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秦朝末年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和四年的楚汉战争，使得西汉初期社会动**不安，匈奴等少数民族虎视眈眈，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情况严重到什么样子？当时不但到处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现象，而且死者人数超过一半；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有谁能安心地在田里劳作呢？就连皇帝要坐马车，也找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将相们干脆就只能坐牛拉车（公车消费倒省的）。不用说，这时候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发展经济、安抚人心，否则不要说其他了，恐怕谁做统治阶级都自身难保。

所以，秦朝灭亡后，汉高祖刘邦，及其之后继位的刘邦之子汉文帝刘恒、刘恒太子汉景帝刘启等吸取教训，下定决心要减轻农民负担，注重发展农业。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整个社会崇尚以德化民、勤俭节约，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非常稳定，因而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标杆，史称文景之治。

※主要历史回顾※

文景之治中的“文”是指汉文帝，“景”是指汉景帝。所以顾名思义，文景之治就是指中国古代西汉时期文帝、景帝统治的经济盛世。

西汉开始之初的一段时期，社会经济衰落，朝廷推崇黄老治术[1]，通过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大大减轻农民负担，经济取得长足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减轻杂税

减轻税负、放水养鱼，才能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最终增加国库收入。对此，文景之治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轻徭薄赋，减税幅度高达90%

这主要是，不断降低农民纳税，减轻劳动农民负担。

具体是，自从刘邦登基后就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实行“约法省禁”（精简法令、宽松法制）的立法思想，不断减轻田赋税率，把秦朝奇高无比的税率（2/3）降低到收获量的1/15，相当于税率降低了90%！所以，这时候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只是后来因为国库亏空严重，税率才重新有所抬头。不过后来当惠帝继位后，马上就又恢复到了1/15的税率。到了文帝上台后，更是经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分别于公元前178年（文帝2年）、公元前168年两次推行“除田租税之半”政策，税率在原有基础上又降低一半，降到1/30。公元前167年时，还干脆全部免掉了田租。

可以说，这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田赋税率最低的时期，并且这一局面差不多保持了400年——从时间上看，这一税率从公元前206年汉朝建立到公元前155年（景帝2年）差不多经过50年后才在景帝时得到最终确定；之后差不多又推行了350年，直到204年（东汉建安9年）田租制改为户调制时，这一税率政策才告结束。

发展经济，努力增加财政收入

这主要是，千方百计发展农业和工商业，通过扩大税基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弥补国库亏空。

这就很好地回答了前面的一个疑问：文景之治时的税率比秦朝降低90%，还怎么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呢？办法当然只能有两条：一是缩减政府开支，二是发展经济、扩大税基。

在发展农业方面，文帝多次颁布诏书，下令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他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鼓励农民生产，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开荒。

在发展工商业方面，着重开发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促进农副业生产，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盐铁生产。公元前168年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贸易来往。到了景帝时，他更是恢复与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的通关往来（边境贸易），贸易顺差大大增加。

就这样，文景之治有效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中工商杂税收入慢慢超过田租收入，从而有能力进一步减免田租，出现真正的以工商业反哺农业的经济良性循环。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这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尤其强调官员率先垂范。

文帝倡导政府官员过勤俭生活，并首先“从我做起”。朝廷内的一切开销都要求从简，并颁布诏书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宝，否则以盗窃罪论处；倡导官员们每年春耕时节都要亲自下地耕作，既支援了农忙，又密切了干群关系。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文帝想搭建一个露台，可是一看预算表需要花费百金，便随即放弃了这个想法。在他看来，百金相当于中等家庭十年的收入，他过去继承了先帝的宫室还常常觉得羞愧，现在又怎么能花百金来建造露台呢？根据类比，百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元人民币，这在今天有些官员看来只是“小意思”，何况还是花的公款！

上行下效。既然皇帝都这么做，其他贵族官僚当然也就不敢太奢侈浪费了，这就大大节约了财政资金、减轻了纳税人负担。

文帝在位一共23年，楞是没有扩大宫室和园林，并且下令从简修建自己的陵墓，不得使用金银饰品、只能用陶瓦，这就远远超过了当今“五年内不修建楼堂馆所”的标准。仅此一点，就值得万民敬仰了。

通过贵粟政策，提高人民收入

这主要是，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即所谓的“贵粟”），来增加农民收入，吸引农业投入。

文帝认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粮食价格。所以当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鼓励有钱人购买粮食后捐献给国家，并且鼓励把粮食运送到边境粮库作为军粮。政府则按照捐献数额大小赐以不同爵位，或者赎减罪行。这样，军粮和国家粮食储备不但充足了，还能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减轻农民的捐税负担（当时的规定是，只要各郡县的粮食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来年的田租）。

郡国并行，加强中央集权

这主要是，吸取秦朝极端专制的教训，实行郡国并行制度，慢慢地加强中央集权。

所谓郡国并行制，是指既有郡县制，又有封国制。最早时是刘邦在楚汉相争时为了分化项羽阵营，封韩信、英布等为王的；因为他们都不姓“刘”，所以被称为“异姓王”，也正因如此最终相继被诛杀了。可是与此同时，刘邦也封他的子弟们为王的，称为“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在他们的封国内就是国君，不但拥有一定的军权和财权，而且还可以任命除太傅、丞相之外的所有官员。

这种郡国并行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财政的负担，缓解了政府早期的财政困难。由于财政“分灶吃饭”，地方有权制定一些“土政策”，所以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是起积极作用的，有助于经济快速发展。

重视农业

文景之治的重视农业，主要体现在重视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减轻农民负担上。

上面提到，文帝自从把田租税降到1/30后，从此就确立了这一汉代定制，给广大劳动人民以一个长期休养生息的好机会。而实际上，与此同时文帝还做了其他一系列有助于农业发展的事。

例如，他把每个成年人的人头税（当时称“算赋”）从每人的120钱减少到40钱，把徭役减少到每3年服役一次。

公元前155年（景帝2年）时，又把强制服兵役、劳役的年龄，从秦朝时的17岁推迟到20岁；与此同时，还缩短了服役时间——缩短到一般情况下只需服役两年，一年在本郡，一年去京师或边疆；此外只需在本郡县服役一个月，主要从事修筑城垣、道路及运输等任务。

抑制豪强

这主要是禁止个人铸造钱币，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国。

文景之治采取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地主阶级的获利实际上更大，因为他们的土地面积更多；并且因为可以买卖爵位，所以有钱人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为此，社会上很快就出现实力日益雄厚的三股势力，一是拥有政治优势的军功集团，二是谁也不买账的恶霸地主，三是财大气粗的商人，他们共同构成了不劳而获的特权阶层。要知道，当时政府的税收是1/30，可是他们向破产农民收取的地租却高达1/2，差额竟有14/30，即46.67%。所以社会上马上就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动**一触即发。

为此，文帝、景帝多采取各种措施抑制豪强，主要是反对铺张浪费，让你有钱不能用；禁止私自铸造钱币，维护统一金融秩序；重农抑商，防止出现泡沫经济；逐步分化诸侯，确保中央拥有最高权力；备战备荒，防止经济波动和战备需要。不用说，这些措施严重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为此，景帝后来不得不任用酷吏来严办豪强。

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周边敌对少数民族国家也不轻易出兵，谋求的是相安无事，以免耗损国力并最终转嫁到百姓头上，确保能给百姓一个和平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这一做法既起到“御胡”的作用，又很好地开发了边境，开创了汉代屯田的历史。

例如，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通过为赵佗修葺祖坟等措施感动他，使之归附朝廷。公元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在匈奴屡次侵犯边境的情况下，也只是要求边郡严加防卫，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景帝继位后，政治上继续实行无为而治、节俭爱民。后因采用晁错的主张削夺诸侯王的封地而引起七国之乱，幸亏有太尉周亚夫平定，从此中央权力才得到巩固，各诸侯王没有任何实力可言，天下一片太平。

励精图治

文帝即位后不久，就废除诽谤妖言罪，手下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因言获罪；并且，还废除了秦始皇发明的“秘祝”制度（专门负责把皇帝做错的事推到别人身上），认为皇帝也是人、也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就应当承担责任，同时文武百官所犯的错误和罪过皇帝也要负责。紧接着，文帝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

文帝对秦代以来的严刑酷法进行重大改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秦代大多数罪犯都会被判为罪人或隶臣妾，没有刑期，却要终生服劳役。文帝规定，根据犯罪情节轻重判处不同刑期，服刑期满就能恢复为平民百姓。二是秦代法律规定，罪犯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女等都要连坐，被文帝明令废止，改成“一人做事一人当”。三是废除秦代的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改用笞刑代替，并且还减轻了笞刑。

所有这些，都使得人民所受压迫要比秦朝时有明显减轻。

[1]所谓黄老治术，是指假托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道家老子思想中的清净俭约来作为西汉初期的政策方针。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