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乾的所有社评中，体现其自由主义思想的约占三分之一强，有些单从题目就能看出来，如《泛论民主与自由》、《论政治与暗杀》、《慨叹人权会议》、《我们要发掘伟大的政治家》、《国际潮流与自由》、《民主政治怎样轨道化？》、《吾家有个夜哭郎》、《自由从自家做起》、《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等。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这些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史料。

《泛论民主与自由》几乎成了萧乾的民主宣言，他把自由与民主比成车的双轮，相辅相成。自由与法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一个民主法治的政府，执行依照人民意志制定的法律，政权不能超越法律，对人民的自由权利不能加以法外的干涉，人民守法，政府也得守法。如果政府为一时便宜行事，施行临进法令，剥夺人民合法的行动言论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很容易使人民感觉法律与人民的利益分离，而认为它是政府方便行事的工具。他在1947年1月写成的特写《冷眼看台湾》里，把这种自由归纳为指摘统治者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发表的自由。宪法所允许的自由。《民主政治怎样轨道化？》阐明民主政治要上轨道，党与国必须截然分开，大官吏也不能利用职权图谋私利。

《论政治与暗杀》的副题是民主传统比民主制度更重要。也就是说，民主制度真正实施的前提必须是在民主传统的真正建立。法治是民主的基础，而法治的先决条件，是官吏和人民都能守法、明法、行法。官吏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权利，处处为人民着想，人民也要有为自己的权利、利益依法奋争的勇气，这才是国家通往民主与法治的坦途。但法治伞下的人治，会使法治成为泡影。萧乾在另一篇题为《建设与破坏》的社评中再次重申，任何民主主张，最终都该是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然而，萧乾又在《人道与人权》和《慨叹人权会议》里道出了内心深层的痛苦，他感到不仅中国谈不到人权，没有人权基础，而且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完全获得自由、平等以及一切基本权利。

括总来说，萧乾的自由主义理念与追求是怎样的呢？《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无疑是篇宣言性质的社评，他称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也可以换成民主社会主义。在基本信念上，它有五点：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二、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三、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前提。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五、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

自由主义与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坚持每个人的天赋自由，也即是承认每个人起码的平等。它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更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舍己。因崇尚自由也就反对个性的压迫，不能容忍任何方式的独裁。这样，它也就需要民主政治的另一个标志——言论自由。萧乾在《自由从自家做起》里把言论自由比作民主制度的试金石，民主政治的基石。他当然清楚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相对自由一旦失了客观水准，一旦全凭了某个人的情绪意志来定，那相对自由也就没了意义，等于不自由。独裁与民主国家的分水岭，正在前者舆论属公，后者绝对民营。文明国便是其国内必容许反对分子或集团存在的国家。蒋介石独裁政府扼杀舆论，限制言论自由，舍本逐末，势必自取灭亡。言论自由，正如任何自由，既不能由政府颁给，也不能靠国际会议的一纸决定。言论的不自由，大凡不出四种原因：上面有专横的政府，下面有懦弱怕事的人民，周围有蛮不讲理的社会，而新闻记者本身又有怯懦分子，而时常这四种原因同时存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腐败，政治独裁，人民胆小怕事，新闻记者缺乏发表自由的勇气。而共产党政治开明，解放区人民都当家做了主人，新闻记者畅所欲言。

其实，重庆《新华日报》早于1944年9月1日就在以《祝记者节》为题的社评中，对萧乾称赞战时英国仍坚持新闻自由给以肯定，并认为美国之所以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之所以能雪敦刻尔克之辱，而走向胜利，最重要的关键是政治上的民主，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个环节。共产党极为认同罗斯福和邱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它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它来保持永久和平。同时呼吁国内新闻界同仁，要随时随地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言论自由与新闻事业是血肉相连的，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也就是说，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盟邦最后取得了二战的胜利，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共产党最终也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夺取了政权。所以，国民党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确还没有民主政治，然而中国又何尝有民主的社会。

由萧乾1950年向党组织递交的思想汇报看，他是从1948年春开始清算自己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然后，在《大公报》同事，中共地下党李纯青的帮助下，除了看文件，主要的学习是社会发展史，到1950年6月，他的向上爬的念头，已被主观努力及客观环境压制住了——把它消灭干净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文艺上，还寄存些技巧观点的残余，需要由情感上与工农兵结合来彻底克服。《大公报》的关系不但断了，而且也清算了报恩观点。一方面明了该报过去在革命中反人民的罪恶，一方面也清算了它对我的不良影响。他决心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组织下，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使自己在人类大同这个最崇高的理想及事业上，能发生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为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走共产主义路的马列主义者，1950年9月他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从1950年5月一卷九期《人民中国》上萧乾为纪念五四而写的社论式英文随感《五四运动》不难看出，他已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一定高度了。他开明宗义地指出，五四运动使中国的进步力量获得新生。五四这一天即标志着反动派的灭亡，是新旧民主的分水岭。文章扼要回顾了中国历史上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并称它为革命的新青年与反动政体的第一次大碰撞。五四运动是由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统一战线共同推动的。接下来，就在不久以前还是胡适式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萧乾，开始批评五四运动的右翼，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说他们反对以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为代表的真正的进步力量。指明改良主义终将破产，因为胡适是蒋介石的忠诚支持者，美帝国主义恭称他为民主个人主义者。

我由此对我在前文中所作出的1946年到1948年的萧乾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这个结论产生质疑。因为首先他清楚，信奉自由主义这一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另外，他也很清楚，一个政党的确需要信徒，聚徒众而形成组织。铁的组织，钢的纪律，愈坚固紧严，其取得政权或维护政权的机会愈大。为求组织纪律的钢铁化，只有牺牲个人自由，一切由党魁或少数寡头指挥。换言之，一个主义一旦组织化了，势必就得寡头化。而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因受不了严苛的纪律，就可能站在政党之外，保持其独立的立场，保持其个人发言权。当然这要单看一个自由主义的气质与立场了。需要集体行动的政党，本质上并不适合真正自由主义者的口味。另外，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什么带纲领性的文献，也没有固定的书本。由卢梭，康德，以至罗素，杜威；由杰弗逊，林肯，以至倡四大自由的罗斯福，都用墨水和行动写下了自由主义的界说。所有政党都有短期的集中训练所，自由主义的训练所却须由摇蓝以至幼稚园开始。这训练不假借黑板粉笔或风雨操场，而是散播在大气中，沁入心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萧乾后来在批判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时，把他个人的发展说成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具体例证，这倒从反面说清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即是他中自由主义毒害的来源：一是他自小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前后有20年之久，所有课目都渗满了改良主义的毒素。二是一出大学校门，就进入了高举改良主义旗帜的《大公报》，坚持的是人家倒，我不倒；人家先倒，我后倒（胡霖语）的典型而彻底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三是在改良主义大本营的英国又住了七年之久，使其改良主义更系统化起来。所以他才会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劝青年们多看些佛经、语录；才会成为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小骂大帮忙的民间疾苦搜集家，专写民间疾苦却从不问疾苦的由来和如何解除疾苦；才会在《人生采访》里把瑞士描写成一座天府；才会在1946到1948两年的社评中鼓吹中间路线、自由主义等；才会在《红毛长谈》里来推销我从拉斯基，从工党英国贩来的一批毒素；才会主动请缨，去做《新路》的研究员。

不能说萧乾的这种自我批判和清算不真诚，不深刻，可我怀疑他会这么快就认识到整个改良主义的反动性，它不是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它是资产阶级的帮凶，它一向的意图和作用就是延续反动统治的寿命。但我相信，经过思想改造，他当时的确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唯一造福人类造福中国的真理，同时他也承认，距离把那真理请到我的脑袋里当主人还很远，把改良主义的毒菌由我的血管中排除尚需时日。

正因为萧乾脑子里始终有这块自由主义的自留地，或称改良主义的毒菌没从血管中涤除干净，他才会在1957年的鸣放期间接连写出《上人回家》、《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和那篇使他获罪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上人回家》意在讽刺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官僚作风，他们无论工作、生活，只是口头上大讲空洞的马列理论，处世圆滑，言辞华而不实，没有独立的头脑，根本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连自己的妻儿都觉得别扭。《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则从自身经历出发，在论及与几家出版社打交道的过程中，盛赞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民主精神，它与作家之间有种可贵的感情。它正是以这种精神把一批又一批新人领进当时非常难打进去的文坛。而如今人民的文学出版社，却出奇地马虎、倨傲，重重地背了中央一级的包袱，因而时常摆出的一副你不来我不在乎，我不给你出你就别无出路的神气。萧乾严厉批评了这家出版社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经济上的浪费行为，指出它的定额和稿酬的计算制度，比解放前更主观，也更不科学。他不禁反问，为什么过去有些出版社能给青年写作者那么多温暖，而今天人民的出版社，却反而成了衙门呢？他以为在管理上应借鉴资产阶级出版社的一些合理做法。这无疑是在给社会主义的出版业抹黑。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批判锋芒更为锐利，它鲜明指出，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疼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没有个自己的看法。萧乾以排演古典戏《十五贯》为例，说明只要党中央一推荐，恨不能各大剧院、各个剧种，都清一色的《十五贯》了。人们似乎都在组织性纪律性面前丧失了独立思考、推陈出新的能力。他认为共产党不应对文艺工作采取领导的方式，政府对文化人应该放下心来。

他进而大胆引用引西方那句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来希望党内减少革命世故，个人与组织间不存芥蒂，上下团结，让大家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毫无忌惮地发出肺腑之言。他认为争鸣不能靠中央号召，不能靠运动的空气支撑。他重申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不能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更不能把马列主义当成唬人的棍子胡挥乱舞，逼着人家对政治产生反感。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他还批评了党的有些人事部门简直成了人们恐惧的神秘机构。他觉得人事部门应成为大家有冤可以申，有苦可以诉；成为不仅仅做保卫工作，同时也能解决内部矛盾，加强团结的地方。

天真的萧乾，感情上已受了好几年的压抑，终于在1957年初夏引蛇出洞的气侯里，在中央的撑腰下，得到一抒己见的机会。心情豁然开朗了几天，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便很快像上次清算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做起了更深层次的思想检查。他称《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暴露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孔，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而且情节格外恶劣。他懂得给自己上纲上线了，如干脆把《大公报》说成是反苏反共的，把自己说成是帝国主义拳养的洋奴，说自己以前理解的民主自由，就是能容忍异己，而忽略了最起码的要求应该是作自己的主人，即民族自决。他还深刻检讨了思想上与章伯钧、罗隆基所产生的共鸣，我要一方面接受组织上的彻底审查，一方面坚决把自己思想里与章、罗共同的东西挖个干净，使我此生再也不可能对类似章、罗那样的思想或行动起共鸣。不论我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的奴化教育有多么根深蒂固，我有决心要清除掉，跟大家一起死心塌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回眸萧乾1979年平反复出，重新写作，到1999年去世这整整20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大量散文作品，我感到他又回到自由主义的车辙上来了。从他写的《唉，我这意识流》一文中可以想见，即便是在那浩劫岁月，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意识流一天也没有断过。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思想种籽始终深埋在他头脑中的那块自留地里萌芽着，等待外部世界阳光土壤的适合，就可茁长起来。但这时他已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了。就他半个世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命运轮回来看，他决不是挺立在断头台上依然抱定自由主义信念的那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从1946年到1999年他重复经历的放言、批判、再放言、再批判直到晚年又放言三个阶段可以判断，他倒有点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提到的那种人。

如果说萧乾1946年到1948年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那1948年以后，他便是带上机会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者了。对这一点，他在1951年清算自己时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我认为改良主义，中间路线，自由主义以及费边主义基本上都是一个东西。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已经精辟地指出，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是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它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当脆弱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在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时候，这几乎是政治上必然发生的一种岔子。若依此说，1946到1948年，作为彻底自由主义者的萧乾，是出了岔子，1957年鸣放时机会主义的萧乾又出了岔子，1979年以后的晚年萧乾，还在出岔子。

我愿把自由主义者比成一粒种籽，它最适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里发芽成长。强权政治和集权专制是自由主义的两大瘟神。对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国家和独裁统治，就好比前者是沙发，后者是断头台。

最近我又在编选萧乾的杂文和社评，书名就叫《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其中多是出版《萧乾文集》时被删掉的篇什。也许是担心萧乾50年前的自由主义言说会招来麻烦，或曰在政治上发生的一种岔子。不过，我相信读者多半会在沙发上捧读这部颇具思想价值和品格的书，而决不信有谁因与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共鸣而被送上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