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革命的本意是指人类历史上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制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它们通常都会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否则，也就不能随意地称为“革命”了。

在世界经济史上，通常能被称为农业革命的事件一共有五次，它们分别是：

第一次农业革命，出现在距今1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由采集野生小麦发展为有意识地栽种，逐步发展到半定居、等待庄稼收获的农村生活方式。

第二次农业革命，出现在距今10000年以前的青铜器时代，青铜材料在农业中的使用使得锄耕式初始农业出现了。

第三次农业革命，出现在距今5000年之前的铁器时代，铁器材料在农业中的使用使得犁耕式农业出现了，在此期间动物驯养也开始了。

第四次农业革命，出现在公元16至19世纪的欧洲，其中主要是今天英国所在的英格兰地区。随着圈地运动以及技术革新产生的农业变革，被认为是后来英国爆发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

第五次农业革命，也叫绿色革命，出现在1945年之后。随着机械化、化学肥料、新品种作物在农业中的广泛使用，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书这里所指的英国农业革命，是指其中的第四次农业革命，历史上也称中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或西欧的中世纪农业革命。

这场历时3个世纪的农业革命，使得英国农业在生产技术、耕作方法、农业组织形式、农业制度方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业和土地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最终直接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主要历史回顾※

从具体数据看，1760年英国投入在农业方面的资金有600百万英镑，占整个国民资本投入的74%，100年之后的1860年就下降到36%，下降程度超过一半。相反，1760年英国在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方面的资金投入还只有60百万英镑，占整个国民资本的7.4%，100年之后的1860年就快速提高到了36%。这表明，这时候农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完全让渡给了工业；工业开始成为主导部门，帮助英国经济实现了腾飞。

当然，这个过程经历了几百年历史，并不仅仅发生在这100年间。这是英国农业革命在劳动力、粮食、市场、资金等资源配置方面对工业和手工业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英国农业革命分哪几个阶段

英国农业革命历时300多年，我们可以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把它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560年至1660年间，它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技术革新在英国各地陆陆续续地开始出现，但这个时期的改革步伐还相当缓慢，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1660年至1760年间，它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技术革新已经在各地普遍开花。当然这是伴随着各地改革思想不断涌现出现的，所以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农业革命已经处于一种自觉状态。

第三个阶段是1760年至1880年间，它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技术革新出现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1820年前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出现了农业革命的第二次**，历史上也有称之为“第二次农业革命”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是“从下往上”看、从农业生产力发展角度来进行的，与传统历史研究的“从上往下”看有所不同。因为根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唯物史观，很难说英国农业革命中农民被驱逐、农民阶级被消灭是完全被动的。这也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的客观规律。

而最普遍的观点是“从上（层）往下（层）”看的，认为英国土地革命是上层精英分子发起和推动的。具体地说是，当时英国政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以绅士阶级为代表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因为想要提高土地经济收入，所以便开始了各种耕作技术和牲畜饲养方法方面的改进和实验，并且引进了播种机、马拉锄等新工具，推广更科学的诺福克轮作制等等。至于当时的下层农民，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生产耕作方式还是逻辑思维，还停留在几个世纪之前，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农业革命的绊脚石。正因如此，统治阶级才要通过社会立法和圈地运动来强行驱赶农民、合并土地，结果当然是大大提高了土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英国农业革命中的圈地运动时，也认为圈地运动是大领主把在自己土地上享有传统的封建权力（土地占有权）的佃户赶走，把土地用于牧羊业，于是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了“羊吃人”的名言。

但这种“从上往下看”英国农业革命，同样留下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上面这段话时，就留下一句非常小心谨慎的话，只是许多人并没有太在意。他说：“我们暂且把农业革命背后纯粹的经济动力放在一边，集中讨论这一过程中使用的暴力手段。”这表明，英国农业革命这段历史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同样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下层农民阶级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划分不同阶段，这样会更客观一些。

英国农业革命究竟“革”了些什么

接下来问，英国农业革命究竟“革”了些什么呢？这自然是我们最关心的。总体来看，英国农业革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制度建设两方面的重大变革上，所以我们下面就从这两方面来展开：

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

在英国农业革命中，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引进新的农作物，并进行畜牧改良。

前者主要有萝卜、三叶草、马铃薯、苜蓿、漂浮水草等；后者有17世纪从荷兰引进良种牛与本地牛结合培育成良种牛等。

这样的引进和改良，丰富了农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产量，畜牧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牧草的种植及管理从粗放型改为精耕细作型，并且还出现了灌水牧场，使得农民可以饲养更多的牲畜。种植业和养殖业良性互动，尤其是1780年开始使用草肥、栏肥、粪肥、河泥灰等有机肥料了，更使得英国的农业和畜牧业在产量和质量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是大力推广诺福克四茬轮作制。

16世纪初，英国东部地区的一些农场主从荷兰开始引进萝卜，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但当时的主要用途是为牲畜提供饲料，顺便也控制一下杂草的疯长。可是没想到，由于萝卜很适合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所以慢慢地农民们便把萝卜和豆科食物进行轮流耕种。这样一来，既能改善贫瘠的土地，又能减少休耕面积，还能大大增加牲畜饲料。不用说，牲畜数量增加了，肥料就多了，又能提高土壤肥力、提高粮食总产量。

就这样，一种新的轮作制度应运而生。这种被称为“诺福克轮作制”的做法是小麦、萝卜、大麦和豆子连续轮种，即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种萝卜，第三年种大麦，大麦收割起来后种三叶草和黑麦芽，第四年收割三叶草和黑麦。如此循环，用萝卜喂牲口，用粪肥肥地力，牲口、谷物产量双丰收，从此，英国农业进入良性循环。

三是改进农具。

英国农业革命中的农具改进是一大特色。而在此之前，直到1050年时，大部分欧洲农民还没有使用过任何一种锄头或类似的工具，甚至连木制农具也非常罕见。大部分农民一生都是用一双空手在田间进行劳作的。

可是，这一切在1050年至1250年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随着欧洲文明中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北大西洋地区转移，在英格兰南部到乌拉尔山之间那一片巨大、湿润、肥沃的冲积平原上，过去在罗马人手里没能得到好好耕种的沃土，在加洛林王朝出现了一个个农业定居点，各种新型农具和耕作方法逐步登场，农业开始有了转折性发展。

英国农业革命的农具改进标志，主要有16世纪开始在东部英格兰地区引进的两匹马拉着的轻便的荷兰犁，1730年在此基础上改进发明的罗宾汉犁，1731年发明的播种机，以及能够除掉两行作物之间杂草并碎化土壤的马拉锄、18世纪末苏格兰出现的打谷机，等等。

农机具的改进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农业制度领域的变革

在英国农业革命中，农业制度领域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协议圈地和议会圈地。

英国农业革命开始前，当时的土地无论是庄园主的自领地还是佃农的份地（条地），由于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种什么、怎么种都要大家集体研究决定，称为“敞田制”。可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了，种什么作物已经无法统一起来，所以这时候迫切需要打破共权、确立私权。也就是说，要确定每一块土地究竟分别是属于谁的，这样拥有这块土地的农民就可以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种了。

打破这种土地共权的方法有很多，但17世纪时最流行的做法是，拥有这些共权的人大家在一起签订一个协议，经过法院（当时称“衡平法庭”）备案（以便将来发生纠纷时好有章可循），然后就把这一大片土地圈围起来，每家每户自主确定如何生产和经营。

到了18世纪时，开始流行通过议会圈地来消除土地共权的做法。其一般步骤是：首先向议会递交一份要求圈地的申请报告，如果这份圈地议案能得到议会两院的通过，议会就会派出一个“工作小组”前来进行公证并分地。容易看出，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圈地程序大大简化了。

事实上，英国正是通过这种圈地运动方式来逐步确立个人土地产权的；在明确了土地私权后，这些相对分散的土地再慢慢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实现土地归并，然后出租给农场主。

二是租地农场的兴起。

在英国农业革命开始前夕，当时最常见的用地方法是“公簿持有地”。通俗地说就是，雇农租用土地时要在庄园法庭拿到一份“公证书”，载明这块地是某人租用的。而这时候，这块地就叫“公簿持有地”，租用这块地的农民就叫“公簿持有农”。

从16世纪开始，这种公簿持有地制度慢慢地演变成土地租赁制。土地租赁制的突出特点是，每年的租金大大降低了，但在过户时需要缴纳一笔数额巨大的过户费；土地租用期限较长，通常可以是一代人或两代人。

到17世纪晚期，这种做法在英格兰东部得到普遍推广。由此，中世纪欧洲庄园经济中的那种雇农不见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开始大量兴起。

英国农业革命取得了哪些成果

英国农业革命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为英国工业革命准备了后备军

具体地说是，英国农业革命使得英国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工业革命准备了一支雇工后备军。

究其原因在于，由于敞田不断被地主圈走，农民逐步失去了对公地的使用权，以至于到后来即使是富裕的自耕农也因为付不出高昂的圈地费用而不得不放弃做地主的打算，小农经济赖以生存的条件便不复存在。到了19世纪中期时，除了极少数农场主之外，绝大多数原来的自耕农都只能涌入城市进厂打工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只有少部分依然在为农场主打工或移居去了国外。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农业革命把这些小自耕农赶到城市成为工人阶级，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也就没有了可靠的队伍资源。

为工业革命提供原料、为城市人口提供粮食

英国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较好地满足了迅速发展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以及城市工业发展对原材料和粮食的需求。

例如资料表明，1701年至1800年间英格兰的人口增加了72%，可是食品自给率却从101%下降为90%，下降了11个百分点，实际上这就可以看作是粮食产量提高所导致的。

除此以外，农业革命中大量引进种植的茜草、靛蓝、菘兰等染料作物，以及大麻和亚麻等纤维作物，都是城市发展纺织业迫切需要的原材料。在整个18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羊毛产量增加了1倍，羊肉产量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兽皮、油脂等工业原料也有相当的增长。

所有这些，如果没有农业革命作支持，简直无法想象。

拓展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英国农业革命之前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工业品市场。可是农业革命中的圈地运动使得绝大多数小自耕农失去了土地，从此他们就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者变成了购买或生产者；同时，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农场主和新贵族手里，一切生产资料都必须在市场上才能获得。所有这些，都使得英国国内的工业品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说穿了就是，过去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什么都不需要买，而现在什么都需要去市场上进行交易才能得到流通，“GDP”当然就成倍增加了。

可是这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方面是，各种市场需求如农业的发展带动起了农机、农具、化肥等工业的发展，对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的发展很好地满足了农业需求，也带动起了农业的进步和各行各业的细分，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如此，才会称这场农业革命是一场“革命”。

为工业革命积累资金

英国的农业革命使得许多人发了财，拥有了大量的资金积累。最终，这些资金便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

例如，前面提到，英国的农业革命大大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和收入，并且这种增长速度不是小，而是成倍的，所以农民尤其是大农场主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在土地共权化为私权、公簿持有地制度演变成土地租赁制的过程中，过户时需要缴纳一笔数额巨大的过户费，这样就又积淀起了一大笔资金。更不用说，那些手上拥有大量土地、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人，就更是成了暴发户。

这些人有了钱之后，除了投资农业之外，更喜欢投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尤其是对修建运河、公路和铁路最感兴趣。虽然这些投资开始时大多是从自己的生产需要出发的，如为了解决自己的煤炭运输、购买农机具和销售农产品运输等，但客观上工矿企业投资的效益更好。例如，1758年至1801年间颁布的165个运河法中，至少有90个是与煤炭运输有关的；而在此期间，运河公司发行的1300万英镑股票中大多是被大农场主认购的，由此可见一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圈地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乡村银行，很好地发挥了这种集资渠道作用，源源不断地把英格兰南部、东部和东南部农村的闲散资金逐渐转移到西北部的新兴工业区去，为英国棉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后盾。

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周期性危机

我们知道，英国在农业革命之前的庄园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说是自给自足，实际上是还有许多农奴根本就吃不饱饭，因为当时农业生产率的低下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

可是后来，英国农业革命后情况就不同了。土地利用率提高了，农作物品种丰富了，耕地面积扩大了，从而进入了“农业发展推动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个新阶段，较好地摆脱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即人口增长如果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这部分多出来的人口就会以某种方式如战争、饥荒、瘟疫等被消灭，以实现两者的匹配。

通俗地说就是，农业革命之前的人口再生产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高出生率在受到高死亡率的抵销之后，人口增长呈“两高一低（低增长率）”态势。而由于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单产和总产，所以才出现人口增长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这样一种“三低”局面。

具体数据是，17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耕地总面积为2200万英亩，1851年时已经达到2470万英亩；13至14世纪那时候，一户典型的英国农民家中的年产量为2369公斤，到15至16世纪时能够达到5520公斤，增加一倍还不止。

所以你能看到，16至18世纪期间，全世界只有英国和荷兰由于在农业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才没有像其它国家那样再次重复公元1000至1400年间这样一种“一起一落”的人口增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