看一眼母亲，不理会她，径直抱着父亲的大水杯跑出去。那时，母亲总说我是父亲的跟屁虫，一天到晚地腻在他屁股后面。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酸的，我知道，她在闹情绪。人家都说，女儿是娘的小棉袄，可母亲总觉得我单单对父亲言听计从，对她，却总没有那么贴心。这样孩子气的母亲，到底也是可爱的。

跟在父亲后面进了牛棚，牛棚里真是冷啊，冻得我双手插在袖管里，拔都拔不出。父亲往火盆里放上玉米衣，等火旺了便往里面加玉米芯。玉米芯烧旺了，父亲就会一个一个地往盆里码，把玉米芯码成一个小山头的样子，这样，火就算生起来了。这是农村人常用的法子，这样的一盆火放在牛棚里，一整天都是暖暖的。

火生好之后，父亲再往牛槽里放些草料和玉米，老黄牛一看有吃的了，尾巴摇得可欢实了，还不停地哞上几嗓子，像是在跟父亲道谢。父亲会照着老黄牛的头部拍上几下，朗声笑着说，老伙计，火给你生好了，料也给你添足了，你慢慢吃哈。

我总觉得老黄牛是听得懂父亲的话的，因为老黄牛会抬起头，用一双铜铃大的眼睛看向父亲，那眼神里，装着那么清晰可见的感谢。

我对父亲说，它能听懂你说的话，是吧？

它当然听得懂，老黄牛可通人性了。父亲说着，从我手里接过大水杯，咕咚咕咚喝两口，然后摸摸我的头发说，丫头，走，回屋去了，回屋烤火去。

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一家人除了说说话就是各忙各的活计。爷爷搬出一捆高粱秆扎扫帚，奶奶把日里晒干的豆角一把一把归拢好，母亲拿出五颜六色的花线绣鞋垫，父亲没事干，就看管炉子，炭没了加点儿，火不旺了就“咕捅咕捅”，我们几个孩子则坐在矮桌旁边，写写画画，间或问大人一些啼笑皆非的问题。炉膛里的炭火，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一直红红火火地烧着。一年又一年的冬天，就在这炉炭火里来了去，去了来。

再后来，生活好了，有了弟弟妹妹的老屋似乎装不下这许多人了。父亲跟母亲商量，说明年盖新房吧，孩子们长得快，再过两年就住不下了。母亲不作声，只拿眼睛上下望着老屋。那年，我九岁。

第二年一开春，老屋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轰然倒塌。泥墙砸在硬地上，扬起来一大片灰尘，白蒙蒙的，遮天蔽日，什么都看不清。

五间正房，两间耳房。

父亲站在空****的大院子里看着刚起的新房，笑得合不拢嘴。父亲说，冬天一到咱们就到大炕上去，柴火填满灶膛，那才叫暖和。我望着父亲开心的样子，心想，老辈子的人每日盼望的，也许就是住上敞亮的大房子，过上儿孙满堂，一家人乐乐呵呵的好生活吧。

可是，我是小孩子，我还没那么老，还不会考虑那么多那么长远。我就是喜欢那低矮破旧的老屋，老屋里有炉火，老屋里有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漫长冬天。多温暖啊，红红火火的整个冬天！

如今，那个铁炉早就在院子的角落里长满了铁锈，里面的炉渣还在，可是炉火早就熄了。一同熄掉的还有老屋。有时，我也会问父亲，我们曾经那么穷苦，整个漫长的冬天就指着一炉炭火，可那时候，我们怎么还那样欢乐呢？

父亲说，只要我们一家人都相互倚靠着，再冷的天也是暖的。

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最温暖的还是老屋的那炉炭火。那种记忆里朴实简陋的温暖，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