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事如线，能刚能柔，一直是从古至今人们所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拥有这种智慧的人懂得在生活中求新、求变，遇到挫折永不言败，具有男子的勇敢和魄力，而在恰当时刻，又懂得在各种角色之间穿梭，拥有女子的温情与柔弱。

巧隐锋芒，圆通求成

安静的力量在于不作声却能万事周全，不引人注目却能实力非凡。真正厉害的人物大多懂得安静的力量。这样的人明白：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

1.不轻易露锋芒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深谙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辛苦强学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必须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

曾国藩重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只不过他有一种谦德，认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下功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在舒发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初入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大志，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也深请圆通藏锋之道。

曾国藩认为，凡是有血性有志向的人都想成为人上人，而地位越是卑贱想获得的地位就越高；收入越困难，就越想发大财。缺少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其中的君子却一直默不作声。是不想有所得吗？只是他看透了众人的争名夺利而已。达官显贵不计其数，都位高权重还自以为聪明过人，而转眼问就可能成为厮役走卒了，而那些只有虚职，天天说自己不够好的人却能安然无忧。

由此可见，他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不屑于轻易显露锋芒。曾国藩认为：“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这显然是时机未到，在行所谓龙蛇之道。虽然已经很难看破，他还是觉得自己藏得不够深，准备再进一步，让人一点征兆也感觉不到。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

在政治、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致皇帝都经常下诏让他规划全局。又因曾国藩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都不会辜负他的期望而有所作为。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能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2.默默收获实在的成绩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用意极为明显。一裁一留，既减锋芒又能自保，足见其心思之精妙。

曾国藩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俗话说，“难得糊涂”，偶尔迷糊一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

《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出名了，一定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

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在张扬的个性里加一点低调和谦虚。人生的收获不在于引人注目而在于有实在的成绩。多被人关注一分反而会多一分压力。所以，默默收获才是上上之选。

与人周旋，有为有不为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即使是双胞胎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所以，人活于世要学会在不同条件下为自己争取利处，与命运巧妙地周旋。

人与人之间由于地位、文化修养、政治经济实力乃至体力上的差异而不平等。假如面对的是一个强者，一个有欺人之心而又盛气凌人的强者，在与其相处的时候，应当怎么办呢？这是曾国藩在思考关于怎样与列强办外交的事情时经常问自己的问题。

虽然执行国事看起来与普通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还是可以从中领悟一些道理和原则，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对付比自己更强的人或团体。

1.借助外国力量办事情

晚清后期，借助外国人力量办的事情越来越多。

1860年10月，恭亲王奕??正式向咸丰帝提出“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不可遗忘。

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认为眼前的国患虽然是太平军，但是长久的祸患就是洋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奋发自强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并指出自古外国人帮助中国，成功之后要求多，索取得更多。曾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也感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因此，“借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国藩乞师，另一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的一日四次严谕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与此同时，以慈禧太后、奕沂为首的统治集团，已有明显倾向，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驻京的英、法使节进行磋商，并告之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俾，朕必不为遥制”。上海官绅更是急不可待，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便已付诸行动，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草拟了《筹论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心是会同英法联军助守上海，并将助剿苏州等地。

对于这种先声夺人的做法，凭曾国藩之力是无法阻挡的，但他对西方各国的戒备心理，并没有减弱。为此，他只好争取退而求其次的方针，同意已确定的“借兵助剿”决定，但提出应只限于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内地。他认为宁波、上海都属于通商码头，洋人在此都有利害关系，共同保护也属应当。但是苏、常、金陵并不属于通商口岸，借兵助剿会被天下人耻笑，而且胜利之后，后患难料。借洋人的兵力助守上海，保护洋商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但借洋人之力助战苏州，代中国收复疆土就不可行，这就好比引狼入室。

2.借兵但不可听之任之

对于西方列强同意“借兵”，他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尽可能地去笼络，以借用其坚船利炮，而不能听之任之，留下遗患。为表明心迹，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曾国藩一连三奏，并写信给恭亲王奕??，在《筹论借洋兵剿贼折》中，他再次强调：“臣当细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

为了促使朝廷能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他最后坦露其志，请朝廷放心，曾国藩不依靠助剿，也能收复江南。曾国藩的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且引起对西方列强的猜忌与提防，便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此后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二处。

曾国藩说，抑制洋人不在取悦他们还是以礼相待，某些民众给洋人献媚鄙视华人实在可恶。国人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发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枪炮，学造轮船等为人手之处。只要让我们都有他们的长处，和顺时报他们的恩德，有器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对他们也是罪过。

这些说法，有封建官吏的局限性，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弱国无外交”的意思，只有真正强大起来，外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中国之难，中华当之”，颇有令外国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

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这就说明，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在关键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一定的妥协性、灵活性。所以尽管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受到国人的指斥，他也有不得已之处，自非局外人所能了解。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旅途上难免遇到为难的事。平日里还好，当人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只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毕竟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静观风云，洞察秋毫

每个人都不免有私心，这是不分地位不分对象的。但是面对权势和利益的**，在自己没有考虑周全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前进，就有可能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

中国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惹上杀身之祸的事件屡见不鲜，没有帝王不在乎自己的皇位，因为在乎所以忌讳，所以一些功臣总是想方设法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

1.清王朝的“君为臣纲”

清朝以满洲贵族起家，联合蒙古贵族，对人数众多的汉人实行统治。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历代权臣篡位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采取一些措施，如实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但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无疑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又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绝对不可能改变。因为满洲贵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它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

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模糊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本王朝的统治思想方面做了认真的选择。

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洲贵族的口味，所以几经审慎地考虑，决定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他们对全国官绅民众实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尤其大讲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以保证汉族地主阶级对清王朝的忠心。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于种种原因，对地方大吏尤为加意防范。他们把各省的兵、政、财、人及司法各权分开，地方官员各负专责，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大权独揽。

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他们在内心对汉族总是有一种戒备心理、猜忌心理，是从不信任的，所以尽管曾国藩对清政府卖力甚大，但清政府在起初并未给他以实权，还得不到粮饷供应，地位十分不利。后来迫于形势，才不得已将四省军务交其节制。曾国藩势力壮大了，却也犯了清统治者的大忌。

2.曾国藩曲意示忠

在攻克天京之后，曾国藩之势力如日中天，广收利权，遍保部下，一时朝野之官多出其门，咸丰皇帝对于曾国藩是一面高兴，一面忧虑。据说曾国藩光复武汉以后，咸丰帝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当时，咸丰帝身边的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之职开缺，丁忧在籍，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看来如果曾氏不激流勇退，其灾难是很难避免的。

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曾国荃所统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沼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收复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憎，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职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意思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历经宦海沉浮，曾国藩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有四计：逆来顺受，以死效忠，缓施以时，委婉言求。总之避免正面冲突，旁敲侧击，以柔克刚，曲意示忠。这几招能使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住脚，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高标处世，低调做人

低调是一种风度，高标是一种气魄。

做事开张，做人收敛，这一点是中庸思想中处世之道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体面生存和尊严立世的最重要根本，也是一个要做大事业者的最佳状态。同时，开张必须以收敛为基础，因为收敛可以使人能处顺境也能处逆境，既可深自收敛又可勇猛精进，这实在是一种最智慧最通达的处世之道。为人收敛，不光是哲学上和个人修养上的一种体悟，更是避祸消灾的重要法门。

1.以史为鉴，拙中露智慧

在曾国藩的家书里曾提到过两个人，一个是嘉王赵颓，另一个是沈万三。这两个人的经历对比着看，一定是给了曾国藩很大的触动。

嘉王赵颓，是宋神宗的亲弟弟。他从小就好读古书，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看到不平之事，就要发表言论，后来还数次上疏议论朝政，在当时很有影响，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这时，他的心腹劝他说：“您是天子的弟子，不好声色犬马，一心致力于典籍，这自然是好的品德。可是您多次议论朝政，皇帝和太后都会不安啊。”嘉王猛然醒悟。从此，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门研究医书，并和他的部属成天忙于研究药方。朝廷后来专门下诏称赞他，还对他进行了褒奖。

沈万三的故事显然就悲惨得多了。

明朝时，沈万三是金陵巨富，虽王侯而不能及。朱元璋攻下金陵后，打算扩大外城，然而当时正值战乱，国库空虚，主管工程的大臣叫苦不迭，表示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沈万三这时出面了，为了和朱元璋搞好关系，他表示愿意承担工程总费用的一半。他和政府方面同时开工，由于财大气粗，沈万三比朱元璋的官方工程队还早三天完成了任务。

之后，朱元璋赐给他酒宴，慰劳他说：“古代有素衣天子，号曰素封（无官无爵而有资财的人），您就是这样的人啊。”其实朱元璋心里并不高兴，竟然比我的官方工程队还快，他对沈万三的富裕既厌恶又嫉恨。

而当时，沈万三有一块田地，正靠近湖边，为了保护自己的田地不受水淹，他便在湖边新修了一道石堤。朱元璋讨厌他太富，而且连他这个皇帝也比不上他，于是太祖一点儿也没留情面，单独对他的田地抽税，每亩九斗十三升，赋税高得吓人。

其实，朱元璋心里早就想杀他了，只是一时找不到理由。忽然有一天，恰好沈万三用茅山石铺苏州街的街心，朱元璋这一下子可有了借口了——以茅山石为心，“茅心”者，“谋心”也，此乃叛逆之举。不由分说，朱元璋就给他定了一个谋反罪，杀了他，又查抄了他的家产，将其全部充公。

沈万三死得冤枉，他既没有犯法，而且还为皇帝出了力，反而被杀，你说可不可悲。

这样的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纷纭的人世，聪明显得多么地可笑和幼稚，多么地不值一提。而在此时，“憨”、“拙”、“直”、“朴”这些本与聪明无缘的字眼，却会显露出一种闪光的高超智慧。

2.升官后做人收敛低调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之后，他变得更加稳重低调，更加“憨”、“拙”、“直”、“朴”，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甚至对手中的权力，他也常常辞让。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的声望已无人可比，长江水面上迎风招展的无不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全然没有飞扬跋扈、扬扬自得之态，反而更加处处收敛，慎之又慎。从他给弟弟写的家书上看，那时的他不但没有踌躇满志，反而是充满了忧虑。他谆谆告诫弟弟说：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曾国荃）所统近两万人，季（曾国葆）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管仲）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概”是什么？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据查，“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了上面会凸出一个尖来，然后就用这种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就叫做概。曾国藩说，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素来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这就是自律。其实，曾国藩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学会“自概”。

曾国藩时刻不忘记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尽心尽力地消除隐忧。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他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停职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迭，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类似上面的言辞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诫弟弟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这种收敛低调的做人方式，曾国藩将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打算在家乡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富厚堂建成了，他一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于是就感到非常不安，从来就不进富厚堂的大门。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他说：

富升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座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违还……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推书籍尚思添买耳。

此后十多年，曾国藩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

曾国藩的收敛和守拙的功夫，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绝对没有过时。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生智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过张扬，往往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样可能使对手容易摸清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触动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老子说过“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这才是一个人成熟、智慧的标志。不显露、炫耀才华，固守柔顺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调自守，这样的人其实是会有好结果的。

曾国藩身为三军统帅，做着“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稳慎，如此谦恭，但却能善始善终，永立不败之地，可见亦非等闲之辈，也绝非浪得虚名。

巧妙把握刚与柔的火候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渐泄沓委靡，人才亦日渐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清朱克敬撰）中曾有一条说：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答日：“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当时，政治场合中广泛流传着一首词叫《一剪梅》，形象地刻画了当时的官场积习：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也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还有，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以程朱理学为立身之本，胸中充满了正直刚强之气，对作为友军的绿营兵和当地其他民团武装的无能嗤之以鼻。就因为这一点，他不知道开罪了多少当地的官绅和其他镇压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于是，在缺乏军需供给和友军支援的情况下，湘军作战时总是孤军深入，被石达开打败了三次。

父丧、军事失利、官场的严重倾轧对他都是沉重的打击，在很长的时间内，他意志消沉，精神上非常痛苦。在对前途、信念以及自己的身体近乎绝望的情形下，曾国藩读懂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微言大义，开始了由申韩之法向老庄之道的转变，在思想上开始由弱求胜。他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

其实，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人世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让自己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3.复出后以柔克刚

曾国藩复出后，主动修好与同僚、友军的关系，一改往日作风，以弱胜合作的态度主动裁减湘军，大力扶持左宗棠、李鸿章，壮大对敌作战的友军队伍，从孤军推进到中兴三臣团结合作，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

从恃强之败到以柔克刚，曾国藩的例子是弱胜、合作的一个绝佳注脚。从此之后他更加意识到，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与世沉浮。这是需要技巧的。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有自己。既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避免被环境所吞噬，就要用到与世沉浮以自保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被曾国藩视为处世秘诀的“柔”字。

那么，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当柔呢？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或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曾国藩的刚柔之道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刚柔之术，兼而有之。他深知官场风云波谲云诡，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卷入旋涡，因此他坚持阴阳互济，缺一不可；他平衡各种官场关系，不强出头，不争功名，低调行事，即使权倾朝野，他也做到善始善终，堪为这方面的楷模。

做人应该刚柔相济。太刚则折，而且过于死板；太柔则靡，而变得毫无原则。只有不拘一格，灵活应变，才会在为人、处世、治国方面得心应手。

人生是经历紧张、松弛，再紧张、再松弛，不断辗转循环，人就不断进步，这种情况和太极拳一样，通过一弛一张，表现阴阳、刚柔，因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太极人生”。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的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宰相才十天，就杀了少正卯。因为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

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东西。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因此，应该灵活应变，相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