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几乎所有政治家都明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道理，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也并非完全没有历史依据。正所谓“过刚易折”，要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顺利的道路来，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手腕。

与施泰因颁布的十月赦令实施起来相当困难相比，哈登贝格于1816年5月颁布的调整赦令进展就相对顺利，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后来德国实现工业革命创造了以下良好的条件：一是解放了数量庞大的农民，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了自由劳动力；二是贵族和大地主趁机兼并土地，提高了土地生产和利用率；三是通过农业立法归并农田，为后来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中容易看出，哈登贝格的改革措施更加务实，更具有可操作性。

十月赦令为普鲁士走上现代化道路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到19世纪中后期德国经济出现现代化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1873至1896年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剧烈波动的大萧条时期，统一后的德国居然没有像英国、法国那样受经济大萧条影响，反而大踏步地超越了英国、法国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用政治统一、科技进步、战胜法国夺得胜利果实、德国银行业起特殊作用等因素还无法解释的。

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因是几十年前普鲁士的现代化改革、迫使德国被迫选择与英国和法国不同的跳跃式发展道路所带来的必然结局。相反，如果它选择的是像英国过去的那种激进式的发展模式，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因为当时普鲁士的现状是工业发展缓慢，资产阶级发育不良，国家权力掌握在贵族大地主而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手里；与此同时，德国的经济学理论却非常具有本国特色，能够为这些旧势力不断“洗脑”。

正是根据这些特点，它们选择了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体系，慢慢地把旧势力改造成资产阶级，在容许保留一定程度劣根性的同时，很好地切合了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因而走上一条成功的捷径。

这也再次证明，任何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国情来选择发展道路、进行制度创新，依葫芦画瓢、亦步亦趋很可能会事倍功半。

那么，上面所说的这些理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要知道，1797年德国威廉三世在战败后就意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下决心通过教育改革来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并且从当年开始实行了普遍的义务教育，同时完善中学教育计划。

在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1809年创立的德国首都柏林最古老的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应该说，普鲁士在当时经济十分不景气、国家濒临崩溃的情况下，还能每年投入巨资兴办大学教育，并且实行完全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领先”等原则就非常了不起，这对欧洲乃至全球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该校也因此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后来，该校为德国乃至全球的科技发展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