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站了起来，强压赵黑坐下，说：“我又不是老虎，怕我吃掉你nS?一起吃饭，你边吃边讲，才能把故事讲得好一点，讲得多一点吗!我边吃边听，才能听得好一点吗!”

赵黑这回放心多了，果然坐下来，毫不拘束地与皇帝边吃边讲起故事来。

赵黑滔滔不绝地讲夏禹治水、商鞅变法等故事。拓跋宏听得津津有味，说：“你果然记忆力强，还能讲讲治国安邦之道吗?”

赵黑说：“下人哪敢与陛下谈论治国之道呢?不过，从历代各朝兴亡盛衰的故事看，治国须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基，农以水为命。任何一个帝王必须纪律严明，才能无敌于天下。所有文武官员必须严于律己，严守法纪，用贤纳谏，深得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之鉴啊。”

拓跋宏想不到小小一个侍从，竟然口若悬河，说出这样一番见解来。于是，他决定让赵黑去担任镇守定州的重任。随即对他说：“你通古今，给我镇守定州去吧!”

赵黑又惊又喜，他原以为皇上今天只是随便找他聊聊，不想带来如此重任，他当然为自己的升迁感到高兴，但又想到自己身份卑微，又是汉人，真有些害怕从命，便连连拱手谢绝，说：“我出身卑贱，难以从命，刚才小奴所说，纯属酒后胡言，请陛下恕罪。”

拓跋宏说：“我用人只看德才，不分出身和民族。现在给了你权力，如果将来有人不服，我还会扶助你，你不必担心啦!”赵黑仍旧顾虑重重，怕拓跋宏言而无信，不敢受任。

这时，汉人厨师端来一碗菜上来，不料菜里掉进来一只苍蝇，厨师惊惶失措，唯恐皇上责备，向皇上磕头认罪不止。只见拓跋宏亲手用筷子把苍蝇夹出来，说：“没有什么，苍蝇又不是你有意放的。”过了一会，这个厨师又端来一碗热汤来，由于厨师心情紧张，不小心将热汤洒在拓跋宏的身上。厨师立刻跪在拓跋宏面前请罪。不料拓跋宏把厨师扶起来，笑容满面地说，人有失足，马有失蹄，这点小事，何必放在心上呢。

赵黑见皇上这样尊重下人，器重汉人，体贴下情，大受感动。在拓跋宏再次提出要他接受重任时，他声泪俱下地说：“陛下这样尊重我们下人和汉人，我不敢违命了。我一定镇守好定州，报答皇上厚恩。”

赵黑当了定州御史后，为定州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改善了百姓生活，对驻军也进行了严格整顿，军民关系融洽。定州一天比一天富强，侵犯之敌也就不敢轻易来犯了。

孝文帝对定州的变化非常满意，给赵黑奖励了一千五百石谷物和五百匹帛，并将他提升为大将军，晋封为王，统管北魏军队。

所以，人才不是没有，而是要善于发现，敢于为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空间。

爱护人才，征服人心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孙子兵法·行军篇》

孙武说：“作战并不是兵力越多越好，只要不轻敌冒进，并能集中使用兵力，准确判明敌情，善于用人，取得部下信任和支持，也就足够了。那种无深谋远虑又轻敌妄动的人，必定会成为敌人的俘虏。”所以，作为领导者，就要在平时注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赢得部下的忠心。

唐朝时期的长孙顺德是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曾仕隋，任右勋卫，后逃到太原，投奔了李渊，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多有战功。

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参加了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后，特赐给长孙顺德宫女，长孙顺德也受到特别的允许，常在皇宫内居住。但后来长孙顺德让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别人赠绢，被人告发。按照唐朝的法律，是要受到很严重的处罚的。但太宗不忍心处置他，对身边的近侍大臣说：“长孙顺德处在外戚的地位，功劳属于开国元勋之列，官位高，俸禄丰厚．可以称得上富有尊贵，只是他读书太少。

在他受贿的事被告发以后，太宗不仅没有加以惩处，还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使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

不久，长孙顺德因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这回唐太宗无法再护他了，结果被除名。过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还是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派宇文士及前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精神很不好，经常醉酒自责，朝中大臣都认为已经悔悟，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的封爵和食邑。

对这件事，朝中的大臣们颇有感慨，觉得唐太宗实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的过错总是给予改正的机会，没有责罚的念头。这样一来，大臣们就对唐太宗更加敬重和信任。

作为管理者，如果你对你的部下表示关爱仁慈，就会征服下属的心。这种征服善一种彻底的征服，它会自然地使你的那些下属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你。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成功，长远的成功。

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佛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全部的资产，但是你足要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来给我，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员工是任何组织最宝贵的资产。关心员工就是关心组织目标的实现，也是管理的起点。

在凯姆朗公司，这两方面都得到完美的贯彻实施。

美国的凯姆朗公司是一家很小的服务性公司。它的业务只不过是为住宅的草坪施肥、喷药而已。但它的经营思想、管理方针却十分独特，吸引了大批学者去研究它。很多人对它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推崇备至，称它是唯一真正以“爱的精神”经营企业的公司。正是这种“不合常规”，强调“爱的精神”的经营思想和方式，使公司的发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凯姆朗公司开业时只有5名职工、两辆汽车。

公司的发展归功于公司的创始人杜克，正是他创造了“不以常规”，以“爱的精神”经营企业的方法，并把它一直坚持下来，使公司取得突破性进展。

凯姆朗公司成立后，由于员工少，人手不足，杜克经常一大早就开车出门，为用户护养草坪，修剪树枝，直到天黑才能回家。他这样一干就是好几年，这几年的劳累生活也成为他爱心的源泉的一部分。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工作的艰苦，因而在他当上主管不再劳动以后，他能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去体会员工们的心，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服务诚恳、忠实，让凯姆朗公司很快受到了广大顾客的信任，凯姆朗公司也由此和广大顾客建立了一种亲密关系。顾客们常常在上班、外出时让公司为草坪喷药和施肥。喷的药挥发性很强，一小时后就不留任何痕迹。顾客回来后，根据门上留下的纸条来判断凯姆朗公司的人是否服务过，纸条上写着：“药液未干前，请不要在草坪上坐卧。”就是这一句不起眼的话竟打动了千千万万个顾客的心，使他们备受感动，信任感也随之而出．因此许多顾客都和凯姆朗公司签订长期合同，让其长期为他们服务。

独自外出工作是凯姆朗公司的员工工作的特点。这样，工作中难免出错，但员工们的责任心都非常强，出了错，都能自觉赔偿，分毫不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关系到公司的声誉。必须认真去做。员工们高度的责任心为公司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凯姆朗公司工人的这种高度责任心，其他同行都认为是“神话”，因为除了凯姆朗公司，没有一家企业做得到。别家公司去施肥、喷药时，主人必须在场才算数。对凯姆朗公司的这种做法，有一位应约来参与公司管理的经营专家很不以为然，便想加以纠正。这位专家提出，应与顾客签订服务合同。杜克问为什么?专家说：“假如有人不付钱，根据合同可以告他。”杜克十分惊讶：“哪有告自己顾客的，这世界上99％的人都会付钱，另l％的人不付钱，告他们也没用，以后不为他服务就是了。”凯姆朗公司的工人之所以具有这种“神话”般的高度责任心，之所以全力维护公司的荣誉，是由于凯姆朗公司用“爱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员工，使每位员工都感到公司就是自己的“家”，他们就是公司的“主人”。

杜克恪守着老父亲传给公司的信条是：“我们的人第一，顾客第二，这样做，一切都刽顺利。”杜克对这一信条非常赞同，在他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它。

他不仅要求员工们对用户；要尽心尽力提供服务，而且自己时时和工人们在一起，和他们谈心，解决他们的困难，有时也让工人们参与管理和决策。他尽力营造一个环境，使员工们在公司里就如同在家中一样，只有亲情、友情，而没有上下级那种严肃。工人们对杜克非常尊敬，他们把公司作为自己的“家”，全心全意地为公司、为顾客服务。在凯姆朗公司，喷药、施肥的工人被称为“草坪养护专家”，受到企业管理层的尊重。

对工人的关心完全出于杜克内心的感情，而不是装腔作势，或沽名钓誉。一次，杜克提出购买莱尼湖畔的废船坞，把它改建为公司职工的免费度假村。公司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杜克放弃了这项超过公司能力的计划。但是，杜克关心自己员工的热情并没有停止，不久，他又想在佛罗里达的沙滩上修建公司的职工度假村。但这项计划的开支也大大超过了公司的能力，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不得不再次劝阻他。杜克并不是不知道公司的财力，他明白，这些超过承受能力的计划的结果将会是什么，但为了让他那些辛勤劳动的职工们过上好的生活，他可以抛开这一切。

后来，杜克瞒着公司的财务人员，买下了一条豪华游轮，让职工度假。又包租了一架大型客机。让工人去华盛顿旅游。这一切耗费了公司的大量资金，但杜克却对此毫不在乎，他的心中只有他的员工，他的目标就是与他们有福同享。事后，一位负责财务的副总裁说：“杜克要我签字时，根本不知道我是否付得起这笔钱!可是当我想到那些从来未坐过飞机的工人上飞机时的表情后，我再也无话可说凯姆朗公司提升中层管理人员时，同样是“不合常规”，杜克根本不理睬管理教科书上的条条。

关爱员工会获得比投入感情更大的回馈。具有感情性的员工会把报答的心情带到工作中去，形成责任感和创造力。在节约成本和开拓性工作中获得多重成果。

具有不凡管理的公司，既对顾客服务要竭尽全力，对自己的员工要倍加关心爱护。在一般的企业里，管理者往往只注意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

和下属要保持适当距离

威不贷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

——《韩非子·有度》

韩非子认为，领导者的尊势不能与下属共享，权力也不能共享，如果共享的话，那各种乱象就会出现。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政府或者是其他的团体，领导一定要和员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以为和员工打成一片，才是好领导。

孔子说过一句话：“临之以庄，则敬。”这句话的意思是，领导者不要和下属过分亲近，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给下属一个庄重的面孔，这样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尊敬。

刘邦在建国之初，朝堂上下，一片混乱，后来在叔孙通的建议下，通过建立礼制，刘邦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朝堂之上也出现了井然有序的局面。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做了皇帝，一班功臣，举止粗豪，全然没有礼法。有功诸将，任意行动，往往入宫宴会，大声叫嚷，不成体统；甚至醉后起舞，大呼大叫，拔剑击柱，闹得不成样子。

有个叫叔孙通的人，是秦朝博士出身，辗转归汉，仍为博士。平时善于揣摸，能掌握主子的喜怒。他对刘邦说：“儒生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现在天下已定，朝仪不可不肃，臣愿往鲁征集儒生，及臣所有弟子，并至都中，讲习朝仪。”

高祖道：“朝代要改定，但恐礼繁难行。”

叔孙通道：“臣闻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务在因时制宜，方可合用，想不至繁缛难行。”

高祖道：“你且去试办，总数容易举行，便好定夺。”

叔孙通领命而出，当即启行至鲁，召集了二三十个儒生，嘱使随行人都，共定朝仪。又从薛地招弟子百余人，同到栎阳，先将朝仪大略，共同审定，逐条说明，然后实地练习，去郊外旷地，到一宽敞场所，与从演礼。布置已定，然后使侍臣儒生等，权充文武百官，及王士禁兵，依着划定的仪注，逐条演习，应趋即趋，应立即立，应进即进，应退即

退，周旋有序，动作有规。

演练熟练之后，叔孙通入朝，请高祖观看，高祖前往一观，见演习、的礼仪，无非是尊君抑臣，上宽下严，很高兴地说：“我能为此，尽可照行。”说罢回宫，又颁诏群臣，令各赶演礼场观礼，准于次年岁首举行。

恰好号乐宫修成，汉朝七年元旦，各国诸侯王与大小文武百官，均往新宫朝贺，天色微明，便有谒者待着，见了诸侯群臣，当即依次引入，序立东西两阶。殿中早陈列仪仗，非常森严，卫官强旗，郎中执戟，左右分站，夹陛对楹；大行肃立殿旁，计有九人，职司传命，迎送宾客。待至高祖乘辇出来，卫官郎中效声传警，纠饬百官。高祖徐徐下辇，面南而坐，方由大行传呼出来，令诸侯王丞相列侯以下，逐班进见。诸侯王丞相刘侯等，踉跄入殿，一一拜贺，高祖不过略略欠身，便算答礼，大行复传语平身，进见者才起身趋退，并依位序站立。

于是分排筵宴，称为法酒，高祖就案宴饮，余人分席侍宴，旁立御列数人，注意监察，众皆屈身俯首，莫敢失仪，并且不敢擅饮，须按尊卑次第，捧觞上寿，然后方得各饮。酒至九巡，谒者便进请罢席，偶有因醉忘情，便被御史引去，不准再坐，因此盈廷肃静，与前宴会状态，大不相同。

及大众谢宴散归，高祖亦退入内室，不由大喜道：“我今日方知皇帝尊贵了!”叔孙通制定朝仪，适合君意，遂由高祖特别加赏，进宫奉常，赐金五百两。叔孙通进朝谢恩，乘机道：“诸儒生及北子，随臣已久，共起朝仪，愿陛下俯念微劳，各赐一官。”高祖皆授官为郎。叔孙通出宫，将钱财分赐诸生，诸弟子都赞道：“叔孙先生，真是圣人，可谓确知世务了。”

刘邦创业之时，一定是穷哥们亲密无间，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席地而坐，互相拍拍肩膀也未尝不可。一旦得了天下，再拍肩膀就不行了，刘邦耍起威风来，君臣的名分就确立了。从当时来看，萧何出自下层社会，自然也不懂宫廷礼仪，有这么一个叔孙通出来，正合刘邦心意。

繁琐的宫廷礼仪，其目的是将皇帝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了这个礼仪，昔日的好友也不能再大吵大叫，呼朋唤友，见了皇帝要下跪叩头，否则违背礼仪，轻则权责，重则杀头。在刘邦以前，大臣与帝王商量国家大事，在朝廷上双方都是坐着的，从此以后，就改成了皇帝坐着，大臣站着，汇报问题还要跪下，皇帝的威风由此尽显无遗。

说到底，叔孙通建立礼制，实际上就是把刘邦这位皇帝的威信在大臣中树立起来，这样对于国家的管理，是大有好处的。

作为一个领导者，和下属建立融洽的关系对于工作的开展很是重要，但是凡事都要掌握好一个尺度。如果领导和下属走得太近，没有了距离感和权威，那么他的指令要想得到贯彻也就不太容易了。

黑格尔曾说过:“仆人眼里无英雄”。有些领导想把所有的下属团结成一家人似的，这个想法是很可笑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人们都对神秘的东西保持敬畏，一个被别人看透的人，自然被人轻视，也就无从有效领导了。人与人之间，太过于亲近就会看到对方的缺点，或是自己不喜欢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或是可以拿来当笑柄的，甚至是可能拿来当出卖朋友、亲人的筹码的。因此，走得太近的人，问题往往最多。事实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给人的是“距离美”的感觉，管理上也是如此。

以身作则，做好表率

子路问政。子日：“先之，劳之。”请益。日：“无倦。”

——《论语·子路第十三》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子路问怎样为政。孔子说：“什么事都干在前面，然后带动老百姓去勤奋劳动。”子路请老师再多讲一点。孔子说：“永远不要懈怠。”

为政之道，在于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同样，无论做任何群体性事情，相信只要自己带头做在前面，那么大家就会和你同甘共苦，付出劳力也心甘情愿。时时处处，做在前头，身先士卒，办事充满活力，不辞劳苦，要是果真这样了，就不怕大家不拥护你，就不用担心事情做不好。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开创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与他坚持“先之”、“劳之”的态度，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区别。病人觉得身体有好转，更需要调理保养，否则会旧病复发，那就必然有丧命的危险。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为安定，更应小心慎重，倘若刚一安定就骄奢**逸起来，必然导致失败。现在天下安危，系在我一人的身上，所以，我一天天谨慎小心，该休息也不敢休息。”魏征说：“内外治安，我不以之为喜事，只高兴陛下能够居安思危啊。”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大量滋生。太宗到禁苑中去视察庄稼，看见蝗虫，双手捧起几个蝗虫祝告说：“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你吃了粮食，是坑害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你如果有灵性，只该吃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祝告完毕就要吞下蝗虫，左右的人急忙劝说：“吃下去怕要生病，不能吃。”太宗说：“我希望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害怕什么病呢!”他毫不犹豫地把蝗虫吞吃了。李世民为求神灵赐福免灾而吞食蝗虫的行为是否科学，不必追究，但他体察民情、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平定了高昌国，召见侍臣，在两仪殿设宴招待。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的国君如果不失掉臣下的礼仪怎么会走到灭亡的地步?我平定了这样一个国家，心中更加感到危惧，只有力戒骄奢**逸来自己提防，采纳忠直之言来匡正自己；罢黜奸佞，选用贤良，不拿小人的话来议论君子，用这种办法来谨慎守业，也许可以让国家获得安宁吧。”

魏征趁此良机，劝谏太宗说道：“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拨乱创业的时候，必定很谨慎，随时警戒自己，善于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听从忠诚正直的建议。天下已安定，他们就恣意放纵欲望，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厌恶刚正的规谏。张子房是汉王刘邦出谋划策的大臣，到刘邦当了皇帝时，打算废掉嫡子刘盈而立庶子刘如意为太子。子房说：‘今天的事，不是凭口舌可以争辩的。’始终不敢再用话去开导汉高祖。何况陛下功业、德义的盛大，用汉高祖来相比，他是比不上的。陛下即位至今已有十五年，圣明的德泽像灿烂的光芒照耀着四海，如今又消灭了高昌，还多次将国家的安危记挂在心里，刚才又说想进用忠直贤良的人，大开直言规谏之路，这是天下的最大幸运。过去齐桓公曾与他的臣子管仲、鲍叔牙、甯戚在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但愿君王不要忘记当年出奔在莒国时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状况，甯戚不要忘记喂牛于车下时的境遇。’齐桓公听完叔牙的话，离座而起感谢叔牙说：‘我与两位大夫都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那么，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唐太宗听后十分激动，对魏征说：“我一定不敢忘记当百姓时候的情景，你也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啊!”

唐太宗不仅如此说，而且也确实有不少实际行动。

《贞观政要》记载：臣子们认为宫中炎热潮湿，李世民休息与用膳的地方不合适，请求他在地势高宽敞明亮的地方，修建一座小小的楼阁。因顾及修建楼阁需耗去十户人家的资产，李世民竟制止了臣子们的建议，不吝惜身受寒暑，安心地居住在低下简陋的地方。正巧有几年因霜灾歉收，普天之下饥荒严重，丧乱开始出现，仓库里也十分空虚。李世民内心怜悯百姓，不断地救济抚恤，他自己只吃一般饭菜，停止赏乐，撤除了悬挂钟磐的架子，说话也是凄婉动容，面庞已大大消瘦。平时李世民心中深切思劳忧虑，断绝游玩巡幸；每天清早就设朝理事，听取和接受群臣的意见毫不懈怠。

散朝之后，还召见有名的大臣，共同探讨议论治国的得失；倾尽全部心力，惟一涉及的只是治国大事，再没有别的话；到太阳西斜，一定叫才学渊博的人进宫，畅谈古代典籍，中间有时写文咏诗，有时清谈玄理，到深夜还不顾疲劳，夜半还不安寝。这些，看起来不大难做到，但对于一个处于一国之尊的皇帝能做到这些，确实难能可贵。

举贤不避亲，也不要任人唯亲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韩非子·外储说》

举荐外人时不回避自己的仇人，举荐内部人时不回避自己的儿子。指推举人才时，秉持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

《韩非子·外储说》每篇分为《经》《说》两部分。《经》在前面用典故阐明一些基本理论；《说》在后面相应地解释《经》里的典故。其中《外储说·左下篇》说到为人臣者应该按照官职的不同来享受应得的待遇，同时应该一心一意、公平公正地为君主推荐人才。韩非在这里用了晋平奢的大臣赵武举荐人才的典故：中牟这个地方没有县令。晋平公问赵武说：“中牟是邯郸的重镇，那可是我们国家的紧要的地方。我想选用一个最好的县令，你看派谁去好呢?”赵武说：“邢伯子这人非常能干，我看可以派他去。”平公一愣：“我听说他是你的仇人。”赵武说：“我跟他是私仇，私仇不关公事。”平公点点头。又问道：“内库的主管，派谁合适呢?”赵武说：“我儿子就行。”所以有人称赞赵武，说他是对外举荐不避开仇人，对内举荐不避开儿子。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这些人在推荐别人时，一定是要推荐符合他自己心意的人。谁不符合他的心意，就是再能干的人，他也绝对不会推荐。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赵武公正无私的高尚品格与政治操守。赵武死后，晋平公有一次问大臣叔向：“我们国家的这些官员，哪个最贤明能干呢?”叔向回答说：“赵武是最贤明能干的了。”平公哈哈一笑：“我知道你这是跟你的老上级关系好，所以现在才说他的好话。”叔向脸色一沉，严肃地说：“赵武这人我了解，他站立时看起来好像弱不禁风的样子，讲话时又好像呐呐不能出口，可是他举荐的几十个人才，个个都能发挥自己的所长，如今他们都是国家不可缺少的栋梁之材。赵武活着时不滥用职权，为自己家人谋取私利，死时又不将家里的负担委托给国家，因此我认为他是最贤明又最能干的。”

历史上与“赵武举贤”相似的故事还有“祁奚举贤”。据《(左传·襄公三年))的记载：周灵王二年(公元前570年)，晋国大臣祁奚因为自己年纪大了，于是向晋国当时的国君晋悼公请求退休。悼公问他：“你退休后，谁可以接替你的位置，当任中军尉一职?”祁奚举荐了与自己有仇的解狐。但是没想到的是，解狐还没来得及上任就突然病死了。悼公只好再次问祁奚：“还有谁可以接替中军尉一职呢?”祁奚回答说：“我的儿子祁午也可以。”不久当任中军佐的羊舌职也死了，悼公又再次征求祁奚的意见，祁奚又向悼公推荐了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悼公问祁奚：“你为何既举荐你的仇人，又推荐与你关系密切的儿子与下属呢?”祁奚答道“大王问我的是什么人能胜任这些职位，并不是问我这些人与我是什么关系呀!”悼公听了深受感动，他拉着祁奚的手说：“你说得太好了，寡人感谢你这些年的操劳。”于是便任命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为中军佐。

周灵王十六年(公元前556年)，晋悼公之子晋平公重新策封祁奚为公族大夫。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当时执掌晋国朝政的大臣范宣子，在平公的授意下杀死了大夫羊舌虎，又将羊舌虎兄长叔向株连入狱。有人劝叔向找宠臣大夫乐王鲋帮忙说情，叔向说：“只有祁奚大夫才能救我。”祁奚听说叔向被株连入狱，不顾自己年老而又路途遥远，跑去跟范宣子义正辞严地说：“我听《尚书》中讲，对一位有智慧、有谋略的人应当加以相信和保护。叔向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参与谋划国家大事而很少有过错，教诲别人又从不知道疲倦。对于这样的人不给以相信和重用，却反而株连，这是国家的损失啊!过去舜帝把鲧处死了，鲧的儿子禹却得到舜帝的重用，管叔、蔡叔被杀逐，而他们的兄长周公却仍在辅佐成王。现在我们怎么能因为一个羊舌虎，就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呢?”范宣子听了很受感动，于是他与祁奚一起去面见平公，说服平公赦免了叔向。事后祁奚悄然而归，叔向了解他，也就不再登门拜谢。

祁奚这种以国家社稷为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救人不图报”的精神，受到了世人的称道。孔子曾赞美过他，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称赞他。正是祁奚这种公正无私的品格，让《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深受感动。他在《左传》中称赞祁奚说：“我早先看《尚书》里说：“无偏无党，王道****。”没有偏袒他人，也没有结党营私，王道政治坦坦****。这句话大概说的就是祁奚这样的人了。恐怕也只有贤人，才能推举跟自己一样的人。

《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也说：‘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只因为他有仁德，所以才能推举像他一样的人。祁奚就是具有这样的美德啊。”左丘明在这里对祁奚赞誉有加，也许在他看来能做到像祁奚这样，不管是自己的仇人，还是自己的亲属、部下，只是以德行和才能作为推荐的标准，这样的人古往今来都是少数。因为稀少，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做不到，所以才成了榜样，也才有了光彩，才值得让人们由衷称赞。

不赏私劳，不罚私怨

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

——《左传·昭公五年》

这是孔子引述古代良史周任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掌握政权的人不赏赐对自己有私恩的人，也不惩罚和自己有私怨的人。只有做到了不徇私情，不以私废公这一点，当政者的法令，属下才会心悦诚服地执行。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叔孙昭子的人，他是鲁国大夫叔孙豹的庶子。在一个叫竖牛的人的帮助下，他得以继任叔孙氏的家长，但他并不因此而感激竖牛，而是除之保家，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个竖牛本来是鲁国大夫叔孙豹十分宠信的人，但却因为图谋叔孙氏的家产，设计将叔孙豹的两个儿子孟丙和仲壬杀死，并将叔孙豹害死。所以，叔孙昭子虽然知道，如果没有这个人自己当不上叔孙氏的家长，但是竖牛是叔孙氏家族所痛恨的人，所以他宁可“忘恩负义”也要除掉他，叔孙昭子对大家说：“竖牛给我们叔孙家族造成了重大的祸难，搅乱了家族的大秩序。杀死嫡子，立了我这个本不该在这个职位上的庶子，现在又将祖先的封邑送给别人，打算用它来逃避罪责，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一定要赶紧除掉他，不然，以后的祸患会出乎我们的想象。”竖牛听到风声，十分害怕，就打算偷偷逃到齐国，孟丙、仲壬的儿子就追到塞关将他杀死，并把他的脑袋扔到荆棘之上。

叔孙昭子不因私恩废公的行为得到了族内外人的一致赞赏。孔子也曾这样称赞他：“叔孙昭子因为竖牛的缘故，做了叔孙氏的族长，他不感谢报答竖牛，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诗经》上讲：‘君子具有正直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会前来归顺。’叔孙昭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不赏私劳”是取信于人的重要资本，“不罚私怨”也是一样。而且不罚私怨的人，其心胸更加博大。

曹操被人称为奸雄，其实，他也是一个心胸博大的人。曹操三次南征张绣。在南征张绣过程中，张绣曾把曹操的爱子曹昂、心腹战将典韦等都杀死了。

建安四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一线对峙。曹操忽然想到要把张绣弄到身边以对付袁绍，而这时袁绍为了对付曹操，也派使者来到穰城，约张绣出兵进攻许都，同时给张绣的谋士贾诩写了一封亲笔信联络感情。当时袁绍势力强大，张绣打算答应袁绍。没想到，贾诩当着众人对袁绍的使者说：“你回去告诉袁本初，他们兄弟之间尚且不能相容，怎么能容得下天下国士呢!”

兄弟不能相容，指袁绍与袁术反目为仇、互相攻伐的事。贾诩冷不丁这么一说，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绣不由得大惊失色，脱口而出：“您怎么这样说呢?”但贾诩胸有成竹，话已说出，使者只得动身回冀州复命去了。

事后，张绣私下惶恐不安地问贾诩：“您这样处理，我们今后怎么办呢?”贾诩的回答又出乎张绣意外：“不如投靠曹公。”张绣为难地说：“我们同曹操结下了冤仇，去投靠他怎么行呢?”

贾诩不慌不忙说出一番理由：“将军所说的恰好就是我们应当投靠曹公的原因。第一，曹公奉天子以号令天下，名正言顺，从公义出发，我们应当归附他。第二，袁绍强盛，我们以不多的一点兵力去归附他，他肯定不会看重；而曹公还比较弱小，得到我们这支兵力，肯定会很高兴。第三，凡有志于建立霸王之业的人，肯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目的是要以此向天下人表明他胸怀博大，曹操就是这样的人。这件事请将军不必再疑虑。”

张绣见贾诩说得入情人理，便率部到许都投归曹操。曹操并没有因为张绣杀死了爱子曹昂和心腹战将典韦而对他怀恨在心，而是很亲热地拉着张绣的手，为之设宴款待，并立即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甚至两人还做了儿女亲家。

曹操对贾诩自然也是亲热异常，拉着贾诩的手说：“使我取信于天下的，就是您啊!”意思是说，他同张绣争战多次，并曾被张绣打得大败，儿子及爱将典韦都死在张绣手下，但现在张绣却对他这样信任，率兵前来投归，我曹操也要信用张绣，既往不咎，为天下人做出一个不罚私怨、宽宏大量的榜样。

张绣内心十分感激曹操对他的信任，后来每次作战都异常英勇。官渡之战，他因有功，被提升为破羌将军。在南皮参加击破袁谭的战斗后，封邑被增加到二千户。曹操对张绣的信任也是始终如一的，给予张绣的封赏总是超过其他将领。当时因战乱连年，户口减耗严重，十户人家不过还剩一户，因此诸将的封邑没有能够满千户的，而张绣的封邑达到二千户，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对于一个仇人，曹操尚且能如此厚待，天下的人才当然要竞相投奔了。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

叔孙昭子因为“不赏私劳”得到了族人的赞赏和敬服，曹操因为“不计私怨”得以招揽天下士人。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想做到令出则行，必须要讲究策略，而“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就是其中行之有效的一条。

事实上，以自己偏爱、偏恶的标准来识别人才时，这种管理者大多心态不正，最根本在于其为人做事没有原则，以感情用事，随心所欲。这样的领导自觉不自觉地以志趣、爱好、脾气相投作为唯一的识才尺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把个人感情置于企业利益甚至社会利益之上的错误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