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英国的圈地运动，这里所指的欧洲圈地运动，是指发生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

因为英国的圈地运动前面已有重点阐述，所以这里主要是从更大范围内来说说英国之外的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家的圈地运动。

总体来看，欧洲圈地运动和英国圈地运动一样，农民从自己的土地和家园中被驱赶出去后成了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而原来被强占的那些土地则变成了后者的私有大牧场或大农场。

※主要历史回顾※

欧洲圈地运动的时间跨度从12世纪到19世纪（具体标志是1876年英国议会颁布法令禁止圈地）止，历时600多年。但是在这期间，不同国家之间的圈地运动还是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农业体系实行的全都是敞田制。

不过在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一个是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另一个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

15至16世纪的圈地运动

15至16世纪的圈地运动与以前的圈地运动相比，开展得更为轰轰烈烈，主要原因是这时候的羊毛出口利润率很高，从而推动了圈地运动的发展。羊毛出口利润高，于是大家自然而然地就要想方设法扩大牧场面积。

这里所说的“以前的圈地运动”，是指英国13世纪之前出现的圈地现象，只不过情况并不是十分突出而已。直到都铎王朝（1485-1603）前期即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才出现圈地运动中的第一个**，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那些年份。

当时英国的农奴制正处于解体过程中。趁此机会，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采用各种手段，把农民从他们耕种的土地上赶走，剥夺他们的土地使用权，限制或取消他们原有的共用耕地权和畜牧权。这些土地被他们圈占之后，主要变成了获利更多、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私有大牧场和大农场。从这一点上看，圈地运动的实质是“抢地运动”。

当然，这里的“抢”也并非就是乱来，而是有法律依据的；说穿了就是，土地所有者只不过是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进一步明晰了产权而已。可是由于当时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并不是划分得很清楚，所以才让那些土地使用者在把土地交给所有者时，产生了许多不愉快和误解，个别地出现暴力抵抗行为乃至农民起义，但总体上还是平静的。

直到16至17世纪时罗马天主教会公开指责圈地运动，议会也颁布反对圈地运动的法令，这时候欧洲各国的圈地运动才暂时冷静一阵子。

18至19世纪的圈地运动

18至19世纪的欧洲圈地运动，与15至16世纪的圈地运动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15至16世纪的那场圈地运动是由英国贵族自发发起的，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而18至19世纪的那场圈地运动不但是政府发起的，而且还是政府通过法令形式来公开推行的。

正因如此，我们就不但不能把18至19世纪的那场圈地运动看作是前者的延续，因为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

请想一想，当时为什么英国的都铎王朝要一再颁布《反圈地法令》来制止贵族圈地呢？原因就在于政府对此是不认可的，所以要反对。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这时候农民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而且还得到了巩固，体现在无论是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还是契约租地农，都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安心地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和公荒地。相反，在18至19世纪的那场圈地运动中，农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农业逐渐衰落下去。

以英国为例。数据表明，英国颁发的圈地法案共有5625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在1750至1850年间颁布的，1830年时议会圈地法令已经实施的超过85%，全都记录在法令全书上。圈地法案如此之多，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在大力推行这项运动，二是当时英国的法律制度相对完备。[1]

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18至19世纪的那场圈地运动中会出现这么多的圈地法令呢？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两大因素：

一是除了体现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之外，不能忽略市场因素。因为在当时，医疗条件的改善、初婚年龄的降低，使得各国人口迅速增长，农村人口向非农行业转移，大大扩大了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已经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交通运输业又相对发达。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推行圈地运动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满足农产品市场需求。

二是什一税代偿。

什一税本来是基督教会向会众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税额是纳税人收获物和其他收入的十分之一，包括大什一税（谷物）、小什一税（蔬菜，水果，禽类）、血什一税（牲畜及畜产品）三种，但过去都是用实物来缴纳的。

从17世纪中期开始，由于英国废除骑士领有制，取消了领主对国家的一切封建义务，所以封建贵族原来从国王那里领有的土地这时候就全都变成了自己的，可以自由转让了；而与此同时，封建贵族原来要求农民缴给自己的什一税却并没有取消，并且在土地经过多次转让后，一层层关系的什一税都得缴，最终收到的什一税比重居然要占纯收益的15%左右，所以理所当然遭到农民的纷纷抵制——你都不用上缴了，我们却还要上缴，并且要缴这么多？！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上缴实物什一税以什么为标准进行估价很麻烦，常常要讨价还价，甚至僵持不下；更不用说，农民纳税后征税者常常会把这些实物长期搁置在田里不及时拉走，影响到农民及时耕种，为此产生的矛盾也不少。

资料表明，当时的这种实物征税成本高达25%至50%。所以，这时候政府顺势而为，以土地和货币来代替什一税，既能降低征税成本，又便于计量，还能减轻负担，当然就会受到各方欢迎了。

1836年，英国颁布了什一税代偿法。从此以后，原来租种土地要向领主缴什一税的，现在不用了，直接按照这个比例划出一部分土地给领主，做一次性了结就行，这种情形在18世纪后的圈地运动中占绝大多数。据统计，18世纪60年代英国颁布的323个圈地法令中有298个是这种情况，占总数的92.3%。18世纪90年代颁布的402个圈地法令中，与什一税土地代偿有关的法令占87.6%（352个），以谷物租形式偿付的占11.9%（48个），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占0.5%（2个）。

值得一提的是，绝不能小看这种“一次性了结”划出的土地对农民所造成的影响。你知道这要缴出多大一块土地吗？研究表明，面积约占耕地的12.5%至20%、牧场的10%至12.5%，许多小土地农民因此造成了破产。

这些缴出去的土地与领主的土地合在一起，就成了领主的圈占地。并且当时的圈地法令还规定，以什一税缴出去的土地必须与领主的土地连在一起，以便能形成牧场。这当然对领主是有利的，也符合圈地精神。

绝大多数领主圈占到这些土地后，粮食产量提高了，只有极少数因为经营不当而减产。所以总体上看，这种圈地的效果是积极的。[2]

外向型经济对欧洲农业的国际分工

引发圈地运动的最初动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说穿了就是圈地养羊的收益要比经营敞田获利高出一倍。而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外向型经济对欧洲农业的重新分工。

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羊毛和肉类的价格在不断上涨，获利空间增加了；另一方面是，传统的敞田经营所雇佣的农业工人工资居高不下（其实这也很好理解，羊毛和肉类价格的上涨必然导致生活成本提高，工资当然也应相应提高才是）。这样的收益成本剪刀差，促使各行各业都想圈地养羊，以便追求高收益；并且，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具有难以抗拒的**力。请想一想，一边是雇用少数几个人在草原上放牧一大群羊，一边是雇用几百个工人辛辛苦苦地在田里从事劳作，后者的收益却还不到前者一半，傻瓜都能想得出来应该怎么做。

那么羊毛又为什么会涨价呢？这又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贸易分工带来的影响，二是这时候美洲的金银开始涌入欧洲，引发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这就好比说，这些货币涌入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为它们提供了长期持续的无息贷款，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对纺织业原料尤其是羊毛的需求。而农奴庄园由于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并不大，甚至根本也就用不着金银，所以在这样的冲击下，农业资本地位越来越低，农场资产在相对贬值。无奈之下，农场经营者就只好纷纷希望能改变土地经营用途，从事盈利更高的养羊业来维持生计了。而这时候的土地所有者呢，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土地能够作为流通要素进入市场；而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就必须确认土地产权的私有。

从这一个点上来看，圈地运动是国际贸易分工对英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冲击，从而导致农奴制崩溃的具体过程，与资产阶级无关，目的更不是资产阶级为了积累原始资本。因为当时根本还没有资产阶级，更不是资产阶级掌权的时代；恰恰相反，是资产阶级开始正式反抗的时期。

有人打比方说，如果硬是要把圈地运动的血腥套在城市资产阶级头上，会“如同把南美印第安文明的灭亡，怪到北美洲的合众国身上；或者将清朝的特殊发型运动，怪到蒋介石身上一样滑稽。”[3]

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具有反作用。对照这一点来看欧洲的圈地运动，恰好能证明这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中世纪的欧洲，西起英格兰、东至乌拉尔山、南到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北到丹麦和瑞典南部这一大片广阔的平原上，实行的基本上都是敞田制。

关于敞田，本书前面已说过，它的特点是，土地是由无数条田（份地）构成的，每一块条田的面积都不大。一家农户的土地会分散到几个不同的地方，与其他庄园主的自领地或佃农的条田相互交织在一起，种什么和怎么种大家都要集体研究、统一决定，因为如果你没有别人的帮忙就无法完成这种耕作。不用说，这是一种落后的或者说是原始的土地耕作和占有方式。因为每年庄稼收购完成后，原来用于围护每一块地的篱笆墙和栅栏等物就通通拆除了，敞开后作为公共牧场。敞田制的名称由此而来。

但显而易见，这种方式在原始社会解体后的农村公社时期是适合的，可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了，这种分散作业和管理就会带来诸多不便。

所以，慢慢地就出现一种把分散在各地的一小块一小块农田通过交换形式合并成大片农田的行为。这种现象在实行敞田制的欧洲各国普遍存在，但最早依然出现在12世纪中期的英国。

13世纪，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批关于圈地运动的法令，其中最典型的是1235年的默顿法令和1285年的威斯敏斯特法令。英国庄园主根据默顿法令的规定，已经可以圈占公有地及份地了，这实际上就是圈地运动的序幕（圈地现象）。不过这些法令规定，领主在圈地时必须给农民留出足够的牧场来，这话说得有些活里活络。正因如此，这些“圈地法令”同时也被称为“反圈地法令”。在这以后的200多年间，即14至15世纪时，随着农奴制的解体，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但圈地运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欧洲通往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英国的羊毛出口业和毛纺织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带动起了羊毛价格的迅速上涨。羊毛价格上涨了，就需要养更多的羊，而这又需要更多的牧场，可是这些牧场从哪里来呢？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挤占耕地。资料表明，同样大的地块，当时的放牧收益要比农耕增加一倍。

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放羊业这么赚钱，那当务之急就是要抢占土地。于是英国圈地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有能力圈地的主要是两种对象：一是地主贵族，二是新贵族。

地主贵族他们本身就是大地主，自己拥有土地，所以他们的圈地运动首先会从圈占公有地开始，慢慢地扩大到圈占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可以说，这是一种扩大规模的顺势而为。所以从形式上看，他们的圈地主要是圈占大片土地做牧场。

新贵族的成分比较复杂。最早是在宗教改革中，国王往往会把没收来的教会领地分封给身边的亲信、宠臣，或者卖给乡绅、商人、工场主和土地投机家。所以，这些人本身也有土地，并且对土地政策比较了解，在圈占土地方面自然就能先人一步。从形式上看，他们的圈地主要是合并小块土地、提高耕作效率。在这其中，以乡绅圈占的土地份额最大。

资料表明，1630至1631年间英国莱斯特郡共圈地10万英亩，约占该郡总土地面积的2%，其中绝大部分变成了牧场。羊养活了，原本这些土地上的农民却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沦为农场的雇佣工人。

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随着城市人口越多，市场对粮食、肉类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这时候迫切需要重视农业及土地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土地利用率，满足城市人口的吃穿用需求。尤其是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的羊毛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平均上涨319%），使得人人都想圈一块地方用来养羊。

18世纪时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提高，适应农业机械化作业的要求，大面积成块连片的土地便成为必然。顺应这种潮流，过去的敞田制已经不再适应形势，于是国会颁布一系列法案，促使圈地运动在1801年开始正式合法化。由此可见，圈地运动就是这样适合生产力发展的。

农业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

上面提到的圈地运动中农业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以英国为例，比较大的过程出现在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1至12世纪，英国出现了全球第一次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热潮。

要知道，英国当时盛行的是长子继承制，无论贵族或平民，家中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主要是土地）是由长子来继承的。虽然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也实行长子继承制，但英国的这种制度更彻底，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只有长子未成年就夭折了才能由次子继承。一直到1285年英国第二次颁布威斯敏斯特法，才改为有条件的长子继承制。

土地无疑是当时家中的主要财产甚至唯一财产。当时也没有计划生育，更没有避孕措施，所以子女很多。可想而知，其他子女包括贵族的子女，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继承就会变得非常贫困。因此当时向外转移的都是穷人，他们为了生存只好长途跋涉、远走他乡，进入城市或工矿区。

第二个阶段出现在16至17世纪，英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

这次是由于受圈地运动的影响较大，所以转移的成分比较复杂，不但有失地农民，还有商人、工匠等。他们原本在农村生活得或许还不错，现在因为无地可种，所以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生活，成为城市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从地区来看，他们一般是就近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18至19世纪，伴随着18世纪下半期爆发的工业革命，英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数量最多也最稳定的劳动力转移。

从18世纪60年代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期，英国的农业人口从原来占总人口的80%急剧下降到25%。在英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1727年它的人口还不到1万人，1790年就达到5万人，1801年增加到9.5万人，1901年更是达到54.4万人，成为当时英国人口超过50万人的三大城市之一。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工业革命推动了农业生产劳动率的提高，引发了农业革命，改进了农业耕作制度、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而农业革命则大大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导致确实有一部分富余劳动力不得不从农村进入城市。

二是工业革命后英国出现了大批工业化城市，它们本身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它们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一定的吸纳容量，牵引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三是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救济标准、生活环境、娱乐设施等对农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谁不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呢？所以，这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民是主动投奔而去的，与失地不失地即圈地运动关系不大。

四是工业革命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如果交通不发达，你想进入城市尤其是遥远的城市也会有诸多不便，从而限制这种转移规模。

五是过去中世纪时领主为了确保庄园拥有足够的劳动力而建立的庄园劳役制度等，在工业革命后被政府废除了，人口流动制度障碍不复存在，这些也都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英国的城市化进程。

必须指出的是，英国农村人口比例的降低，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种正常现象。也就是说，圈地运动并没有造成农村人口的绝对减少，甚至还增加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并且，圈地运动开展得最热火朝天的地区，农村人口的增加幅度还更大。

例如，1750年英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量为135万人，1801年就增加到170万，1851年更是达到210万人。1750年至1851年间，英国非农业工人的数量增长了560万人，其中只有110万人是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来的。

换句话说是，英国城市工人中大约只有1/5直接来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一比例与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比例相比要小得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圈地运动把失地农民全都赶到城里去了，事实不但不是这样，相反，当时英国圈地运动后农村在安置富余劳动力方面还做得相当好。

难道当时英国就已经找到一条如何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途径了吗？当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圈地运动后英国的农业收益提高了很多，需要更多的人手从事农业；同时，农业收益的提高也使得它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口了。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也是不奇怪的。也就是说，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得提高农业和农民的收益；收益提高了，才有吸引力。

改革必然带来阵痛

欧洲圈地运动中最痛苦、被剥夺最多的是农民。推而广之，古今中外都是农民最苦。圈地运动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后，他们就只好流离失所、流浪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完全可以说，农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是建立在农民的痛苦甚至尸骨基础之上的。

同时，虽然这时候农村的农民数量还有不少，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失。这时候农村的阶级结构，已经主要由大地主、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所组成。

失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后大部分成了廉价劳动力，为后来的产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军队伍。马克思形容他们是一大批“像鸟一样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而即使是能够圈占到一小块土地的农民，也会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圈地费用而放弃，把土地卖出，最终沦为失地农民。

据估计，当时一般农民的圈地费用平均高达2000英镑，需要分六七年才能付清。在这种情况下，大地主或其代理人往往就会趁机提出，让这些负担不起圈地费用的农民，以极低的代价卖掉手中的小块土地。

这种情形在当时很普遍，这种卖地的农民数量也非常大。1831年时英国从事农业的家庭有96.1万户，其中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中雇用农业工人的是14.5万户、不雇用的有13.0万户；而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有68.6万户，人口总数高达144.2万人。由此可见，这些不得不卖掉小块土地、自动“农转非”的农民家庭要占到总数的71.4%，这个比例不可谓不小，它意味着原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经彻底崩溃。而正是随着广大农业人口全面进入市场，英国在全球最早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4]

[1]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人性本私：《圈地运动和耕地红线》，http://blog.sina.com.cn/darthvad,2011年3月10日。

[4]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