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实干的精神，做个实干者，摈弃华丽的高谈阔论，进取而稳健地选择自己的理想！

吃苦耐劳已经升华成一种追求事业成功的**、智慧和斗志！做个实干者，不管面对怎样的险境，不管现实如何艰难，都沉着冷静，充满勇气与自信，以一种宽容无畏的胸怀面对它、战胜它！

脚踏实地，学自有得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的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1.告诫晚辈自食其力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这也是曾家的传统。

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骄奢**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2.宁为耕读之家，不为官宦之家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说：

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里可以避免别人眼红，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子孙们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我们曾家历代的立家气象、格局没有改变，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曾经亲眼见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不图雕花镂图，但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术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廛房地、一区田亩，吃饭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两百银子。

别说古人了，即使是现在，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后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就变得不思进取，最后导致举吃山空。

持之以恒，死而后生

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这是一种坚强的信念。坚持了，说明已经尽力，即使没有成功，也会无怨无悔；没有坚持，就等于早早放弃，更不可能获得成功。

1.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曾国藩自始至终担当着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责，在连年的征战生涯中，他遭受了别人难以想象的挫折与磨难，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始终不放弃，坚持到底，最终取得了胜利。

曾国藩的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坚持到底，并不断努力。其弟曾国荃开始在雨花台扎营时，曾国藩劝说曾国荃道：“太平天国军气势犹如旺盛的火焰，现在不可对他们有什么意图。”他又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希望曾国荃明了清军所面临的险境，速速退兵。曾国荃却认为在坚固的城池下面驻兵，可以持久，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不退兵。

当时整个战局对曾国藩很不利，曾国荃不听劝阻，轻兵冒险前进，力量薄弱，这时湘军各营又遭到疾病的困扰，战斗力大大下降。一旦天京城下的湘军被太平军击溃，再想组织足够的力量形成包围之势简直难上加难，其结果不只是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曾国藩无法向朝廷交代。所以，曾国藩根本睡不着觉。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自己这两个月十分忧心战事，牙痛得也厉害了，心情更是糟糕。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曾国藩费尽心思，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用以援助危在旦夕的雨花台大营。为了得到最为真实的消息，从而做出没有私毫偏差的判断，曾国藩躬身前往雨花台大营进行视察。一路上劳苦奔波，未加休息的曾国藩就急于听取曾国荃的汇报；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下，曾国藩又亲自视察了雨花台的防护措施，看到曾国荃的所有防御工事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

此后，曾国藩从大胜关赶赴金柱关、龙山桥，随后由东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看了雍家镇、运漕镇、石涧埠、无为洲，接着从神塘河出发回到了北京。短短一个月内，曾国藩不顾舟车劳顿，查阅了进兵天京的各部湘军的防御工事，他认为“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楫睦”，决心取消撤兵的念头。曾国藩将双方力量进行反复对比、全面分析后得出湘军不能撤，撒军恐怕扰乱军心，军心动摇则胜利遥不可及的论断。

最终，曾国藩凭着自己坚强的忍耐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耐力是人适应周围环境的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的总和。曾国藩的战略中最忌打持久战时“势穷力竭”。他认为作战时将士们的精力、士气，整个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布局、全部的作战计划、粮饷的补充都至关重要。两军对峙时没有这些准备，根本就没有力量与对方抗衡，更谈不上取得战争的胜利。曾国藩带兵打仗并不求胜心切。与此相比，他更注重战势的发展，认为在持久战中要让士兵充分休养，养精蓄锐，抓住时机再举兵攻打，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2.恒实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曾国藩在《恒箴》里说道：“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即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曾未问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又说：“闻日知录：易经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读之不觉愧？”

曾国藩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反省自己，认识到有恒实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他在日记中说道：“我几十年来因循守旧不肯下苦功学习作文，现在我已渐渐衰老，悔恨也来不及了。”

由此可见，曾国藩无论做人，还是带兵打仗，都有一种坚韧进取的精神。不下决心则已，一旦下了决心认定其正确性，那么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前途如何险恶，他都义无反顾、不避艰难、奋进拼搏，从死中求生。

自咸丰三年曾国藩带兵作战，直到攻下安庆，在这个时期，他可以说天天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坚持不懈，奋勇进取，从困境中寻找生机，终于获得成功。曾国藩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屡受挫折，但愈挫愈勇，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不忘坚忍和进取，令人不得不佩服他。

曾国藩的有恒和进取不仅表现在战事上，更在家训中。他说：“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暮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五分老少，事五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可见，为人做事，贵在一个“恒”字，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观点虽然简单易懂，但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以自强为立身之本

自胜者强，自强者胜。战胜别人的人只是有力量，而战胜自己的人才算坚强。自强与成功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自强者未必都能成功，但“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自立才能自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却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家族为什么能一门英杰？正是曾国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态立身行世的结果。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他的这一理念，正来自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曾国藩读过《周易》之后，他对自身有了更深一层的感触。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仁者以厚德载物。”并且，他还对《周易》中的“自强”思想加以发挥补充，使“自强”一直贯穿于他处世应变的行为当中，并且内化为了自己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曾国藩的一生，从个人的求自立，到国家的求富强，一直贯穿着这种自强的思想。他对王夫之刚直不阿的性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子弟说：

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王而农（王夫之）……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衰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甘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崇高的理想迈进，总会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自强是什么？是努力向上，是奋发进取，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自强者的精神所以可贵，在其依靠的是自己的拼搏奋斗，而非父辈的荫庇提携。自强是自立的前提，不自强无以自立；自立是奉献的前提，不自立何谈奉献。

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省自强，确实令人感佩！

积极进取没有不成之事

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曾国藩提出“天道忌巧”的观点，意思是说，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

1.敬德修业，积极进取

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观非常突出，这也是他“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的核心。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去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做事，以求取每一次进步，当然，这四个字也是曾国藩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座右铭。

积极进取是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既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

曾国藩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他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好佞当道，小人得势，就不会政通人和。正派而能干的人很难展示才干、发挥作用，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更谈不到有所作为了。

2.敬德修业，等待机会

两军对峙勇者胜，两军相持久者胜。曾国藩认为，打持久战最忌讳的是“势穷力竭”。其中，力是指将士的精力，势是指大局以及整个作战计划。意思是说，只要坚持下来，就有抗衡的机会，积极进取的同时，要注意等待时机。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这与他的不断进取有很大的关系。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出一种自我修养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

他还这样讲道：“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他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并且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抛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志、有恒。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并且把“敬德修业”看做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此，他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致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安熟也，须从这里过’。”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敬德修业”，积极进取，而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广博，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

势不可用尽，功不可独享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

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当做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1.盛名之下求自保

曾国藩认为，权重于一时，会树大招风，盛名之下难以自保，因此，反复自律：

古人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

为此，他告诫自己和部属、亲属一定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自古胜败轮回，有福必有祸，要谨防乐极生悲，他说：

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

一般的人在处世和求利方面，大多都是奋勇争先、当仁不让的，但是，作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却反复告诫自己：“不敢为天下先。”曾国藩认为，人才不同，则其缺陷也各不一样。对于一些颇有才干的人来说，“傲慢”、“目中无人”是最大的缺点。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因为才干超人，本来就引人注目，而又加之狂傲，就会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的境况。所以此等之人应该学会深藏不露，不可事事都争“天下第一”，曾国藩常常引用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不敢以占据第一等而自居。

作为曾国藩九弟的曾国荃具有暴烈的性格和急功近利的天性，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性格十分了解，因而常常用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来训诫他，让他不要事事都做天下先，这完全是从曾国荃的个性缺陷出发而提出的金玉良言。

曾国荃当年进攻金陵时，曾国藩为了教他少居功惹祸，每次写信都多有提醒警告的话，身为朝中第一汉臣的他深深知道大名气不可强求。

果然，后来曾国荃攻克了两个省，功勋虽然不能说不可磨灭，但其事业根基已十分深厚。此时的曾国藩对其弟已不患不能通达、不患不能自立，但患其不能稳固适应，患其不能自甘寂寞而繁荣发达。因而又劝告曾国荃以后安身立命总应该从风平浪静方面考虑，千万不要掀天揭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自己高傲视人、落落寡合、不能以柔克刚是最大的毛病，事事争天下先会伤别人之心，夺别人之志，导致嫉妒和攻击。

当湘军主力正攻打天京外围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这正是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但是这让曾国藩反而惴惴不安，思考着自己应该寻找退路了。因此在同治元年（1862年）秋冬之际，湘军在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想上书辞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职，只是由于曾国荃的反对而作罢，但是他仍决定在两者中辞去一职，以示自己不敢贪恋权位。当天京攻破，有人“劝进”时，曾国藩断然决定裁撤湘军五万人。

这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官场权术之人，知道在什么时候放弃，以求保全身家性命。

2.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曾国藩说：“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出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些从他的奏折、信函、日记中都能表现出来。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均为朝廷重臣，由于政见不同，关于他们不和的传言有很多。

曾国藩性格内敛，左宗棠性格张扬，时人多说：“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无曾国藩。”不过，矛盾归矛盾，曾国藩对左宗棠这一出自自己部下的幕僚一直礼让为怀。这还得从湖南巡抚陈宝箴曾经给曾国藩讲起的一次亲身经历说起：

有一次，湖南巡抚陈宝箴去南京见曾国藩，曾国藩见他汗流满面，问是什么原因。陈宝箴笑着说：“我是给人做了一回鲁仲连。我来的路上乘船，舵工和橹公因操作意见不一致而争吵。两个人越说越生气，竟然舍船登陆，将船停在了半途。船上没有船工，在水流的冲击下都快要翻了。我有些害怕了，就赶紧登了岸，对那两个人说：‘你们是因船而怒，可见都是爱船之人。现在你们舍船而斗，船没有人管，都快翻了。为什么不同舟共济，一起保护此船呢？’这两个人都被我所感动。于是我邀请他们进了一家客店，出钱置酒，二人和好如初。耽搁了这么半天，我怕来迟，所以跑出汗了。”

曾国藩听说了这个故事，若有所思，最后大笑说：“难道我还不如一个船工吗？”从那以后，曾国藩和左宗棠虽然意见分歧还是很大，但在军事计划上却从没起过冲突。

因此，对于大功之名，大任之职，他常常只是推让，才能持盈保泰，“不敢为天下先”的意思盖由此而来。

置身官场的人，除了那些十足的奸佞之辈、利禄之徒，许多人总还是希望生前身后能够留下个好的名声。岂不知这却潜伏着危险。古时封建统治的最高掌权者不只对战功卓著的大将们心怀猜忌，对那些政绩突出、德行优异、名望崇高、口碑传颂的大臣，也是心存嫉恨的，一旦你的光芒超过了君王，形成了一种喧宾夺主的态势，你的灾祸大约也快要临头了。

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君王的形象显得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怎么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王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自身的安全。

曾国藩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因此，他一向不愿争功夺利，因为这样只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嫉妒者，使自己陷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