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继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费正清的学识成就，但是没有人可能取代他在如此众多学术事业中　心的地位，即作为学术间与美国公众之间的桥梁和作为一个在如此形式多样的学科领域内博　学权威的地位。”

在中美关系史中，有一位崛立于美国汉学界巅峰几十年而不衰的泰斗不能遗忘，他就是　从1929年起就把全部精力奉献给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以及中西关系的学者费正清。在　某种程度上，费正清这三个字就意味着美国的汉学研究。他的卓越研究成就，早使哈佛大学　在他退休时即把“东亚研究中心”改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1991年9月12日上午，费正　清亲自将平生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复发，两天后去　世。费正清是美国中国研究事业的“教长”或“前辈”，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19世纪　中叶以来中国的政治秩序、社会、经济状况等反映传统中国性质的命题，以及中国与西方交　往的外交史和制度史等，还在哈佛大学授业培养了数千名大学生，并把滋润着他的研究思想　的博士生输送到美国和国外的一百多所大学去任教。

1932年2月，接受了哈佛、牛津正规学术训练的费正清伴着日本军舰与岸上中国炮兵的　对射，乘船抵达吴淞口。仅在一周后，日军在上海登陆。费正清赶往北京。三个月后，他在　西总布胡同21号租了一套华丽的住宅，准备迎接新娘威尔玛的到来。他俩是在皇城脚下结的　婚，蜜月带着童话情调：“我带着威尔玛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经过充　满地方色彩的1/4英里路程，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　地就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行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仆人们没有时间去增添烦恼，他们　念咒召鬼，沉浸在消磨时日的幻想里。我们就置身在这样的语言和城市之中。”

在中国四年，费正清夫妇到过许多地方，查阅档案，观察农村，调查出土文物。他们结　识了许多第一流的学者：蒋廷黻、梁思成、林徽音、金岳霖、钱端升、章士钊、陶孟和、陈　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等。费正清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东方强盗正在撕咬、**一个　早已衣不蔽体，只剩下文化的巨人。事实上，正是这博大精深，不会衰落的文化，和那群维　系着灿烂文化的开明学术精英深深吸引了费正清，使他开始把近代中国研究作为一个专业课　题确定下来。因为透过近代，上可以更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古老文明，下可以历史地阅释中华　文明何以到了近代就开始没落，政权凋败，社会堕落，人民贫穷。他对腐败的国民党的前途　表示怀疑，甚至认为，倘若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　会比现在更坏。”他当时并不看好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主张美国应为了自身利益尽　早在亚洲参战。

1942年9月，费正清以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联络官的身份第二次来华，主持美国新闻处　的工作。以后于1945年10月到1946年7月又在战后中国逗留九个月，“对中国人民和美国的　对华政策来说，都是希望与灾难交织的时期。”中国岁月使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民　心，走向自我毁灭。除了政权腐朽，经济崩溃，“文化法西斯主义”该是个罪大恶极的凶手　。费正清就曾为著名文化人遭受迫害而奔走声援。他想努力培养和营造一种文化国际主义精　神，这就要求美国不仅向中国提供抗战所需的军事和技术援助，还要干预中国的教育，以求　建立“我们之间共同的基础，从而使我们能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共同价值标准。”这一想法很　天真，并不比早年硬要把基督教的文化精华移入孔教中国的传教士更高明。倒是他同样基于　有点文化沙文主义的长远考虑更实惠，他在后来主张美国在与独裁的蒋介石交往的同时，还　应明智地扩大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培养和鼓励共产党代表的群众运动，“按照我们的方向来　发展，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否则中共将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

费正清有许多关于美国对华关系策略的建议和报告常被送达总统手中。但正如他所说，　中国是美国的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他的价值观也同样在中国受到挑战，看来是　文化的价值决定人的信仰和行为。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和美国的冲突在实质上一直是文化的　冲突，文化的对抗。费正清以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中国人真正把科学和民主结合起来，　并应用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群众中，中国社会就能现代化。但他大概忽略了中国　传统文化似乎只可能接受科学，这个过程有时也相当缓慢，而对于民主，那根本是不可以上　堂的。有家长在，一言堂就行，民主是多余的不速之客。费正清由此判断，国民党气数不长　了。

当他通过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的杨刚，接触到同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共人士　，先是龚澎、乔冠华，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并与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　等，以及孙夫人宋庆龄交往以后，便为他们的正直、热忱和对待事业充满自信的忘我精神所　感动。

尽管当时他并未阐明或暗示美国应当放弃贪污、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极权政权，但他已　感觉到，这批能讲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思想，甚至像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那　样行事的共产党人，将是一支不可遏制的理想主义的力量――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领导力量。　他不欣赏马列主义，也不了解延安正发生着什么，但他钦佩那些由燕京―清华大学生组成的　有点像上个世纪宗教社团的进步团体和共产党人。最后正是这些人在土地问题和农民身上获　得成功，并团结民族主义以及社会变革诸力量，取得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

费正清回国后，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和中国国内的政局，惦念着那些常和他通信的老　朋友：梁思成夫妇、老金、张奚若、费孝通、钱端升等。透过他们，他了解到中国的自由知　识分子投奔共产主义事业，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信心。1949年5月23日，钱端升致信费正清：　“……你的政府越早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和态度来看待我们的新政权，它就越容易能够采取一　种可行的而且彼此有益的政策。这是你面临的任务。……”

从这时起，他真的好像负了一种使命，开始公开发表演说，谈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往的好处，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其进入联合国。1949年秋，他进而坦言，　“从中国老百姓的观点来看，根据现在的中共政权迄今为止的表现，用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判　断，有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政府。”“我认为，共产党政权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承诺，　要超过现存的国民党政权所要做的。”

不幸的是，历史的经验和判断常常难以改变政治，而政治的失策和臆断却往往改变历史　。冷战开始以后，中美两国各自经历了这种怪诞又奇妙的轮回。麦卡锡时期，费正清未能逃　过现代极权主义的垂爱，被指控为“老牌的共产党的辩护士”。他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朋友却　远不如他幸运，面对莫须有的罪名还能在听证会上辩白，而是一经划定右派，等着你的就只　有牛棚和劳动改造。

作为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许多判断是准确和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中共显然不会是莫斯　科的傀儡”，“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民族自决问题，而非外来侵略问题。”另外，他始　终认为美国支持流亡台湾的蒋政府得不偿失，因为“从长远来看，对我们来说，与中国大陆　保持和平要比台湾更为重要。”

尽管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也会因世界格局或政治事件的改变、发生而出现转变，但他“藕　断丝连”的中国结是扭不断的。他一度承认对中国的军事遏制不可避免，却始终寻求努力创　造一种以接触替代遏制的局面。越南战争尚未结束，他就已经向美国政府陈述，可以通过旅　游同中国接触，取消贸易禁运，进行交流，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不仅需要历　史学家的识见，更得有点军事家的韬晦。他这时已经清楚，美国人在对华政策上，是吃了好　战和反共的亏。所以他要让美国人知道，了解中国，认识中美关系的历史，会使他们得到一　个更安全的未来。

1972年6月，费正清和威尔玛受周恩来之邀请，作为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一批尊贵客人到　了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此时距他们在重庆的初次见面已是遥遥三十年。同时，他又　见到了许多“结伴而来”，显然在当时“受到限制”的老朋友，包括金岳霖、钱端升、张奚　若和费孝通。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坚冰正在打破。七年之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　了这一天，费正清等了三十年。

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戏剧化的事件中，他起了主要作用。”　对此保罗？埃文斯的评价是客观和公允的，他说：“费正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经历　和交际的广度，使他在重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处于圣贤和使者双重角色的地位。　”

赖肖尔在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写的序中说：“在过去三十年，谁也没有费正　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　统，中国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费正清　那样大。”单就这本《美国与中国》来说，从1948年首版至今，一直深受各界称誉和欢迎。　费正清凭借新的学术成就，在四次修订中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识和见解，“而这些不仅是关于　近代事件，甚至还涉及早期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一直远溯到旧石器时代。……费正清擅长　把多方面的感性认识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词的透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并且　将长远是　一本经典著作的原因。”

中国读者对费正清的学术仰慕和钦佩由耒已久，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他是一位极富人道主　义情怀（或叫人情味儿）的历史学家。当他知道中国同行正遭受着精神上的巨大迫害，情感　的因素就会使他的中国史观发生波动，这当然是指发生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事件。古代史早就　成“史”，而活着的人如何演化历史，自然难以推论。谁能料到苏联、东欧那样庞大的社会　主义阵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呢？瞠目结舌的不会光是历史学家。这也就难怪费正　清的中国史观常会受到中国革命的波动、中美关系的起伏和美国国内压力的影响。因此，研　究费正清不同阶段对中国的反应，会发现那里边“包含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产生过不同的希　望和担忧。”但无论何时何境，费正清的言论都是极有价值和必须高度重视的。尼克松访华　前夕，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反复参阅的两三本书中，就有他的《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的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和《费正清对华　回忆录》，以及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现在这本《眺望中国》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　88年出版的。这本书透过他对别人论述中国的著作，回顾了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往，记　录下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全书共收文26篇，分成5辑：（一）外国　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二）中国革命领袖们的严治厉行；（三）中美邦交恢复正常　化；（四）“**”的弊端；（五）近年美国访华人士的观感。

历史就是文化，文化也即是历史。有心的读者该能透过费正清换一个层面去正视美国学　者独特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那里面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我们自身都常常忽略掉了。　与这样一本书失之交臂，实在是件憾事。

“后继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费正清的学识成就，但是没有人可能取代他在如此众多学术事　业中心的地位，即作为学术间与美国公众之间的桥梁和作为一个在如此形式多样的学科领域　内博学权威的地位。”

纵使中美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大国，有时又回到了“蜜月”期，问　题也会依然存在。我们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容忍差异是通向未来的关键。费正清指出，通向　稳定的道路不是通过尼克松、基辛格在实施对中国开放时所划分的那种战略利益的共同性。　相反，它是通过识别文化的差异及对它们的认可来实现的。

（原载《中国文化报》1998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