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历史自然是人类自身写就的。历史由人来写，人性的弱点是否会不经意或　者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也就是说，人写的历史是否会成为带上了人性弱点的历史？这　是近来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人类社会的历史自然是人类自身写就的。历史由人来写，人性的弱点是否会不经意或者　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也就是说，人写的历史是否会成为带上了人性弱点的历史？这是　近来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最近读到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9月版）和郑实采写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我　又同时思考着另一个问题：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吗？

先说《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所做的这个费了他近十年心神，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　采访、记录和撰写工作本身，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对1949年后中国文坛历史“真空”的填补　。我甚至想说，他是一只不知疲倦地衔着历史的原始材料往历史的“真空”里“填海”的“　精卫鸟”。他谦称自己“只是这批中国文坛几十年风雨的亲历者口述的记录人，只是文学史　料的一位整理者”，但历史的“真空”会因为他笔下一个个历史的叙述者、见证者而有了“　真实”的活气，而有了“真实”的空间。无论是“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门城下的沈　从文”，在团波洼的秋天里思索的郭小川，“文革”政治涡流中的浩然，还是太平湖里绝命　的老舍，都在历史的帷幕下真切了起来，实在了起来。这当然是历史的幸事。

其实，从他所挖掘出的这些原生态的历史原料看，已经是为历史研究者研究中国知识分　子的心灵史埋下了一块坚实的柱基。我当然希望陈徒手自己既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奠基培土者　之一，也成为深入下去的研究者之一。历史研究绝非仅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因为它既是历史　文化，同时也是文化历史，应该是每一位有良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人　终身思索的精神课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始终以历史学家的广袤视野和警醒头脑，区分开　哪个是“胜利者的宣传”，哪个是真实的史实。

《人有病，天知否》书中所呈现的不啻是摆放在历史案头的原材料，这足以见出陈徒手　的大本事，是个出色的“红案”。但睿智的学者还得像那高妙的大厨，能将这些原材料放到　历史研究的炒锅里煎炒烹炸，让那扎实的学术成果如同火候精当的菜肴色香味俱佳。这是在　为历史留痕，这是在为历史刻下真实的记忆。

再来说《我的人生》。采写者郑实与陈徒手一样，所做均已属有水准的“红案”，“衔　”来的原材料也是那么的考究。但比起陈徒手，限于书的“口述自传”的体例，她在采写浩　然时，只能是个历史的记录者。但重要的是，她在忠实记录浩然的历史叙述时，清醒地意识　到了，历史的当事人和“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她在附于书后的　“采写手记”中写到，关键在于浩然“是否真诚地、毫无保留地讲述历史”。我们所走过的　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浩然的人生也是其中一个特别的个案。他的所见所闻、彷徨与追问、幸　福与辛酸已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是对时代的“回眸聚焦”。就是说，这本书有多大价值关　键看浩然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真实。

那么，浩然有没有给历史留下“真空”呢？他真像书的封底广告词中所说，“将自己一　生的痛苦与欢乐、愧疚与自豪、内心的苦楚与灵魂的叩问，坦白给世人”了吗？他确实在书　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如与江清的瓜葛等。他还把“文革”结束后不久，　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文联恢复大会上所做的思想检查《我的教训》全文收入书中。这些都是　一个历史当事人所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史料，也可看出他是在努力、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历　史。但也许是因为两次患脑血栓，心力和精神不济，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对写作《艳阳天　》、《金光大道》和“文革”中的情形，说得有点简略，让人读着不觉过足了“瘾”。他当　然不是为让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后来者“过瘾”才来叙述历史的。

陈徒手在书的后记里断言，他的“这本书文字里构筑的一切成了绝对历史，一去而不复　返”。我的疑惑也正在这里。无论陈徒手书中采访到的上百位受访者，还是郑实采访的浩然　，他们所叙说的就是“绝对历史”吗？他们有没有出现事过境迁的记忆模糊？有没有凄风苦　雨之后的自我升华？甚至有没有狡黠的睚眦必报？给历史打上人性弱点的烙印。从这个意义　上说，司马迁的《史记》也不过是一部蚀刻着人性弱点的历史。

其实，聪明睿智的王蒙先生已在《人有病，天知否》的序里，以他惯常的通灵文字点出　了这个症结：“陈先生是以一种极大的善意敬意写这些离我们不远的作家们的，善人写，写　得对象也善了起来可敬了起来。话又说回来，不往善里写你往恶里写一下试试，光吃官司的　危险也足以令作者吓退的。不全面是肯定的，不粉饰也不歪曲却是有把握的”。历史的“真　空”有时就是在“善意”和“敬意”之中保留了下来。而且，历史甚至有时模糊到经不起追　问，历史在哲学意义上的深邃也脆弱得一捅就破。这是人性的无奈，还是历史的无奈。

但历史都是由一个个不间断甚至错综复杂的生活细节构筑的，而谁又都有权利来陈述自　认是史实的细节。那么到底谁的生活记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谁的述说最具史实的可靠性？　换言之，陈述者有说出“真实”的权利，也有制造“真空”的可能。那么，陈徒手和郑实们　在忠实记录下“真实”之后，要下的就该是甄别和研究历史的功夫。这也是一切研究历史的　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本领。

最近还读了一本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高足孔飞力所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　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孔飞力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对清乾隆年间的“盛世　妖术”，做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心理分析等诸多层面的综合历　史研究，使之成为近年来美国汉学研究界出现的一部“大书”。《纽约人》杂志对本书的评　价是：“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　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它对专制统治的原动力做了细致、强有力而又十分准确　、得体的探讨。

由记录历史而研究历史，无疑需要孔飞力那样正规而严格的学术训练。这训练不仅要求　掌握精当的历史学分析方法，还必须具备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深邃的哲学思辨能力。无论研究　历史文化，还是文化历史，这都是不可或缺的。而陈徒手和郑实都只是民间的“草台班子”　，所缺乏的也正是这种能力。这就需要有像孔飞力那样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科班出身”的　正规的史学家，在充分利用他们开采出的宝贵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的《叫魂》式的　“史著”。其实这正是陈徒手和郑实们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原始资料等同于孔　飞力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找的清代文献并不为过。他就是根据这些文献资料，写出了《　叫魂》。

陈徒手说他原定的目标是写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郑实也在以她小小的年纪做着研　究“‘文革’史”的资料准备。“民间”的他们是否也该有自信地写一写“叫魂”。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10日)

日本：在神话与现实的夹缝里

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竞　争中，他们还不知道向何处去，也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结束。这是本用英文写的书，作者是新加坡资深的政治家李炯才先生。他做过外交部长，退休　前，又做了四年的新加坡驻日本大使。他观察日本人的行为和风俗，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建　设和社会结构，都有比较广泛的了解。他感觉日本人的性格和精神方面一定存在着不寻常的　地方，而这正体现着人性丑恶的一面。但“二战”中如此残忍的日本人，却能在战败后短短　的四十年间，就从遭受严重战争创伤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创造了经济复苏的奇迹。

李先生将这本书定名为《日本――神话与现实》，是因为他发现在这个国家里，许多事　情都处在神话与现实的夹缝中，悬而未决，难以分辨。例如，日本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大　多数日本人的生活质量却很低。工薪阶层不得不一大早就起床，然后挤乘封闭的地铁或新干　线火车，在到达办公室之前，就先得在路上用掉两个小时。由于制度严明，他们整天都在默　默地工作。下班后，他们会在酒吧或一种叫百金库的弹子机前消磨时光。如果太早回家，会　使妻子感到丢人。回家早就意味着他们在公司里没什么用。

与西方国家甚至与新加坡相比，日本人日常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的确都太差了。他们的　家用设施希奇古怪，食品价格贵得不可思议。总之，从生活质量上看，日本人过得仍很可怜　。

尽管最近在奈良地区的考古发现，使那些自以为是纯正高贵的日本天皇的后裔并以此为　精神支柱的人陷入了尴尬境地，但日本人是太阳女神的后裔这个神话却依然广泛流行。奈良　墓中出土了大量高丽或类似高丽甚至中国的手工艺品，这使日本人非常担心棺材打开后还会　发现什么对他们更为不利的东西。因此，当局决定推迟发掘石棺，他们实在害怕日本人的祖　先竟然是高丽人或中国人这种说法得到证实。

裕仁天皇是“一个文化生物学家”。他把对帝国的管理职责留给了大臣和海军司令，而　将全部精力贡献给了蘑菇和小虫子似的海洋生物。这种说法也是一个神话。事实上，他正如　大卫？伯格米尼所描述的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战争首领，不知疲倦，有奉献精神，细心、精　明而有耐性，他继承了祖父的一项使命，就是要将白人赶出亚洲”。

神道教是一种原始的日本民族宗教，这也是个神话吗？或许它是由徐福带来的。两千年　前，徐福带领3000童男童女在日本登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权势的皇帝秦始皇寻找　长生不老药。

相扑真是起源于日本吗？或者这又是一个神话？其实，在日本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中国的　战国时期和汉朝就有了相扑。现存的汉代砖刻已证实了这一点。

日本人非常热衷于神话。由于佛教和“人神”天皇的统治都已无法有效地团结人民(这　里的“人神”只是一种想象，它是军国主义军阀炮制出来的，是为了使整个日本都服从于打　着天皇幌子的某一个人)，于是，他们又把日语变成神话，这是仅剩下的能团结日本人的惟　一神话了。因为，许多年轻的日本人早就对所谓强大的天皇“人神”感到失望了。由于他们　没能实现以武力征服世界的目的，所以现在，只能把这一企图寄托在日语上。

但是，日语本身是个神话。日本人认为并坚信日语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然而这种看　法也不过是个神话而已。除了中国汉字和平假名，他们还吸收了大量西方语汇，尤其是英语　，此外剩下的就只有平假名了，而这也是从48个汉字演变而来的。日语中只有平假名不太容　易理解。

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还是神话。尽管自民党统治着日本，但实际上它却被组成自民党的　五大派别控制着。这五大派别是正规的政治实体，它们有自己的首脑，有例行会议，建立了　自己的组织结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这些派别在实质上是一个党内的几个小党。自民党的行　动如果体现不了五大派别的共同利益，将没有任何意义。没有自民党，日本将无所作为也是　个神话吗？自从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国民选举将他们第一次推到了反对党的位置。自民党　的长盛不衰遂变成了神话。

日本人的行为是神话。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日本人的反应可以称为“立前”，在　外人面前，他们脸上从来不会轻易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只有在亲近而且理解他们的人面　前，他们的内心世界才会反映到脸上。他们称这种行为为“本音”。但在李先生居留日本的　四年中，并没有较多地看见这样的“本音”脸，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为了培养私交而和日本　人一起喝酒聊天。

日本人的礼貌又是个神话。他们对用户和顾客这样的陌生人十分礼貌。他们向旁人鞠躬　只是出于习惯，一个形式而已。当一个日本人向你鞠躬时，你千万别以为这就是对你的尊敬　或是喜欢你。李先生就见过许多日本人在不少场合中行为粗鲁，如在公共汽车、火车上，他　们在那些不认识的人中间冲撞、拥挤，他们认为对这些人用不着被迫表现出礼貌。

日本人的弊病是一旦开始做某件事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截止。他们是追随者，一般不　喜欢独立思考和自做主张。直到美国舰队司令佩瑞炮击日本港，才将他们从与世隔绝和神话　世界的酣梦中惊醒过来。现实使他们恍然大悟，自己原来是如此落后，如此弱小。可当他们　因模仿西方技术而强大起来后，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他们想成为亚洲的主人，进而侵　略中国和东南亚，同时向美国挑战。

早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统治者就梦想征服世界。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16万军队入　侵高丽，失败后，又在1597年做了另一次尝试。1941年，日军进军马来西亚与1592年侵略高　丽一样都是源于同样的武士道精神。他们保留了“神土”的民族信仰，相信自己是无与伦比　的一群人。日本的这种自我优越感变成了侵略他国的依据。他们有一种野蛮的信仰，即日本　是神眷顾的国家，日本人是亚洲最优秀的种族。

“共荣圈”的神话一直源远流传，直到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在现实面前,日本人才　又一次大梦初醒，意识到他们并非是最强大的。

日本人相信神话，也希望他们的后代继续生活在神话里。他们不许年轻人知道日本在二　战中的错误，而想使他们一直生活在对历史的蒙昧之中，就像前辈所做的那样。他们从不学　习历史，企图让日本人是地球上最强大、最团结的民族的神话继续下去。他们依然相信自己　是太阳女神的后裔――一个纯粹的、高贵的种族。他们拒绝面对现实，吸取历史教训。长此　以往，他们在未来还会犯下更多的错误。如果年轻一代不清楚父辈曾犯下过怎样的罪行，就　会重蹈覆辙。

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激　烈竞争中，他们还不知道向何处去，也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和在何时停下来，而只　能等待灾难降临。

历史可能重演。

(原载《书城》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