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有多少人认为你值得信赖，你就拥有多少次成功的机会。“忠”是什么？“忠”是超越金钱、地位的人格力量。“诚”是什么？“诚”是赢得别人理解、欣赏和信任的优秀品质。把“忠”与“诚”放进心里，世界就在你心里。

心诚则志专而气足

在人情冷漠的社会，要做到知心实在太难。以诚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学问简单得很，但对有些人来说，难于上青天。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对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交际学问。

1.诚就是不欺骗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言多必失”是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2.以诚为本，以勤、慎为用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需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军人天生是直爽的，文人的心多曲，多不坦白，商人多算计多计谋。不同的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同：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军人也要多在为人行事时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商人要参透只有真心为顾客着想才会获得成功，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信”字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狐假虎威更不装腔作势。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不义之财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3.对“诚”身体力行

诚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

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可以说他用行动为“血诚”作出了生动的诠释。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可惜朝廷早已经病人膏肓，无可救药了。

4.要求属下“血诚”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需有一“诚”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兵打仗的人，第一要会治理军队，第二不能怕死，第三不贪图名利，第四要能吃苦。接着他说，大多忠义双全有血性的人，这四点都具备。没有血性的人等于一无所有。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无论修身做人还是治家治军，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正所谓“诚心千金难换”，当别人拿出一片真诚的时候，感动地接受就是了，千万不可伤其心，要明白事可改而心难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义务为别人无偿付出，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场、商场都是这个道理。有诚有义者必有所获，懂得珍惜他们的人亦是如此。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国藩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做官）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决不食言！”

1.做官不贪图钱财

曾国藩在京做官十四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贪图钱财，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为官且位高权重，但终身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二十年，从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汤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叫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

2.曾家收礼仅一次

据曾国藩的女儿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

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番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而李鸿章更是对黄翼升赞赏有加，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

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3.“一品宰相”曾国藩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得自己应得的，争取自己想争取的。有所得无所贪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二十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才放下心来。

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柩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国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4.交友贵在有雅量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认为：“以德求变的立世方法，由于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够宽阔，气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见解与自己不同，也应该抱一种容纳的心态来面对。在交流过程中自然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这样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在待人处世上。为官期间了解民情，体恤民众，甚至在咸丰年间，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民众着想，不爱民众，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曾国藩一生宁可自已吃亏也从不占他人便宜。这看似守旧的思想，实则包含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接受好处犹如给人把柄，后患无穷。拿别人的、用别人的终究是要还的，不以物抵也会用其他方式相抵。

所以，不贪心的人没有人情债，没有人情债的人才会活得更轻松。

让自己在别人眼里诚实可信

《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荀子则强调即使是普通的谈吐也一定要诚实可信。曾国藩认为诚实就是彻底地卸掉所有的伪装或技巧，把自己像一朵花那样打开，自然、朴实、亲切。

1.训诫弟子讲“诚”

曾国藩训诫弟子李鸿章，多次讲到“诚”字。

有一次，李鸿章从南洋调到北洋接替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今后用什么方式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回答道：“门生也没有什么打算，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同他们打痞子腔是最合适的。”

曾国藩一愣，心里很不舒服，沉默一会儿，他说：“痞子腔我不知道是如何打法，你试着打给我听听。”李鸿章是个精明人，见老师对自己的说法不满，连忙改口道：“门生信口胡说，还求老师当面指教。”曾国藩拂了一下胡须，说：“依我看来，还是要用一个‘诚’字。减能打动一切物，我想洋人也是人，他们也通人情。虚伪造作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想来这比痞子腔靠得住一点，你说是不是？”

曾国藩像孔子一样反对“多言”，也像老子一样反对“善辩”，但人生了一张嘴不可能作哑巴，话还是要说的，很多时候都需要靠说话与对方沟通，靠号召激励人心，靠言论推行主张，但是“一言欺诈。终不可久”。要让自己的话使人相信，就得把握一个“诚”字，这是人能立下大业、成就大业的根基。

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都是有基础的。当年的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一个规模宏大的基业是必不可少的。《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而一个诚字就是根本。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只有立下诚才可以有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住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我曾国藩认为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2.以“诚”为立身之本

曾国藩把“诚”字作为自己立身的根本，他一向以“诚”来训导自己的下属，要他们从日常生活做起，说实话，做实事，以诚相见。他还专门举了北魏高允的故事，用以说明“诚”字的重要。

北魏太武帝让崔浩负责编写魏国历史，太子的老师高允也参加了编写，他为了扩大影响，竟然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阅读，这使皇帝非常不高兴，责问高允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崔浩管的事多，只抓个纲要，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

太武帝转过头来对太子说：“你看，高允的罪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恕呢？”

太子对魏太武帝说：“高允见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胡言乱语。我刚刚还问过他，他说是崔浩干的。”

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想救我的命。其实太子并没问过我，我也没跟他说起过这些话。”

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直率，心里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这确是难能可贵的。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

曾国藩说完故事，感叹：“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意思是说，一个肯信任别人的人，虽然别人未必都是说话算数的，但是自己却先做到了说话算数；一个常怀疑别人说话不算数的人，别人虽然未必都是虚诈，但是自己已经先成为虚诈的人了。

曾国藩初建湘军的时候阻力很大，尤其是筹集军饷非常困难。他找到地方势力，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对方有条件，说：“可以给你一些军饷，但得帮我们做事。”曾国藩答应了，只要能把湘军组建起来对付太平军，与地方势力讲“诚”是必要的。这时有人反对曾国藩向地方势力妥协，曾国藩便把《礼记·曲礼》上一段形象的比喻说给大家听：

鹦鹉虽然能学人说话，但仍然脱离不了飞禽的种群；猩猩虽然能学人说话，但仍然脱离不了走兽的种群。现在有人如果不明礼仪，他的心不也是禽兽之心吗？只有禽兽不懂得礼仪。所以，父亲、儿子共同使用一只雌鹿也只能是禽兽而已。因此，圣人兴起，教人知礼明礼，并使人们懂得道德仁义，使他们明白作为一个人和禽兽的唯一区别在“明礼”。明礼便为万物之灵长，不明礼便与禽兽无异。所以，古人、今人都为一个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而艰难地活着。殊不知，全在一个“诚”字上下功夫。诚者会做人，会做人者明礼；明礼者，为人所崇敬，为人崇敬者有人助；诚者，能为社会树立成功的典范，成功者的思维、言行和事业都在“诚”之中，不违礼而合于理，合于理而能成于礼。

曾国藩说话算数，他的诚心感化了地方上的很多乡绅豪强，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助曾国藩渡过了难关。

曾国藩非常欣赏与他同一时代的政治家胡林翼说的话：“诚信的最好道理，能够挽救人走出欺诈的极端。一个人能欺骗一件事，不能欺骗所有的事；能欺骗一人，不能欺骗所有的人；能欺骗一时，却不能欺骗万代。”他常把这句话讲给手下人听。

曾国藩说话的可信度非常高，这使他的身边聚集了不少诚实的朋友和耿直之士，这对他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诚可以格天”这一点来看，一个人的道德力量如果影响了整个团队，形成一股正气，那么对于一项大事业的完成就容易多了。

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对曾氏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集体利益，据理力争

一个人的行为除了要和自己的思想一致外，更应该符合时局的要求。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保护自己，发展自己。

1.小事放松赢得短暂清净

曾国藩是清朝的重臣，由于所处的地位特殊，他不可能跟普通人一样，面对的只是日常的琐屑小事，他每天要处理的政务，常常涉及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积累了自己的外交经验。他提出“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这就形成了他在处理问题上既有坚持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另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农民起义运动尚未镇压下去，清朝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洋人摇尾乞怜，“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

曾国藩不想一直受制于洋人，更不想见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一直受到侵害。但如果要抵抗外国侵略者，以图富国强兵，起码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

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他想以合约的内容为限制，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时间。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以为小事上的不予计较可以换来暂时的相安无事，以便自己抓紧时机变强些，所以在1861年8月，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疏，要求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

2.大事苦争保全国家利益

后来，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卖国求荣。他明确提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他认为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上策是给洋兵发点工资，然后由阿思本带回英国，并将李泰国革职，不准他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花费的银两能追回最好，追不回也没有什么，保护主权最重要。下策是这七艘船中拨几艘给阿思本带，可以用洋兵，其余的给蔡国祥统领用华兵。在曾国藩的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没有成为满清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在总体上“坚守条约”，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俄等国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关条款。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由大臣统辖诸多省无暇顾及偏远地区的情况，由地方官员实地进行监督。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妄为，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传教城镇乡村，残害国人之事，曾国藩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蹩，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商贩之生路穷矣；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

当他发现洋商违例私运盐米等违反条例规定的事情后，愤怒指责英国人，认为洋人袒护朝廷要缉拿的罪犯是违规行为，并强调此后凡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的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令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他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时刻为天下苍生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

曾国藩坚信，即使朝廷勉强答应了洋人的要求，亿万百姓也会悲愤到极点从而有反叛之心的，这不是官员可以抑制的。所以，为官者要为百姓请命，即使决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

由此可以想到现实社会中，工作中据理力争，才能保证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害。与人交往时，应懂得退让宽容，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明白个人与集体的联系与影响，学习大局意识，提升自我。

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1.心怀天下之志

曾国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关心时务，如何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来之不易了。

2.危难之际忠君体国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1）直谏流弊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西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

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与军事外交。目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火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地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又说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家书报国

曾氏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里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

他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将上面得报国之愿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3）“忠”、“勤”二字当先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国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氏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发展的年代，现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从自己的每一天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