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100年来的历程，不难发现，绿色利益冲突也有相对缓和的时候。不过，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那种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背景下的低水平的绿色和谐，而是小康生活水平下的绿色和谐。

要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以前，我国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污染，当然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1950年，我国所有重要经济指标都落后于当时的印度　1。

看看今天的发达国家吧，到处是绿色的，人民生活富裕，拥有洁净的河流、茂密的森林、清新的空气，而这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妥善处理绿色利益冲突，要从以下4方面入手：

人与自然，妥善协调长短利益

绿色利益冲突，集中表现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上。因为归根到底，要推行绿色经济，短期内可能不但见不到效益、而且还要投入，可是从长期来看，一定会有巨大效益。因此，解决绿色利益冲突，要放远眼光，妥善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绿色利益冲突这个问题上就是如此。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快速增长，一些地区的环境正在受到缓慢而持续的破坏，湖泊、江河、湿地面积在不断缩小，沙漠化、荒漠化在不断加剧，生物物种不断减少。如果看不到这种危害，或者熟视无睹，就总有一天会尝到恶果。

为了进行探索，早在1986年，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国务院十几个部委，就在江苏省常州市、江苏省无锡县华庄镇率先开展了社会发展综合示范试点工作。1992年，这项实验和探索在全国范围内推开；1997年，国务院决定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更名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强调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要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截止2004年3月，全国已经建立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45个、省级实验区75个，分布在全国25个省市区。

这些实验区内基本上实现了以下目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人均绿地增加、城镇绿化美化、更多人享受着现代文明；地方政府决策的民主意识、科学意识、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加强；社会保障机制不断完善，许多地区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已经达到100%；人口质量得到提高，青壮年文盲率不断下降，许多实验区计划生育率达到100%，人口预期寿命大大提高；实验区的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工业废气处理达标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在90%以上。

经过10年建设，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被国际上公认为近10年来我国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2。

领导重视强力推动

解决绿色利益冲突，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领导重视。俗话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动手就不难。”各级领导亲自抓环境保护，绿色经济就会有一个大发展，绿色利益冲突就会大大减少。

姚亚平在担任江西省景德镇市市委书记时了解到，当地一种薄如纸、颜如玉的瓷器，烧制时不能让煤充分燃烧，从而造成废气、烟尘笼罩市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严重超标。为此，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拆除183座烧煤的圆窑，解决年耗煤150万吨的难题。当拆除到还只剩下19根烟囱时，每根烟囱关系到3000名工人就业，积重难返的工人下岗问题严峻地摆在了面前。这时候，姚亚平果断决定拔除所有烟囱，用电和气取代煤。这种新的生产工艺上马后，既解决了环境污染，又提高了瓷器质量，一举改写了千年瓷都的历史。

姚亚平担任江西省上饶市市委书记后，针对名山上乱建宾馆酒家的现实，多次进行调查研究、统一认识，最终决定拆除山上的所有宾馆酒家，把它们搬迁到山下，进行规划重建。例如在著名风景区三清山下，就兴建了一个具有当地风格、与三清山景观一致、具有文化特色的“三清镇”，不但妥善处理好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还把环境保护与小城镇建设、奔小康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　3。

打绿色牌，照样吸引客商眼球

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目前绿色利益冲突比较激烈的地方，往往不是经济发达地区，而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相对较足、经济保障实力较强；相反，倒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可能打着“振兴经济”的旗号破坏环境，让人大跌眼镜。

正确的做法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打绿色牌更能吸引客商眼球。因为既然经济落后，还要和发达地区比经济，显然无法相提并论，甚至要落后好几十年；可是和发达地区比环境，却能异军突起。既然环境是一种资源，就应该好好利用这种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才对。

经济落后地区要抢占经济制高点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知识经济，二是生态经济。就经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尽快提高在全省、全国经济发展中的排名位次，就应当走有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抢占绿色经济制高点。

在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总量中，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经济总量、比重都很小，并不具备发展绿色经济所需要的良好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落后的地区一定要认识到，绿色就是市场、就是品牌、就是通行证。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人类消费将日益回归自然，谁能占领绿色经济制高点，谁就能赢得将来经济角逐的主动权。

经济落后地区通常具有优良的生态环境、绿色经济结构调整的阻力较小，这是经济发达地区不具备的发展绿色经济的良好基础。近10年来，全球绿色产品市场规模每年增长25%～30%，销售价格至少比一般产品价格要高20%以上　4。既然这样，经济落后地区如果不抓绿色经济，哪还抓什么呢？

主打绿色牌必有丰厚回报

经济落后地区扬长避短、主打绿色牌，一定会有丰厚回报。

2004年4月，在西安市举行的第八届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其他省市推出的都是高科技、高含金量项目，唯有陕西代表团主打绿色牌，推出了几百个绿色项目，结果在洽谈会上出尽风头，紧紧吸引了海内外投资商的眼球。

例如，该省安康市推出了200多个绿色项目，确立了绿色能源、绿色旅游、绿色中药为依托的“绿色安康”战略，仅仅一个上午就有40个生态项目签约，吸引投资7.5亿元。在现场，江苏一家中药饮品公司与安康市旬阳县签订合同，共同建设10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香港某国际投资公司投资1.2亿元，在安康市开发城市天然气项目。

作为一个资源大省，陕西省这一招可谓匠心独运。在整个洽谈会期间，陕西省主打绿色牌所签订的合同项目总数达679个，国内总投资额500多亿元，利用外资近6亿美元　5。

千万不要小看由于绿色生态改善而带来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不要说直接的绿色经济项目，仅仅是开展生态建设的“绿色储蓄”所产生的巨额“利息”，就可能在长远经济发展中造福当地。

例如，内蒙古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的主战场之一，1998年以来，国家在这里启动了8大生态建设重点工程，总投资120亿元。2004年初，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过采用国际通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方法评估，结果表明，国家对内蒙古草原重点生态工程投入所形成的草原生态系统，6年来每年新增资本价值量都要达到25.5亿元。具体地说，6年来内蒙古草原累计完成荒漠化土地面积2亿亩左右；森林覆盖率由1998年的14.8%提高到了现在的17.5%；有5000多万亩农田、8000多万亩基本草牧场受到林网保护，1.2亿亩风沙危害面积和1.1亿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治理；重点治理的科尔沁、毛乌素两大沙地，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20%和15%以上　6。

环境风暴，亟待司法裁决到位

解决绿色利益冲突，离不开法律武器。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依法治国的理念更是没有深入人心。

这几年人们耳熟能详的是“环保风暴”。殊不知，“环保风暴”刮得越猛，就越暴露出司法裁决的缺位。显而易见，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有一阵风似的“风暴”显然不行。

环保事业发展缺乏法制环境

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步的。当时，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率家属访华，周恩来总理就顺便问起了当时在国际上有反响的日本公害问题。因为他明白，中国将来经济发展后，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正好这批访华人员中有一位环境问题资深记者，于是就请他全面介绍日本公害问题。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不愿意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中国也有环境公害，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于是，这位记者在这间屋里讲，其他人只能躲在另一间屋里听，彼此不能见面。

1972年，周恩来总理派代表团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从此，拉开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序幕　7。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局，并且陆续在各级建设委员会里设立了环保科、处，专门管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事宜。1989年12月26日，我国以国家主席令的形式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直到90年代中期，国家环境保护局在各级地方积极推动的一件事，就是督促各地把设立在建设委员会里的环保科、处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环境保护局。

后来，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但由于各种利益冲突，许许多多环境保护措施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①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不一致

环境保护官员理所当然要保护环境，而市委书记、市长偏爱的却是GDP增长速度。前者的乌纱帽捏在后者手里，“胳膊扭不过大腿”，于是，环境保护就变成要看市长的脸色行事。

②在现实条件下，环境保护部门的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相矛盾

例如，几乎所有法律都明确规定，排污费和超标准排污费的收取必须用于污染防治，不得挪作他用。而实际上，收取的这些费用中大约有一半被用在了环保部门的自身建设如行政经费、盖楼、招待费用等非业务性支出上。污染企业成了环保部门的收入来源，这环境保护还怎么进行下去呢　8？

调解环保纠纷缺乏司法介入

在国外，当环保部门和建设部门发生冲突时，最普遍的做法是依靠法院甚至是独立的行政法院进行裁决。而在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法院来解决纠纷。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2005年1月18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通报了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30个违法开工项目，这些项目总投资达1179.4亿元，被舆论界称之为刮起了一场“环保风暴”。

其中，中国三峡总公司对自己承建的3个项目也被列入“黑名单”，一开始不以为然，随后又坚称自己绝对不是违法开工。由此，环保部门发起的“绿色执法”行动，终于演化成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之间的“部委争端”。

这一争端之所以会形成，实际上就表明，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角度看，任何单独依靠行政手段来解决绿色利益冲突、裁决部委之间的行政争议，都具有一定局限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既然是行政裁决，当然就属于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像这种“部委争端”，最终必须依靠国务院的权威来调解。而既然是调解，实际上就是在各种利益冲突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以消除各方争端。它依靠的是行政权威、个人权威，而不是制度权威、法律权威，与依法治国并非一回事　9。

政绩考核，要与环保指标挂钩

政治路线一旦确定，贯彻者和执行者的选择就变得最重要。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指标，是引导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哪里的指挥棒。

上面已经提到，如果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只有GDP指标，就会迫使政府官员眼睛盯着发展经济。当发展经济的眼前利益与绿色经济的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首先考虑的一定是如何完成考核指标。

造成绿色利益冲突的一大根源，就是没有把环境保护列入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去。为此，要坚决把环境保护指标纳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去，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把环境保护当作自己的“份内”事。

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有其客观规律

政府官员考核，当然要有GDP指标。因为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如果没有GDP的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国家就不具备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物质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单纯以GDP增长为考核指标，就会出现这样的误解——首先，让人误以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可以不顾环境损失和资源消耗成本，只要抓经济就行了；其次，会让人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产生误解。因为经济增长是有规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快和慢，并不完全受制于执政党的掌握和控制。

所以，执政党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应当有保有压。关于这一点，目前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已经充分体现出来。

2004年2月，江苏省苏州市委书记王珉宣布，在继续走城市化发展道路、实施撤镇并街道时，要更好地保护木渎、东山、西山等苏州古镇，对古镇取消经济指标考核，每年只进行环境保护和旅游指标考核。而在此以前，作为珍贵历史文物的古镇，由于要考虑完成经济指标，有时不得不在古宅里开办现代工厂，这样就有可能会牺牲文化资源　10。取消经济指标考核，无疑就消除了这种绿色利益冲突。

漠视环境利益会成为历史罪人

就政府而言，应当把环境利益看得重于经济利益。当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把环境利益放在首位，直至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

在2004年召开的山西省人大会议上，该省省委书记田成平就语重心长地说，完全依赖资源的发展没有出路，光靠拼资源、拼环境必然会危害人民利益，甚至成为历史罪人。

为此，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要求各级人大机构在结构调整中要争做促进派，自觉运用法律手段，参与结构调整的计划、规划制定；组织对重大项目的视察和检查；定期听取重大项目工作情况报告；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努力促进政府把经济结构调整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该省决定，从那时起，全省各级人大在政府任命干部时采用“环保一票否决制”，对缺少科学发展观念、缺乏环境意识和环保法制观念的干部，不准安排在政府重要部门；已经任命的，要采取民主评议等办法，认真监督其在区域经济与环境建设过程中的施政行为　11。

在首都北京，2004年3月，为了确保当年市区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62%以上，市政府把对各区县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这时，北京市控制大气污染已经进入第10个阶段。在此以前的9个阶段中，都没有这项内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和绿色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　12。

1　潘维：《绿色中国与法治政府》，2005年1月22日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2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办公室：《绿色之路向未来延伸——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历程》，2004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3　黄振中：《任职到哪儿，环保的脚印延伸到哪儿——上饶市委书记姚亚平脚下的绿色故事》，2004年12月1日中国环境报。

4　汪建云、马凤钟：《欠发达地区要抢占绿色经济的先机》，2003年第5期浙江经济。

5　《陕西主打“绿色牌”吸引客商眼球——第八届东西部洽谈会在西安举行》，2004年4月16日中国环境报。

6　丁铭：《国家在内蒙古草原六年生态储蓄已产生巨额利息》，2004年3月12日新华社。

7　孙大胜：《环保总局发威之后》，2005年2月1日瞭望东方周刊。

8　孙大胜：《环保总局发威之后》，2005年2月1日瞭望东方周刊。

9　康劲：《环保争端凸显司法裁决缺席》，2005年2月1日每日经济新闻。

10　王彪：《追求GDP不能牺牲资源，苏州将取消古镇经济考核》，2004年2月11日现代快报。

11　胡早：《山西人大拿起环保一票否决利器》，2004年3月31日中国环境报。

12　李世东：《北京治理大气“对接”政绩考核》，2004年3月25日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