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

为了不替说谎者实证，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

生于1892年的郭沫若比1910年出生的萧乾大将近20岁。1921年，当作为狂飙诗人的郭沫若以浪漫主义的《女神》，开创中国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时候，萧乾正在教会办的崇实小学当工读生。待他1926年在北新书局做练习生，开始对文学感兴趣，郭沫若已是当时最著名的大作家、大诗人之一，心里只有崇拜的份儿。1930年，萧乾同安澜合编英文的《中国简报》时，曾根据杨振声的文学讲义，这样介绍郭沫若：“——先是浪漫主义者，后成为新现实主义者及无产阶级作家。译过辛克莱的小说，并用当代民主观点写过历史题材的剧本”。1932年，萧乾就读辅仁大学，参编校刊《辅仁杂志》，把郭沫若的《王昭君》翻成英文，并在译文前写了一整页的介绍。这是他当时最爱读的三个剧本之一，另两个剧本是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和熊佛西的《艺术家》。他都译成了英文。1933年，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时，萧乾和杨刚帮他选译的短篇小说中，有郭沫若的《十字架》。1942年，萧乾在英国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苦难时代的蚀刻——中国现代文学一瞥》，他在评论郭沫若时写道：“创造社领导人郭沫若反抗十四行，是因为他的自我表现被这种严格的形式窒息了。他不拘泥诗行的形式，不估量每一个词听觉和视觉上的意象，而是任感情山洪爆发般喷涌……事实上，他被当成英雄。他所要反叛的不仅仅是影响自由精神表达的僵硬的形式。像鲁迅一样，他反叛的是象牙塔派的矫柔造作的时髦”。谈到郭沫若的戏剧时，认为他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把现代思想和历史主题糅合在一起，获得很大成功”。

萧乾与郭沫若年龄上几乎差了两代人，本该井水犯不着河水，谁料1947年5月5日《大公报》上发表的“五四文艺节感言”《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给他“惹出了乱子”。

1946年萧乾从英国回来以后，虽名义上仍分管《大公报·文艺》，实际工作主要是写国际社评。那时，他兼着复旦大学的教职，与文艺界的洪深、靳以同住校园。有一天，靳以要萧跟报馆交涉，推荐洪深编个戏剧周刊。报馆答应每周四出一整版。一天，洪深用院内传达室的惟一一部电话给人打电话。萧乾听到的意思大概是：他们正准备给田汉搞祝寿活动，洪深请那人写祝寿词，一定是那人不大想写，洪深大声嚷道：“戏剧这碗饭你还想不想吃了？”萧乾和靳以当时听了，都觉得很不是滋味儿。戏剧专版跟报馆讲好用新五号字排，可祝寿词登出时全排的是大了一号的四号字，老板为此向萧乾提出抗议，因为这一版是他拉来的。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萧乾最反感政治的专制和文化的霸气，换成今天的说词，就是要垄断话语权。再加上这件事，终于使他忍不住了。正赶上报馆社评委员会要他为配合五四写篇关于文艺的社评。于是就有了这篇《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萧乾写道：“过去30年来，这个文艺可说是一连串的论战：有的是派与派争，如‘语丝’与‘现代’，有的是针对着问题，如‘艺术为艺术’还是‘艺术为人生’。那些论战，看来似是浪费，然而却一面代表当时作家对事的不苛，一面由派别主张之不同，也可以表征中国文坛盛极一时的民主。近来有些批评家对于与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不就文论文来指摘作品缺点，而动辄以‘富有毒素’或‘反动落伍’的罪名来抨击摧残。在国家患着贫血，国人患着神经衰弱的今日，这现象是大可原谅的。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们对于文坛也寄以民主的期望。民主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的存在……作家正如公民，应有其写作的自由，批评家不宜横加侵犯……”

“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肖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二十八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作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

显而易见，萧乾是善意地希望中国作家要保持创作生命的长久，得少些虚荣浮华的场面，革除只准一种作品存在的观念，多点民主的雅量。悲天悯人的大无畏精神是作家写作永远的动力。一个有理想和良知的作家，绝不能受党派风气的左右，要勇敢而不畏艰苦地创作，对黑暗势力要百折不挠地抨击下去。他希望中国文坛能由一片战场而变为花圃，在那里，平民化的向日葵与“贵族化的芝兰”可以并肩而立。

萧乾的“称公称老”无疑是指郭沫若和茅盾，“大张寿筵”则有可能是特指当时为田汉祝寿。因为郭沫若的50岁生日是1941年11月16日在重庆过的，出席者有周恩来、董必武、茅盾、老舍、夏衍等六七十人。而茅盾，只是在他1945年7月9日50岁生日那天，由陕甘宁边区文协和文抗延安分会拍了贺电。萧乾在文中是把“称公称老”和“大张寿筵”一起作为文坛的腐化和暮气来反的。

历史无法预料。倘若萧乾当时能神仙般料到解放后变幻莫测的政治走向，他一定不会写这篇社评，就好比明知烧红的煤球烫人，还非要用手到火炉里去夹。没谁自甘引火烧身。这样也就能理解倒了几十年霉之后的萧乾在忆及此事时的懊悔心情。有次聊天他跟我说：“我真是愚蠢啊！离国七年，而且是最关键的七年。对国内情况一无所知，竟然回沪后在文艺节社评中，无端地为了‘称公称老’几个字，给自己带来几十年一连串的灾难。称公称老，本来就是民族的好传统，无可厚非。何况当时国统区文艺节郭、茅二位前辈，也是为了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茅盾先生是忠厚长者，心里当然也不悦，但解放初期在《译文》编务上，他仍不断给我以支持和指导。另一位长者则到了香港就向我大泼粪水，恨不得置之死地”。

这位长者正是郭沫若，他是在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上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恰恰以萧乾社评中所抨击的那种“动辄以‘富有毒素’或‘反动落伍’的罪名来抨击摧残”的方式，向他发难了，而且无处不用其极。他把作家分成五颜六色：沈从文是桃红色，“作文字上的**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朱光潜是蓝色，“人们在这一色下还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萧乾是“黑色”的，最反动。他写道：“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自命所代表的‘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的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高贵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各色的御用文人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了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是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夜哭的娃娃”指的是萧乾写于1947年10月的另一篇文章《吾家有个夜哭郎》。当时他的长子铁柱刚刚降生，夜哭不断。萧乾是那种直觉异常敏锐的作家，望着自家的夜哭郎踹着小脚，挥动着小肉棒槌似的胳膊，在哽咽里皱起小眉毛，向上抽搐着嘴角，便倏忽联想到治国与育婴同理。“大凡育婴，有处非放任不可，有处又非束缚不可。倡绝对自由的母亲，其糊涂成分丝毫不减于那迷信巴掌和绑带的”。婴儿夜哭的主因是“饿”，对付夜哭最有效的方法是“喂”，而绝非“管教”。“奶汁”即民主，正因为“华夏”这个“婴儿”没有喂足他“奶汁”，所以“五千年来，摇篮里躺着的依然是个又黄又瘦，满身伤痕的娃娃”。“妈妈是很换了些位，每位接过手来都对天拍胸脯起誓说，我一定疼他；又对孩子说，惟我才是你的亲妈。然而，到现在他还是用原始的农具锄地，还是用十字画押，还是时疫的好主顾，（前天联总卫生专家说，去年仅死于黑死病的华人便有三百万！）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可怜虫”。萧乾认为，即便中国有了议院、内阁、总统这些民主国家的全副行头，并不等于有了民主。“民主化的基础不在制度，而在一个深入家庭社会传统，附于每人心灵对人生博大的态度……过去五千年是浪费在谁当妈妈的争端上了，近五十年又闹起当娃娃应当弹钢琴还是拉琴，是进洋学堂呢还是官学堂。老实说，眼前的问题根本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谁喂也罢，只要奶喂得勤，不掺石灰，不总给橡皮**吮！”

这篇象征寓意深刻的文章反映出萧乾非常平民化的民主思想，而绝非郭沫若责难的贵族化倾向。萧乾无疑是用“五千岁这个又黄又瘦的苦命娃娃”来暗指国民党专制独裁，堵塞言路，用绑条、巴掌和空奶瓶上的橡皮奶嘴对付“夜哭郎”。

画家徐悲鸿不光读懂了萧乾的寓意，甚至以为他是中共地下党，特绘制了一副“奔马图”相赠。郭沫若大概是急于报“称老”的私仇，当然更有可能是批判萧乾那样满脑子英美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正义地“以革命的名义”给萧乾们贴上了“反人民”的标签：“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也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发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他号召读者与这些作家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这真是一篇火药味十足“辱骂和恐吓”的檄文。

郭沫若并未就此罢手，他还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筹办的《华商报》上接连撰文，为斥骂《大公报》和萧乾不惜无中生有，造谣中伤。他在1948年3月14日《华商报》上发表了题为《自由主义亲美反蒋，和平攻势配合美蒋》的文章，提出“对提倡‘自由主义’运动的报纸也要作正面的挖根的打击！他们强调美国的‘自由’，我们便具体地指出美国的不自由；同时对苏联人民自由的实况多加报道，处处着实地给它打击”。第二天，郭沫若又在《华商报》“‘社经研究会’的批判”一栏发表了《提防政治扒手》，把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段锡朋、邵力子、朱光潜等人，斥为接受美蒋俸禄的政治扒手，继而把矛头对准了萧乾：“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TV宋（宋子文——笔者注）出了二百六十亿，政学系的宣传机构派出了开路先锋萧乾。萧乾被派去做《新路》的主编，这和得了大量美金外汇到香港来进行宣传攻势，是有密切联系的……他们已经将一部分过去不曾和国民党合作过的文化和文艺工作者扒过去了，这分明是钱昌照、萧乾经手扒过去的……他们更大的目标是在替蒋朝扒民意，扒民心，而最后呢是替美帝国主义扒中国主权！”

萧乾后来听说，是周恩来劝阻郭沫若不要再写这种文章，因会对共产党搞统战产生不良影响，郭才算偃旗息鼓。但这样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竟出自萧乾多年景仰的郭沫若之手，着实叫人心寒。如果谣言是一般人所造，辟一辟，或干脆不理也就算了。可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文艺界泰斗，背上黑锅，怕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直到80年代，茅盾在写回忆录时还坚持认为：“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刊物，来宣传他们的主张，刊物就叫《新路》，主编是萧乾。”

关于《新路》，萧乾是在家庭遭人破坏，心情极度郁闷，精神受到很大打击，急于离开上海大时候，朋友姚念庆告诉他：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容由清华大学吴景超教授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正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和文艺栏的人选。他觉得萧乾最合适。萧乾几乎未加思索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没等刊物问世，他由于受到复旦大学地下党学生和由美归国的杨刚的劝告，就坚辞谢绝了。这里有两个明摆着的事实：一、刊物封面上每期都标有吴景超主编，二、萧乾根本没去北平，而是留在上海，继续编《大公报》并兼着复旦大学的教职。即便从萧乾碍于情面给《新路》写过的几篇文章看，如《联合国：美国的牺牲品》、《柏林那趟》、《詹姆斯轶事》、《爱·摩·福斯特》和《维·吴尔夫与妇权运动》等，也远够不上“政治扒手”。更何况没多久，《新路》即遭国民党查禁。

萧乾曾跟我说，当时他年轻气盛，无法咽下这口气，很快写了篇措辞强硬激烈的回击文章，准备发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后来是《大公报》地下党李纯青劝他不要感情用事，说郭沫若开罪不得。但依萧乾的性格，他又不甘就这么吃个哑巴亏，为了表白心迹，他就写了《拟J.玛萨里克遗书》作为回答。文章发在1948年4月16日《观察》。

1945年欧洲战火熄灭后，东欧立即按雅尔塔约定的，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政权自然就由各国的共产党掌握。位于中欧的捷克，当时的外交部长是党外的小玛萨里克。他的父亲托马斯·玛萨里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捷克建国后，曾是第一任总统，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孙中山。小玛萨里克在捷克政府二次大战流亡伦敦期间，主持外交事务。胜利后，就蝉联为外长。1948年2月的一天，他在布拉格跳楼身亡。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始终是个迷。萧乾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他的死，因为即便他当时不死，外长也不会当下去，且未必就能善终。萧乾以玛萨里克遗书的形式写此文，一方面是剖白他在1948年的心境，同时，也是借玛萨里克之口，表表自己的心迹。他觉得郭沫若泼向他的屎盆子及所造的恶毒谣言，同把一个人由阳台推下去相差无几。

萧乾本意是要说明，他像玛萨里克一样“离开本土过久”，虽然自信是忠于祖国人民利益的，但与七八年前的祖国，“终于还是脱了节”，竟因一篇“称公称老”招致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还在文尾明确表示出对自然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任何攻击者的态度：“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愿同时尽一句逆耳忠告。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不替说谎者实证，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持”。

萧乾一直把建国后政治命运上的一系列恶果归因于郭沫若的这篇《斥反动文艺》，也就是他常说的因“称公称老”惹得“乱子”。他当时自然觉不到这是个“乱子”，即便真当“乱子”看，建国后，他这个“最反动的黑色文艺”是没有理由比“桃红小生”沈从文幸运的。说到《新路》的包袱，在1955年胡风事件后进行的肃反中，组织上在清查萧乾的历史后，做了一个澄清的结论：“《新路》是1948年北平高级民主人士创办的一个刊物，后为国民党所查封。萧乾接受了地下党的劝告，后来并未参加编辑工作”。他真正的背运实际上是从1957年被“引蛇出动”，打成右派开始的，并不能把帐完全记到郭沫若头上。

事实上，萧乾在1949年底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清理和批判了，很难说当时不是出于真诚。郭沫若文中骂他是“标准的买办型”，他在1950年1月5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试论买办文化》里，首先批判了自己崇洋媚外的心态，表示要“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同时他还批判了自己“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

紧接着，1950年9月，萧乾又向党组织写了一份重在检查自己思想的“自传”，他深挖思想根源，甚至说在很早就产生了“向上爬”（当然是他晚年回忆录中说的“个人奋斗”）的思想，“为了不再吃上顿不保下顿，也为了从‘人下人’的地位翻过身来，我向上爬。在发展上，我的错误在没有坚持把这种个人翻身的要求扩大为阶级的翻身——也即是因为没有坚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奋斗。因此，19岁以后的我，一直是走着个人主义的瞎路”。

我不敢相信这样的文字竟会出自萧乾之手，令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我惊诧莫名。他与英国著名小说家爱·摩·福斯特结下的深厚友谊，在这里成了“我能和他谈得那样投契，也可说明那时我中毒之深了”。“今日想来，他与我实在是属于两个世纪，两个世界的人。他代表的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代表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开明分子’”。

有了这样的思想觉悟，再加上经历了从1951年批《武训传》开始的以知识分子为批判对象的政治运动后，他自然不敢在1954年英国文化代表团访华时，接受福斯特和挚友斯普特劳教授私下约见的邀请。萧乾拒绝了福斯特的友谊，不敢冒政治风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他当时已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哪里还能要福斯特托友人带来的书、信。这让把友情看得比国家还重的福斯特伤透了心，绝交是自然而然的。幸好他没有看到萧乾“中毒之深”的文字，要是那样，尽管萧乾晚年重新追忆了与他的友谊，对50年代的事表示了愧疚，他在上帝那里恐怕也不会原谅萧乾。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当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缺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萧乾是在1948年春，开始在《大公报》地下党李纯青的领导下，“开始批判我由英国贩来的一些糊涂思想，同时也就主动地想靠近人民”。“开始呼吸到革命空气，了解到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然后不久，他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交心的“自传”，提出入党申请。

萧乾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提到：“1950年冬天，乔冠华要我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我出访的的资格，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是在国内走走算了，事后还明白地表示了对我的不信任”。萧乾临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和我聊天中，纠正了记忆上的偏误，说这事就发生在他写这份自传的前几天。这给他打击不小，为了让组织充分信任，只有让自己在组织面前变得透明。学习、反省、改造，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完成的。我这才真正弄清楚，萧乾当时写这份“自传”的原委。

萧乾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自我改造的动力一部分是出于自觉，不甘人后，立志要追上时代的步伐，另一动力则来自客观世界改造的参与。通过采访妓女改造、土地改革和参加各种斗争会，接受了“革命化”、“群众化”的洗礼。从1951年12月萧乾参加“学习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改良主义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发表的《我决心做毛泽东文化军队里的一名战斗员》可以看出，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惟一造福人类造福中国的真理”。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虽没觉悟到郭沫若斥为“发动”的程度，却已认识到，“崇拜技巧，迷信直觉，强调个人自由”是完全错误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良心。总之，他把过去坚持的“文艺的自由主义”清算成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真理的中间路线。“我的笔从今以后要服从政治、服从人民大众的需要。我要呼吸工人阶级的空气，感受马列主义的阳光；努力学习，加紧改造。我决心倾一辈子剩下的日子，做毛泽东文化军队里的一名战斗员”。这一定是郭沫若乐于见到的。

但萧乾骨子里始终是个胡适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并未因“清算”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表示效忠而日子好过。其实他一直被当成是正在改造中的知识分子，在那些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的人看来，沉积在他身上的资产阶级泥垢永远无法清除干净。

这倒是真的。当他被认为可能已改造好，并委以重任时，便开始暴露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孔”。1957年，他因发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和《“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被打成右派。

一个人无法从长远观点预见到自己在当时客观条件下的言行，会对为来产生什么影响。萧乾怎么会想到他被摊到《文艺报》的副总编辑位置上潜藏着“危险”；怎么会想到那两篇杂文是中了“引蛇出动的圈套”；当然更不会想到他对“右派罪行”的认识，几十年后会让后人感到政治变态人格的可怕，是那么的令人啼笑皆非。“我既公开发表了反动的言论，又有反动的行为——利用《文艺报》的职权，到处点火。我既在《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里，对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作了全面的、带纲领性的侮蔑和攻击，又专门对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萧乾把这一切归因于他并没有完全消灭掉自己身上《新路》式的反动思想，才在大明大放中，又把“英国民主”搬了出来。“不论我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的奴化教育有多么根深蒂固，我有决心要清除掉，跟大家一起死心塌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萧乾是在又一次真心检查，还是想通过给自己上纲上线来敷衍过关，今天看来都不重要。而从郭沫若与萧乾各自的言行中获得一点警示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知识分子无论何种情形下，丧失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都是十分可悲的，也十分可怕。也即是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以可怜的忠孝去代替理智的诚实。如果萧乾没有在1957年被一棍子打死，成为“一只人人喊打的老鼠”，而是像某些人走了时运的话，到了“文革”恐怕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像19547年的批人者，大多难逃被批的厄运；二是像郭沫若那样，留下日后读来令人脸红的文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改造我们的灵魂……这样，我们就会使无产阶级**不断地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设想近乎残酷，但却符合当时人们内在的逻辑发展。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一个人在阅读别人历史（我想大体上指传记）的时候，也面临着是听任“胜利者”的宣传，里边可能有歪曲了真相；还是去做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提防“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利。很遗憾，郭沫若作为“胜利者”写作《沫若自传》时才30几岁，以后几十年的兴衰荣辱都打下了真正的历史印记，“宣传”真得由史学家来作了。无论《斥反动文艺》还是“扬李贬杜”，吹捧江青，都是无法“歪曲”的。

萧乾是幸运的，他晚年作为“胜利者”不断地在“宣传”自己，而且他活着看到了三本自传回忆录的出版。他的可贵在于，他的“宣传”（但愿是毫无保留的）是深刻的剖析、反思，真诚地面对历史的“真相”，不加粉饰，更没有几十年之后的“升华”。不用借助史家，他自己就让萧乾“透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