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初期的海禁政策抑制了商业的发展，但1567年海禁被废后远洋船舶吨位多达1.8万吨，占当时全球吨位的18%。海外贸易的重新活跃，带动起了国内经济主要是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盛时，明朝成为当时全球经济最繁华的国家之一。

明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大体上经过这样三个阶段：

一是明代初期，从1368年至1435年。当时的社会政局比较稳定，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便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如农村经济政策、重农务本政策、赋役政策、商税政策、货币政策等。与此同时，积极调整封建土地关系，从而使得遭到战争破坏的地方农业和手工业又重新得到逐渐恢复。农产量提高了、政府税收也增加了，国内贸易市场繁荣，对外贸易也非常活跃。

二是明代中期，从1436年至1619年。政府为了解决政治和经济危机，推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如一条鞭法[1]等，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出资本主义萌芽。尤其是1522至1573年间，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景象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三是明代末期，从1620年至1644年。当时整个社会危机四伏，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极大地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经济开始日益衰落。

明朝江南经济就是这宏大经济背景下的典型一幕。

※主要历史回顾※

在人们的心目中，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地理概念，即通常所说的明清时代的“八府一州”，包括今天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杭州九个城市。

这一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外部有天然屏障与其他毗邻地区相隔，内部则是一个生态条件相对一致的地域，并且同属于太湖水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个地区的内部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并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

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区域，所以历代对“江南”的指称都有一定伸缩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该地区从宋朝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朝时期尤其突出。

下面，就来看看明朝的江南经济究竟如何之盛及其原因。

明朝江南的经济盛况

总体上看，明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远远超过宋代，各种手工业如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等方面尤其突出。

明朝中后期，民营手工业的规模超越官营，从而带动起了工业的崛起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先在丝织、棉布加工、采矿和铁器铸造、制瓷、造纸以及榨油等部门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也就是说，这种生产的目的已经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了，而是为了赚钱。为此，就必然要以市场导向来安排生产，如扩大规模、雇佣工人（而不再是少数几个学徒和帮工了）等。

所有这一切，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充分，或者干脆可以说主要就出现在江南地区的部分行业中。

明朝江南的经济盛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业

与北方相比，南方更适合种植各种农作物。所以，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无锡等地便义不容辞地成为明朝政府的重要粮仓，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朝的棉花、茶树栽培也有很大发展，江南丘陵地区的茶园到处可见。明代从南美洲引进过来的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等种植面积也已经到了一定程度。

总体来看，明朝江南无论是农业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要优于宋朝，这为明朝中期开始的人口稳定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手工业

明朝江南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江苏、浙江的丝绸产量很高，成为朝廷用丝绸的主要来源；蜀地的丝织品更是“号为冠天下”。制瓷业更是发达之极，无论是浙江哥窑烧制的冰裂纹瓷还是江西景德镇的全国制瓷中心，产品畅销海内外。地处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更是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造船业。

商业

明朝江南的自由市场十分红火，来自国内外的商品琳琅满目，不论是早市还是夜市“买卖昼夜不绝”。在此基础上，明朝还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在南方最著名的是徽商（北方是晋商）。

徽商出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当地属于山区，人多耕地少，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会选择外出从事工商业。由于当地物产丰富，所以木器、漆器、茶叶、文具等特产享誉全国，尤其是徽州临近全国经济最发达的江苏、浙江两省，所以这时候的徽商积累起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集镇发展

明朝时的地方性集镇在宋朝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并且很快就遍及全国，对发展经济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尤其是那些经济繁荣、地理位置好、人口增加迅速的集镇，更容易吸引外地的商业资本投入，于是逐渐发展成地区性工商业中心，这种情形在江南地区为数不少。其中最典型的有以棉织业为主的上海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江苏苏州盛泽镇、浙江湖州南浔镇，在国内小有名气。

到了明朝末年，又出现许多上规模的专业市镇，其中就有被誉为“天下四大镇”的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俨然是一个个新兴商业城市。之所以还称它们为“镇”，只是因为它们比州县治所等传统城市的行政级别低，机构设置也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达才崛起的，与政治型城市还是有些许区别的。

明朝江南经济是怎样形成的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

初期善用读书人

善用读书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初期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朝初期百废待兴，朱元璋便掀起一股访求读书人的热潮。他沿用过去打仗时的做法，携带大量金钱赴各地物色人才，给足读书人面子，真的是求贤若渴。不同的是，打仗时遇有读书人不愿意出山的他并不强求，生怕对方跑到敌手那里去；而当明朝建立后，他认为“现在我给足了你面子你还不出山，就是看不起我这个讨饭皇帝”，所以定要满门抄斩。

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威慑下，天下读书人纷纷加盟官僚机构，给明朝之初的兴起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至于后来朱元璋对读书人越来越看不起，以至于兴起文字狱，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这些读书人身上的作用已经达到了，另一方面是这时候的他已经人材济济、今非昔比了。

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明朝初期，朱元璋就告诫各地官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所以，他多次下令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兴修水利、休养生息，重新编排户籍、建立地方和农村基层组织（都图制度）、解放奴婢、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提高手工匠人的地位，这一系列政策都大大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

很快到了永乐年间，政局稳定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明朝成为封建历史上的又一鼎盛时期。

经济中心南移

从唐朝中晚期到五代十国、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我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就已经基本完成。粮食主产区从黄河领域移到长江领域，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这种趋势在明末达到最**，以至于出现政府财政收入“取之东南、用之西北”的局面。

与此同时，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快速发展，经济呈现空前繁荣局面，使得明朝成为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巅峰时期，并且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清朝；只不过，明清之际因为战乱而受到过一点破坏。

当时全国的商业大都会，除了北京、西安之外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南京、扬州、苏州、广州、成都等地。

农业和手工业商品化程度提高

明朝农民的多种经营得到推广，农业于是染上了商业色彩。也就是说，农民种植农产品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个人消费，而是面向市场出售；同时，粮食商品化趋势也日益明显，这样就增加了全国各地的商业联系，直接引发明朝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等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

不但如此，以农产品为主的各种商品贸易也不再局限于本地，而是行销全国。除了七类大宗商品即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食盐、茶叶外，奢侈品比重越来越高。所有这些，当然都会推动经济的增长。

农业集约化程度大大提高

宋朝时江南地区的户均耕地面积有20多亩，南宋时减少到16亩，而到明朝末年只有14.5亩了（清朝中期更是只有8.5亩）等。与此同时，土地上的劳动与资本投入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传统的水稻种植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宋朝时水稻亩产量约为1.2石米，明朝末年就提高到1.6石米（约150公斤，清朝中期更是大幅度攀升到2.3石米），富裕程度由此可见。

换个角度看蚕桑、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的集约化程度，更是大大超过水稻，从而使得农村出现综合化、专业化、商品化发展趋势。

城市经济的辐射和凝聚

明朝中期之后，随着江南地区内部以及对外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城市数量和规模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市镇初级市场、城镇专业市场、城市中心市场三位一体的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销售的完备体系。

许多市镇的发展已经超越一般府县，尤其是苏州、杭州、南京以及后来的上海，这些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对整个江南的经济整合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以至于从全国角度来看，江南在全国的统一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从商品输出和白银需求看，它也已经成为整个东南亚市场的重心，成为全球最发达的区域市场之一，对封建专制主义产生相当强的离心力。

正因如此，声势浩大的明末农民起义就始终无法挺进江南。简单地说，主要原因就在于江南经济富裕，缺乏北方那样成千上万的流民与起义军打成一片；相反，却成了落难官员和知识分子最好的避难场所。所以能看到，宋朝以来江南不但是经济中心，而且还一直是文化中心、思想中心。

[1]一条鞭法，也叫条编、类编法等，是明朝中后期（1530年开始）实行的一项历经百年的重要赋役改革。简单地说，就是把过去的各种赋和役分别合并，最终通过缴纳单一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