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像一颗闪光的明星，笑脸透过时代翻涌的潮流，牵动着亿万颗热烈的心。

前不久，笔者有幸走访了深圳和深圳的几位黑龙江人。有人说去深圳的都是干才，其实，是深圳使他们的才干得到充分施展。他们都是普通的黑龙江人，在深圳却如鱼得水。他们热爱深圳，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也热受自己。笔者愿做鸿雁，把他们的话捎给故乡，宽慰那些关切的心。

光有拼劲不行

王澄宇，蛇口旅游公司车队队长，都说他属于进取型。可惜，我去蛇口拜访时不曾见到他，无法直观描绘。

“队长在家吗？”

“在家？在家你就别想找到他！”王澄宇的妻子直爽地说道。据介绍，王澄宇自从上车队当队长，黑白不着家，孩子病了，家里没粮了，妻子连丈夫的影子也抓不着。说起这些，妻子不免有些怨气。如果说，“文革”那些年，年轻人都有一股子拼劲，到建设兵团去闯一闯未尝不可。但八年的农垦生涯他似乎还没有拼够，1978年又考入黑龙江大学经济系，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留校任教。他是学经济的，在经济学讲坛上搞经济学理论已经蛮不错了。但他还不满足，他希望什么呢？他希望找一块最适宜拼搏的阵地。经济改革、经济特区、深圳这些崭新的词汇如同春风吹进他的心坎。不久，他携妻带子，毅然辞别高校讲台，投身蛇口。

当时面对正在腾飞的特区经济建设，他是多么兴奋呀，他顾不得安家，顾不上温饱，全身的劲儿都要使到工作上。不料，安排给他的活儿并不是他理想中的经济工作，而是文化宣传。起初，他蒙了。虽说大学本科毕业生搞宣传并不费劲，可他希望的是做些费力的工作。怎么办？特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特区的发展服务的，这一点，他明白。作为特区的第一代儿女，必须对得起特区，就像当初对得起锤炼了他那筋骨的北大荒一样。

他热爱特区，特区也了解他。不久，正当他在宣传处干得十分出色的时候，传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上级要调王澄宇在蛇口区最乱的旅游公司汽车队当队长。最乱，很显然，等待他的不仅仅是经济工作，不仅仅是方向盘。光有拼劲行吗？对此不知王澄宇是怎么想的，他都做了些什么？我很想找他本人谈谈，可是他不在，我只好先随便走走。

蛇口，距离深圳不算远，虽说是工业区，然而却比深圳市内显得清幽华贵。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辟在山左，直通工业区首府，路上行人稀疏，车辆稠密。这条路左侧，穿过那大片的企事业办公楼群，便是蛇口消夏、旅游和游艺中心，一座规模十分庞大的饭店像悬崖峭壁一样矗立海边；一幢幢雅致清幽的别墅林立岸上；一艘巨轮被改装成“海上世界”，终年泊在海涛里，华灯闪烁，彩带飘扬，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游客在“海上世界”和岸边游乐场之间悠然往返。那么闲适，那么惬意……唯有空调豪华旅游汽车穿梭般行来驶去。有的还沿路不断停车招呼欲归的游客，那态度，那热情，那诚心，俨然是在关照自家人。突然，一种直觉唤醒了我的思索：这些旅游车的服务态度，不正印证了车“头”王澄宇的工作作风吗？

我急忙返回车队，队长虽然还没回来，但几位在场的职工却顺着我的思路聊开了。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十六张驾驶证”的事。这件事，对王澄宇可是一个考验。

据说，去年6月，新队长上任头一天，车队院里就刮起了冷风：“他来当队长？让他笑着进来，哭着出去！”

上任第二天，车队院里又传出一阵冷风：“16张驾驶证在新队长手里没影了！”

“哈！哈哈！”

原任队长一口咬定：“已经在交接中给你了！”

车证？交接？王澄宇清楚地记得虽有交接，但无车证。如何解开这个谜，这又是一个怎样的谜？当他迈进这个“乱”大院的第一步时，他就准备解谜了，可眼下还找不出证据。

有人提议：既然谁也拿不出证据，就应各打五十大板。各打五十？新队长没放心上，可原队长却有点吃不消。于是，一个深夜，王澄宇办公室里，一个陷阱挖成了：16张车证被人悄悄放进抽屉里。

第二天刚一上班，有人突然惊呼：“看！车证在队长的抽屉里！”

人们纷纷涌了上来，蔑视、辱骂，一起冲向王澄宇。王澄宇先是怔了一下，接着，头脑里一根神经抖动起来：

“不要动！”他一把拦住人群，顺手挂通了报警的电话……

为了挤走王澄宇，原任队长自己掉进了亲手挖掘的陷阱。

车队里仍旧有人想借特殊条件搞名堂，不守法。王澄宇已经准备好了：批评不听，那好，“炒掉（指炒鱿鱼）！”

有人看他真的不手软，于是自己腿先软了，还请来不少有权势的当说客。但这是特区，在车队，队长说了算！说客无言以对，人心归顺了。

盛夏，烈日炎炎。王澄宇甩着汗珠在公路上、在旅游区、在企事业之间往返奔波，一条新的运输线路终于被他找到了：增开广州——深圳——蛇口旅游车，搞联运、拉散客，进行综合性经营。结果，利润直线上升，下半年比上半年多了三倍。

“立法”生效了，经营方向稳定了。35岁的王澄宇和他手下的34台旅游车一起，正以特有的风姿行进在特区大路上。

“不能说‘……都会了！’”

深圳市服装厂车间副主任、服装设计师，28岁的王作良浑身焕发着一股奋斗者的气息。

我见到他时，他正挽裤脚，和工人们一起装卸布匹。有人喊他：“‘哈尔滨’，有人找你！”

他抬头瞧了我这个陌生人一眼，黑红的脸膛上泛起了笑容。也许我太像黑龙江人了，使他一见如故，竟兴奋地跑了过来：

“太高兴了，家乡有人来看我！”

“他们都叫我‘哈尔滨’，全厂就我这么一个哈尔滨人，其实是就我这么一个东北人！”

“噢！我怎么不记得以前认识你……”

他一时语无伦次地不知先说什么才好了。说实在的，在“天涯海角”能见到这么一个纯真善良爽快的家乡人，着实叫人高兴。没有寒暄，我们立即愉快地谈了起来。

不过，他在深圳的日子似乎并不很好过。深圳市服装厂由于经营不力，一直亏损，职工每人每月只能拿到一百多元的薪水。而深圳的生活费用又高，只能勉强度日。加之没有宿舍，更谈不到住宅，他只好和几个当地乡下来的青年工人挤在一间破旧的简易房子里。他的处境引起了我的同情：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回哈尔滨？”

“不！你知道，我来时曾遭到所有亲友的反对，可我坚信在这里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现在一点眉目还没见到，怎能马马虎虎就走！”

提起他的事业来，小伙子顿时来了兴致。他说，他并没有错看深圳，这里的服装业太有发展前途了，内地眼下还没法和它相比。

去年8月份，他刚来深圳时，厂子里积压了一大批布料，他看了很着急，就找到厂长，自荐搞服装设计。他一下子拿出来十几个设计方案。厂长惊呆了，当场拍着王作良的肩头说：“你从北方大老远跑到这，还是很有本事的。好！这活儿以后就交给你了！”接着，厂长找来车间的头头，指定其中六种式样马上投产。加工出来的服装很快脱手了，但王作良还不满足，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

听说商店又有新服装上市，王作良中午下班顾不上吃饭，乘车跑到市中心。在那些豪华的大商场，王作良赤足裸腿，却一件也不买。营业员疑惑地盯着他，最后竟不耐烦地把他撵了出来。

那一道道鄙视、怀疑的目光虽然像一条鞭子一样抽打在王作良的身上，可他出得楼来心里却十分愉快，那五花八门的款式经他头脑一加工，一些新的图样已经形成了。

刚巧，一位香港服装设计师来到深圳，王作良立即迎了上去，希望对方能就这类问题给他讲一讲。不料对方却说：“很难讲，每分钟都在变化，都要学。”这是拒绝吗？不！这里含有深刻道理。王作良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是的，生活日新月异，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也千变万化，每分钟都需要学。

……

接下去他对我说：“我很想把四个月来在深圳感受到的这一切告诉家乡人，我也很想把新式服装介绍给家乡。将来，我一定设计一些新式样专销哈尔滨！”

王作良没有忘记家乡，而家乡人呢？也一定会为他的进步和成功感到欣喜、快慰和骄傲。

（1988年第十二期《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