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的“通讯特写”课使我明确并坚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最终鹄的是写小说，但因为生活经验太浅，我需要在所有职业中选定一个接触人生最广泛的。我选中了新闻事业，而且我特别看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记者生涯。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新闻记者，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开始了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堪萨斯《星报》和纽约《太阳报》上崭露头角。以后在开往外洋的货轮上当过海员，游历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一直为美国的一些报纸写稿。1928年，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陷入低谷的时候，这位23岁的美国青年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以后，他遍游了中国的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台湾以及日本、朝鲜和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做长时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采访过甘地和其他印度领袖，但对印度感到沮丧。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并亲眼目睹了1932年的松沪抗战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

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是1931年到上海的，当时，她还是个23岁的美丽姑娘。她曾发誓25岁以前绝不结婚。1932年圣诞节，她和斯诺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两人离异后，斯诺在《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这样描绘海伦：“她是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为人们所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总是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她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

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斯诺最初来中国的目的也只是撞大运，但这个东方古老而神密的国度很快吸引了他，而且中国人民不甘屈辱抵抗日本人侵略的坚定意志和顽强精神，更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上海，他结识了鲁迅、宋庆龄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很快他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他曾把《活的中国》献给宋庆龄，并在题词中称赞她具有“坚贞不屈、勇敢忠诚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30年代初期，通过同鲁迅的交往，斯诺开始对现代中国文学有了兴趣，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五四”新文学，并开始把鲁迅的小说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他是最早将鲁迅作品介绍到西方的人士之一。他和鲁迅并非光谈文学，有一次他问鲁迅俄国式的政府对中国是否合适。鲁迅回答说：“我们当然可以从俄国学习，我们也可以从美国学习。但是对于中国，只能存在一种方式的革命，那就是中国式的革命。”

1933年4月，这对年轻、热情的美国夫妇来到北平。斯诺在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任新闻系教授。此时，萧乾正是燕大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但他说，他进新闻系纯然是为了混个资格好厕身报界。他对广告学、经营管理一类的课程，提不起兴趣，对于怎样挖空心思、无孔不入地抢“独家新闻”的采访术也听不进去。令他听得入迷的只有斯诺所教的“通讯特写”。

斯诺给萧乾留下极好的印象，他“一无教气，二无白人优越感”。而且，重要的是，他给燕大四平八稳的新闻教程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他从不在“什么是通讯特写”这个问题上掉书袋。他不喜欢“先生讲，学生听”那传统呆板的教学法。他常把课堂变成气氛热烈的讨论会。

斯诺跟萧乾强调，新闻同文学并不是两码事。如果说前者是摄影，后者是绘画，难道不能从摄影里学到点取景的角度，学到运用明暗的对比吗？更何况两者的素材都不能离开生活本身。他还讲到狄更斯和萧伯纳早年的记者生涯。他举一篇描绘一艘巨轮在太平洋沉没的特写为例说，作为消息来报道，也许五十个字就交代了，但作者用大量的细节渲染了甲板上极度紧张的气氛，刻画了各种乘客在惊慌中的神态和心理。像这样好的文字写生，对写小说该是多么好的准备！

萧乾正是把自己的特写喻为用文字绘制的素描写生。而且，他还由此逐渐明确和坚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他说他写作的终极目标还在小说上，但因为生活经验太浅，需要在所有职业中选定一个接触人生最广泛的。所以他选中了新闻事业，并特别相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记者生涯，借旅行和职务扩大生活视野。

斯诺比萧乾大八岁，他们很快成为朋友。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游人》中有一段提到斯诺：“当时在中国的洋人，不论是外交官、商人还是传教士，都是旧秩序的维护者。也许这同他们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叛逆者，如《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作者密勒。斯诺应是另一个叛逆者。只是他的着重点不在于揭发列强在华的劣迹，而是对中国人民摆脱落后现状所作的努力，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30年代，斯诺同当时在华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国记者以及英美的一些“中国通”之间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对日本侵略者会不会抵抗。当时，无论华盛顿还是伦敦，都认为在强大而蛮横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只能低头。他们把中日两国海陆空军的实力一对比，太悬殊了。尤其看到蒋介石以不抵抗为实质的“安外攘内”政策，就更认定中国只会妥协，不会抵抗。他们从自身作生意的利益出发，只希望日本在方式及侵略的速度上，能“克制”一些而已。然而他们光计算了飞机大炮的数目，却忽略了真正决定胜负的因素：战争的性质和人心所向。

斯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对中国的热爱往往超出许多中国人自身。他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不肯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也由于他具有一颗正直的心，能在地平线上瞥见一道曙光。所以，他能用他那真实而生动的笔，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中国必将披荆斩棘，脱颖而出。继沈阳事变后，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闸北对中国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当时南京政府下令当地驻军19路军不许抵抗。但该军在蔡廷锴将军的领导下，并没照办，而是奋起抵抗，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的赞扬。斯诺自始至终采访了那次战斗，并在次年出版的《远东战线》一书中预见，“一·二八”事件将在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旷日持久而且无法改变的影响，它使大多数中国青年相信，中国人民只要在共同捍卫国家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斯诺是位谦和、有吸引力的美国人。1933年至1935年间，他在海淀的家成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聚会畅叙的沙龙。萧乾和杨刚也是那里的常客。当时，斯诺正在编译《活的中国》。他在上海时已在鲁迅的关怀和姚克的协助下编好上集，其中选译了鲁迅的七篇小说，并附有斯诺所写的鲁迅印象记。为使这本选集尽可能反映现代中国小说的全貌，他约请萧乾和杨刚帮他选译下集，因他早就知道萧乾在1930年同安澜合编过《中国简报》。下集编译了鲁迅以外一些作家的小说17篇，计有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自杀》、《泥泞》，丁玲的《水》、《消息》，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田军的《大连丸上》、《第三支枪》，林语堂的《忆狗肉将军》，萧乾的《皈依》，郁达夫的《茑萝行》，张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失名的《日记拾遗》和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失名即杨刚，《日记拾遗》是她直接用英文写的。

对于编选作品，斯诺自有他的标准，他不喜欢那些描写大都会生活，披上漂亮词藻外衣的“流线型”作品，他赞赏那些有揭露性、谴责性，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文字粗糙点没关系。因此，斯诺坚持要收入萧乾的《皈依》，它揭露了基督教这一精神鸦片对善良灵魂的毒害。后来，斯诺告诉萧乾，有些美国评论家认为，似乎这篇小说比他的其他小说有意思。

他在燕京教书时常说：“作为旅华的外国人，我们享有优惠的汇率，可以过得十分舒服，享有领事裁判权。有些人以为中国不会再变革，并且也希望就这么下去。但是在这海市蜃楼后面，一种谋求翻身的全面革命正在这个古老的社会中酝酿着、沸腾着。”他编译这部小说选，旨在深切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以第一手资料来证明存在着一种在广泛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承认了‘普通人’的重要性”。通过编译《活的中国》，斯诺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看自己；他们是以什么为生活目的；中国与日本及西方关系中所遇到的暴力，在中国艺术家的心目中留下怎样的印象。总之，他不单单是为搞一部文选，而是通过它，要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向西方介绍正处在激烈变革下的中国文化，展示受难中的中国人的灵与肉。

斯诺在《编者序言》中说：“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呆多久就体会到她是生活在一个动**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斯诺目睹了一个正处于军国主义铁蹄**下的民族的斑斑血迹，同时也欣喜地发现了这个民族倔强、顽强的灵魂。这个民族曾经那么优秀，创造了足以在世界面前炫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可眼下，她那母亲般博大丰满的躯体正艰难地忍受着侵略者践踏的痛苦，强奸的屈辱。另一方面，斯诺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千百年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摈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彭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同斯诺一起编译《活的中国》，给萧乾上了系统的翻译第一课。斯诺对于译文，要求尽量贴近原文。他认为，一个译者一定得把握原作后才可着笔；要把自己的理解用最准确无误的语言传达出来。这对萧乾后来的文学翻译有一定影响。他像斯诺一样，对文学要求非常严格，讨厌冗长散漫的句子，注重节奏，将生吞活剥式的翻译看承是犯罪。这些特点都能从日后萧乾流畅传神的译文中看出来。

斯诺夫妇不仅同情、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还积极参与学生的爱国行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抗议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又进一步侵占华北，还要像满洲国那样，建立傀儡政权。他们不但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还跟着一起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有他们这些外国记者，军警没有开枪。“一二·九”那天，萧乾正在天津，第二天赶回北平，同斯诺夫妇一起去医院看望被打伤的学生。萧乾的第一个妻子“小树叶”也受了伤，头上缠着绷带，躺在宿舍里叹息。当时他们还没有结婚。当局对这次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严加封锁，是斯诺把事实真相传播到全世界。

1936年春，萧乾到了南京，访问了被蒋介石从泰山请下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冯对刚刚发生的学生运动表示热情的声援和支持，严正谴责了日本关东军的暴行，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同时，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萧乾连夜赶写好访问记，寄回天津，却压了很久才见报，而且被改得面目全非。一天他刚好在上海南京路上碰到已为《纽约时报》工作的斯诺，就把这事讲给他听。他马上要萧乾写信，介绍他去采访冯将军。不久，日本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冯玉祥向美国记者斯诺发表对日本不友好的言论，煽动反日，并要求赔礼道歉。

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已是1944年秋。同是美军随军记者的萧乾和斯诺在瓦砾还冒着烟的巴黎的斯克里勃旅馆走廊里不斯而遇。当时巴黎刚刚解放，萧乾正准备随美国第7军一道挺进莱茵。老友聚首，格外亲切。斯诺一直眷恋着灾难深重的中国，思念着他在中国熟悉的一切。他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几十年后，海伦对萧乾说：“我认为一百多年来，在各个时期，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天然的朋友，不是天然的仇敌。”斯诺还祝愿战后的中国能走上民主之路。在那家暂时充当随军记者招待所的旅馆里，萧乾还见到了一位传奇性的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

解放以后，萧乾唯一一次见到斯诺，是在1970年某天的《人民日报》上。斯诺和毛泽东、周恩来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此时萧乾正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实，斯诺从未忘记他的这位学生、朋友。他在60年代写成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书《民主与专政》（The　Democratic　Dictatorship）一章中写道：“在被从原单位遣送到人民公社去劳动的‘右派分子’中间，有留英的小说家及编辑萧乾。他是我在燕京大学时期结交下的老友。他不幸当上了《文艺报》的编辑，那家刊物曾发表了一些攻击党内文化领袖及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席间，我遇到老舍（《骆驼祥子》作者，原名舒舍予）。战时，他的书曾在美国被评为每月最佳著作。他总算躲过这一麻烦。如今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了。我向他问起萧乾的近况。他回答说，萧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劳动着，他对写作已经毫无兴趣。对于这一性格的改变，我是难以想象的。老舍坚持说，作家协会只有极少数会员被遣送到农场去劳动”。（第389页）1970年书再版时，斯诺又在这段话下面意味深长地加了个脚注：“就是这位老舍，1966年被红卫兵攻击为修正主义者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自杀了。”

斯诺从来不是追逐热门新闻的记者，他总是通过认真观察，靠自己敏锐的头脑探寻事物的本质。他没有偏见，而是一直有着自己的信念、原则和伦理。他是站在受压迫、受奴役者的一边。他对国际事物有惊人而准确的判断力，早在1936年6月，他就在《星期六邮报》上预言：日本不久将招来一场行将震撼全世界的抵抗。1944年4月9日，他又在该报上预言：殖民主义必将灭亡，并认为无论中国或南斯拉夫都不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1948年，当南斯拉夫果然对莫斯科宣告独立时，他又在同年12月18日的该报上预言：从长远看，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民族利益从属于莫斯科。中国将是第一个拒绝接受莫斯科指挥的大国。从这一点来看，斯诺真不愧是中国最知音的朋友。

萧乾从斯诺身上，学到了作为新闻记者最重要的素质：对于国际事物，他绝不能作壁上观。他必须认真观察，并通过表面现象，透视到本质。他必须是侠胆义肠的，坚决站在受欺压者的一边，揭露邪恶，反对横暴。他的职务是报道，他更加神圣的职责是扶持正义，捍卫真理。萧乾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以富于正义感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五光十色的人生大舞台上，真实报道，实录风云，同情弱者，揭露黑暗，匡扶正义，弘扬真理。他还认为新闻记者应当戒除宗派主义，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感，不能只注重过眼浮云的小事，也不能仅仅是接受官方的公告和数字。开课培训创造不出杰出的记者，要给他们充分的采访自由。只有在实干中学习，新闻记者的调查和创造职能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萧乾虽未写出过像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长篇巨制，但他的新闻特写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自成一家，别有特色，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他们同是杰出的记者。

4、与巴金：

巴金的真话是向读者坦诚地承认自己曾经把个人安危置于是非之上，以至说了假话。他通过自我否定和忏悔，大声疾呼人们要说真话，即便那话并不响亮，甚至有时犯忌。

萧乾说比起他文学上的第一个师傅沈从文，巴金对他的感染则更广泛。巴金那悲天悯人的情操，不凭词藻而用心灵直接同读者对话的胸怀，不断激励和感染着他。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巴金对他始终如一位爱护弟弟的兄长，即便在他落难时，巴金也从没觉得受了什么牵累。他们的友谊是恒温的。

1933年9月，巴金从上海来到北平，住在沈从文和张兆和婚后的新家。10月中旬，沈从文写信告诉萧乾，他的小说《蚕》将在《大公报》上发表。兴奋不已的萧乾接到信后，立即从燕京大学赶往城里的沈家。沐浴在秋日暮色中，他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欢欣。他的创作生涯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沈家，萧乾意外碰到了巴金。那时，他和沈从文都已是中国文坛著名的青年作家。这以前，萧乾读过巴金的《灭亡》，它讲述的是一个青年革命者“爱与恨的浪漫故事，就无政府主义的狂热来说《灭亡》胜过了巴金后期的一些小说”。

萧乾喜欢《灭亡》，是因为自己与里边的杜大心颇有相似之处。除了对革命的狂热以外，杜大心“是一个敏感的小孩，会为着被宰的鸡而流泪，同时，也同样是在早年尝到丧母之痛”；萧乾出生前就失去了父亲，童年时与寡妇妈妈尝够了凄惨的生活。他同样生性敏感、忧郁，热爱小生灵，也会为它们伤心地流泪。杜大心长大后爱上表妹，可表妹屈从于父母亲的意志嫁了别人；萧乾在汕头爱过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后来，她却在恶霸校董的**威下，被迫牺牲了爱情。杜大心投身革命以后，又有李静淑深深爱上了他；杜大心最终走向“灭亡”，而当时年轻的萧乾正欲“新生”。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巴金把他那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赋予了杜大心。他憧憬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那是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民幸福的新世界。但同时，杜大心身上又有“恐怖主义”的因子，他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撞击黑暗，结局只能是悲哀的“灭亡”。萧乾心中也渴求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和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事实上，萧乾和巴金一样，同样是个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两颗年轻、真诚的心灵一经碰撞，便由此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情。

萧乾经常读到巴金热情、优美、流畅的文字。这次结识巴金，是他一生中的幸事。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他不断得到巴金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有时还包括责难。

几天后，巴金住到燕京大学蔚秀园的朋友夏斧心家。萧乾知道后，就去看巴金。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深秋萧瑟的蔚秀园里飘**着两个充满春天般温暖的声音。他们兴致颇浓地谈着彼此纯洁、顽皮的童年生活，善良和朝气中流露出一般忧郁。萧乾向巴金提起华林那本《新英雄主义》对他个人自我奋斗思想的启蒙，以及受它影响搞的一次“要求平等权利”的失败了罢工；巴金也向他讲到“安那其主义”对他思想的浸透，以及希望消灭不合理制度的愿望。

“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安那其”是译音。有学者认定，“巴金”这个名字是两位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结合，这本身即反映出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对他思想上的影响。但巴金似乎从来没承认过。他最早接触无政府主义理论时，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那时在他心目中，如果社会前进需要一场彻底打破旧制度的革命，那它的最终奋斗目标应该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无政府”并非意味着混乱和无秩序，它的理想是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人类的和谐。这恰恰与巴金的思想相吻合，他并不赞成安那其主义中极端、虚伪的个人主义表现，而更注重追求道德的完美和互助、正义、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

萧乾从未像巴金那样系统、全面地阅读、译介、研读过无政府主义理论，更谈不上有什么成体系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但他心目中朦胧的理想图景，却正与无政府主义者所描述的相一致。特别是结识巴金以后，无政府主义的画面，在萧乾脑中也变得越发清晰起来。可这毕竟是两颗躁动的灵魂，空有美好的理并不能真正找到归宿。

巴金在创作上给了萧乾许多启示和影响。他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说，他早在《我与文学》一文中就提到，有一位刻苦走上创作道路的先辈，写文章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这不仅是破除了一种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而且给正在踌躇的人增添了勇气。这位前辈就是年龄上仅比他大5岁的巴金。巴金对他最重要的叮嘱是：“一个对人性，对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从巴金那里，他还懂得了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象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步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

事实上，萧乾相当数量的小说都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但他从没像巴金那样塑造一系列生活在广阔的社会、政治场景下的典型人物，如高觉新、高老太爷、瑞珏、觉慧、汪文宣、曾树生等。他说他缺乏巴金组织长篇架构的能力，也没本事像巴金那样，在精细、绵密的情节设计中刻划人物性格。或者说，萧乾写小说是凭才气，少了耐心的锤炼。他早期的小说风格上还是更趋向沈从文，不太注重情节和人物描写，努力捕捉人物自身的感觉。与沈从文不同的好似，他擅于将象征意味融进小说。

巴金是个勤奋的作家，长篇小说在他创作中占很大比重。对比来看，萧乾在小说创作上疏懒多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短篇小说上，唯一的长篇《梦之谷》是篇情节简单、人物不多的自传性诗意小说，其动人处在于施托姆式地抒唱了一部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巴金注重在大题材上作文章，如《家》以众多人物纠葛的展现和跌宕有致的情节发展，揭示封建家长制和旧礼教对青春、爱情和生命的践踏、摧残。萧乾太过于回味“自恋”亲身的经历了。

巴金和萧乾写起散文来，都有意把散文当成诗来写，优美、深情而富哲理和象征的寓意。从巴金作品里，你能感到一种热烈、善良、正义而严肃的温情。透过萧乾的作品，你仿佛能看到一张敏感、幽默、顽皮而睿智的笑脸，那笑是真诚的、深刻的、含着忧郁的。我当然无意对比巴金与萧乾文学上的异同，只想说明巴金对萧乾的影响主要不在创作上，而在他那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正直、坦诚和高尚的人格，还有安那其主义中积极美好的成分。这些对萧乾的为人为文产生了深远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巴金在北平呆了近一个月，其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会晤了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石川四郎，并与一起北来的靳以和任燕京大学教授的郑振铎共同创办《文学季刊》，编辑部设在北海、景山之间一座幽静的小四合院里。萧乾自然成了这里的常客，常来的还有曹禺、李健吾、曹葆华、蹇先艾、卞之琳、何其芳等。当时，北平文坛最活跃的人物还有胡适、周作人、梁实秋等。《文学季刊》的创办为沉闷的北平文坛注入了活力和朝气。

1934年1月，巴金回到上海。3月，又到北平，经常与友人见面。10月，前往日本。同月，《水星》杂志在北平创刊。萧乾有不少小说在这份刊物上发表。

萧乾初进《大公报》编《小公园》时，巴金正在日本。1935年8月，巴金回到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936年初，萧乾自天津赴上海，参与筹办沪版《大公报》。刚到上海时，经巴金介绍，萧乾有幸会晤了鲁迅。

同巴金过往最密切，是在1936年到1937年这两年，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当时，萧乾负责编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大公报》文艺版，并主持《国闻周报》文艺栏。与此同时，上海还有孟十还编的《作家》，靳以先后编的《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中流》和黄源编的《译文》。那真是文坛热闹的两年。

1936年8月，萧乾与“小树叶”结婚，他终于第一次有了个家。陶醉在爱的温馨和忙碌的编务中。上海有些文坛的朋友在饭桌上，常戏称巴金是萧乾的“家长”。晚年回忆起来，他说，家长不家长的，反正那两年没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潜移默化的指引。

1936年9月，是吴鼎昌和旅日同窗胡霖、张季鸾合作成立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十周年，报馆决定大举纪念。萧乾记起读新闻系时，了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普立策新闻奖，颁给业已出版并有初步定评的现成作品。于是，他向胡霖建议，仿照此办法，设立“大公报文艺奖金”，并出版一部《大公报小说选》。萧乾邀请散居各地的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沈从文、林徽因和凌叔华为评判委员，评审意见由萧乾沟通协调。

1937年5月，公布了获奖者：小说是芦焚的《谷》，戏剧是曹禺的《日出》，散文是何其芳的《画梦录》。萧乾根据各评委的意见，同时公开发表了对获奖者的评价：

一、《日出》的作者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二、《谷》的作者芦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势确切的人型”。

三、《画梦录》的作者何其芳，“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创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

同年秋天，由林徽因从两年来《大公报·文艺》上的作品选编成的《大公报小说选》出版。到此，《大公报》评奖结束。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设立文艺评奖。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第二天的《大公报》在报道这一噩耗的同时，还刊登了王芸生写的一篇题为《悼鲁迅先生》的短评，对鲁迅进行攻击：“他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可惜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萧乾愤怒了，他立即找到胡霖提出辞职。巴金也愤怒了。那还是萧乾头一回见他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的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当即表示支持他抗议并辞职，还邀他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以免生活之忧。

针对这么激烈的反应，报馆只好采取补救措施，要萧乾另修一文。他这样写道：“五四以来，万众青年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10月19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健战斗的笔，弃我们而溘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深沉的悲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悲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但我仍坚信他将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不甘心做奴隶的人，就会追随他那坚实榜样，为着贫弱的中华民族搏战下去。”

1937年7月，萧乾刚游完绮丽的雁**山回到上海没几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报馆即派萧乾飞到北平，随记者团去了趟宛平。回沪后不久，又发生了“八·一三”事变，全面抗战展开。萧乾曾跟随战地记者跑了几趟闸北和大场，在外滩目睹过中国飞机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

很快，《大公报》缩编减版，萧乾这位曾几何时的“红人”，亦被解雇，自谋生路。就这样，他和刚从日本赶回来的“小树叶”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在汉口遇到了逃亡的杨振声和沈从文，他们便一起流亡到长沙，后又去昆明。不久，萧乾收到巴金的信，告诉他《梦之谷》将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第五辑和“现代长篇小说”书系。要不是巴金的督促，他恐怕无意于浓浓战火中，觅得片刻的超脱，去重新拾起自己那甜美而破碎的初恋梦。他担心有人误以为他竟能于民族危亡关头，沉溺于个人昔日的伤感，随即加了一篇短序，赞誉了台儿庄、娘子关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

因居昆明的几个月，是萧乾入世以来最苦闷的一段日子。他失眠、忧郁、苦闷，百无聊赖地在翠湖边上转悠。有一天走过威远街一家西药店，竟错把专治妇女月经症的药当成治郁闷症的买了回来。1938年8月，胡霖突然从香港发来电报，一为去年在上海遣散同仁深表歉意，二是要他立即去香港，共同筹办港版《大公报》。

胡老板的电报驱散了萧乾的黑暗心情，使他亢奋得不能自已。他匆匆告别了结婚才两年的娇妻，到了香港。在香港，他一下子爱上了年轻、漂亮，弹得一手好钢琴的雪妮。面对充满青春活力，洋溢着女性魅力的雪妮，他遗弃了温柔、善良的“小树叶”。

1939年9月1日，萧乾离开香港前往战争阴云密布下的伦敦，直到1946年回国，他向国内发回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道、特写和通讯。那些新闻特写是萧乾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成果。其中《见闻》和《南德的暮秋》是巴金从国内的报纸上剪下来编辑出版的。如果不是巴金不辞辛苦，萧乾在国外写的许多东西也许就变得零散了。

1946年，萧乾回到上海后，巴金那时住在市内偏西区的霞飞坊，他则住在北郊复旦大学，担任英文系和新闻系的教授。由于住得远，他们见面不多。而那两年，正是萧乾平生一段“迷茫”的日子。

解放以后，萧乾在北京，巴金在上海，每次见面多是巴金因开会或出国而来北京。最使萧乾难忘的是1957年7月中旬的一天。那天早晨，他接到通知，下午到中南海紫光阁开会。那时，他已在《人民日报》头版被点了名，心情很灰，感到惶恐，哪还有勇气去开会。但因是周总理召集的文艺界的会，他只好垂了头，哆哆嗦嗦走进紫光阁。还没进大厅，巴金就跑过来，坚持要和他坐在一起。他的心情可紧张了，因为他看到兴致勃勃的左派们都坐在了前排，后边坐的全是挨了批的。他赶紧悄声对巴金说：“你不该坐这儿，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好像根本没听见，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他说：“别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不要失去信心。”直到周总理走进大厅叫巴金坐到前排，他才离开。谁知这一别竟是遥遥20载。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毋宁是一场洪荒灭顶之灭。萧乾在灾难伊始就沉没了，巴金却还在政治风暴中努力挣扎。他在1961年给刚从农场调到出版社工作的萧乾写信时，还要他好好接受教训不可放松改造。紧接着，他自己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也一下子成了文艺界的反动权威、罪人和革命死敌。1968年夏，上海作协曾派人到北京找萧乾调查巴金，他当然老老实实地交待，调查大员却瞪圆了眼，说他美化“死敌”。

巴金在恢复了艺术生命以后，就公开宣布了自己对余生的安排，并提出写作计划。他还写信鼓励萧乾，“我们大家都老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望你：（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名著。（三）写一部分小说或回忆录。我们都得走到火化场，不要紧”。后来又来信说，“对你，我的要求是：八十岁以前得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应该发挥你的长处。你已经浪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我也一样，我只好抓紧最后的五年。这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为世后留下一点东西。名利、地位等等，应该看穿了吧”。

巴金和萧乾这两位文化老人，都在晚年度过了自己创作生命历程中的第二次青春，结出辉煌的金秋硕果。巴金完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化具有丰碑意义的《随想录》。萧乾在评价巴金对20世纪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时说，巴金在80年代问世的五本《随想录》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开创了一个新的品种，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内容，就是向读者**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自我揭发和自我否定，从而用亲身的实践来提倡说真话。他说，有什么不比上下肝胆相照更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大业呢？

萧乾晚年不仅把文学回忆录写成了巴金式说真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还以80岁的高龄与夫人一起把享有“天书”之誉的意识流名著《尤利西斯》译成了中文。

1993年12月，萧乾在《收获》上读到巴金的文章“最后的话”，感到不舒服，他首先是对“最后”二字摇头。他马上致信巴金：

“我要学健吾。他是死在书桌上的，不知他当时手里拿没拿着笔。我认为这就是文字工作这个行当比其他（包括科学）的优越性。我们确实可以写到最后一息……胸中那么多爱和恨，那么关心同类的你，能搁笔吗·我当然不是劝你在自己生理情况不适时还硬了头皮去动笔。我只是说，不要这么把笔‘封’起……建议你把‘最后’二字从思想上抹掉。”

“我不是说吗，论器官状况，你会活得比我长。我除了心脏，肾也是个大患，只剩下一个，而且它的功能往往只有三分之一。我是既准备随时辞世（因而对死不再畏惧），又尽一切努力活得长，活得欢实凡能延长寿命的，我都去找，去用。到非死不可的时候就死罢了，但在那之前是，我要把它置之度外。”

“芾甘，希望你再为《收获》写一文，题目最好表明：这不是最后的。”

收到信的巴金在1994年1月4日写来答复的回信，他在信中说：

“……我的想法和你的不同，我不愿意死在书桌上，我倒愿意把想做的事做完扔开笔，闭上眼睛。我写文章，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说封笔，也可以再拿起笔。我绝不束缚自己。为了写作，我挨了一生的骂，同样我也骂过别人。但并非为了骂人才拿起笔。我想写《再思录》，也只是为了讲真话。我是这样想：讲真话不一定用笔。我仍在追求，仍在探索。我的目标是言行一致，才可以说是把心交给了读者。如果拿着笔挖空心思打扮自己，我就无法掏出心来。我不愿意向读者告别，可是我不能否定（抹煞）这个事实。有意识地地向读者告别，也许有点悲观，但是我讲出自己那些心里话，对读者多少有点帮助（他们更容易理解我）。”

“我最初写小说是为了理解人，结局全集写‘最后的话’，则是要求人们理解我……”

巴金与萧乾，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都住在医院里。他们见不了面，互相牵挂着对方。萧乾过一段时间，就会不由自主地给巴金写信。萧乾在去世前的半年里，一共给巴金写了5封信。他常做梦，梦到巴金和靳以，想起三座门《文季月刊》编辑部的往事。他感叹自己在20岁出头就结识了巴金，是他一生莫大的幸运。

1998年3月28日，花了4个月的时间，巴金写完了致萧乾的信，这是他写给萧乾的最后的一封信：

乾：

信收到，谢谢！一连读到你好几封信，我想念你，我担心你的身体，又恼恨自己没有力气给你回信。我不能自己料理生活，又不能自己读书看报，一切都要靠别人，想起来实在心烦，你的信又好像来得正是时候，就像你站在我面前，指着我说：“我做得到的你也应该做得到，我写了四十几篇文章，你呢？说真话，我赶不上你了。”

我抽屉里有一堆你的信，我欠你的帐太多了，但是我写字太困难了。请你原谅我。问候文洁若。

芾甘

3月28日

遗憾的是，这封弥足珍贵的信的原件竟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萧乾为此有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他一定是在责怪自己粗心，没有好好收藏保管好这封信？幸好巴金的家人发信前，留下了复印件，由李辉发表在1999年4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需要在此说明一点，萧乾夫妇曾一度误以为将此信交给了我去复印，是我弄丢了。我一再解释，我连这封信的原件都未见到。而且，以我在文学馆的工作性质，绝不允许犯这样的错误。自打结识萧乾，我便给他当起了助手。经我手征集到文学馆的书信、手稿数百件，没有出过一次纰漏，尤其对像这么重要的文物级别的手稿，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对任何一位作家征集对象，我从来都是谨慎加小心的。晚年萧乾有时很固执，为此事，我们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但他很快就相信了我。萧夫人是过了许久，才好像真正相信我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她似乎回忆起来，这封信萧乾有可能交给了那几天先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的一位也算亲近的友人。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这位“友人”别再因私藏着这封信，而受良心的谴责，尽快把它交到主人的手里。

1999年1月22日，离萧乾去世还有20天，他给巴金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巴金的思念之情。他听说公木和叶君健都因跌交而身亡，所以请巴金出入务必有人搀扶，多加小心。

萧乾过逝以后，巴金的家人一直没敢将这个噩耗告诉他，怕他因情绪波动而影响病情。

说真话的巴金，是萧乾一生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