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货郎吊死了！”今年2月6日（腊月二十四）在林口县的偏僻山区五星公社西桥大队，传出了这一出人意料的不幸消息。

石货郎的突然死亡，给人们心上罩上了一层迷雾；他为什么要自缢身亡？

本报是从一封读者来信里发现这件事的。但信中对事实真相写得不太充分。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5月份我们到林口县拜访了老石头家和他乡里的一些亲朋。

夙愿未泯

石货郎原名石春奎，今年六十九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了七八年货郎，走乡串屯，方圆几十里地的老人无不知晓。至今，人们还习惯地叫他石货郎。他当过生产队长、护林员，办事认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富民政策照亮了老人的心。有时他拿出珍藏了三十多年的货郎鼓，熟练地摇动出那有节奏的鼓点来，还开心地对老伴说：“你听，我还能摇出点来呢！”老两口没有生育儿女，就要了个养女秀玲。养女的亲生父母子女多，如今她三个姐姐全都嫁到城里，女婿都是工人。石货郎却给养女找了个纯朴、厚道的社员做女婿。他说：农村社员将来不会比城里的工人差到哪！如今政策放宽了，有两只手靠劳动也能富起来，不信你等着瞧！老石头去年把新姑爷“娶”到了家。人们说：石货郎这也叫破了旧俗了。

他们这个大队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六百多口人，从东到西有两里多长，东头有个分销店，办得不咋样，商业机关化，节假日关门，早午晚闭店，打个酱油醋都不方便。有人说：这里屯大人多，再办个小商店也不多。石货郎还常注意听广播，他觉得：上级允许农村办个体商业，大队社员又需要，自己又做过买卖。老两口、小两口办个小食杂店准能行。他对全家说：“咱请求办个小店，不再拖累生产队，往后日子一定能兴旺！”全家过了一个从来没过的欢乐的元旦。

举步维艰

石货郎要办小店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到各家各户，乡亲们都赞成。但也有人担心地劝他：“办店虽好，手续难办！”

按当时的规定，办个体营业执照的手续非常繁杂，得经过十几道关卡，据说少说也得三个月时间。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办起来就更困难一些，石货郎决定找找熟人。五星公社主管财贸工作的副主任王占奎同志也是西桥人，他了解石货郎，更了解西桥的供销工作，因此非常支持石货郎。在他的帮助下，石货郎从基层工商管理所拿到了申报表，他高高兴兴地到照相馆照了相，把照片端端正正地贴在申报表上，又到公社盖上了章。从屯里邻居亲友家借来六百多元钱，去三十里外的桦林置办了缸、坛、桶、提漏等营业备品，还动手搭了货架子。

当王占奎领着石货郎找到供销社主任郭兆民时，郭主任一口咬定：“这个戳我不能盖！要办，到县联社办去！上边让办你就办，我不反对。”王占奎希望他们支部再商量一下，郭说：“商量什么？班子早就定了，谁的也不批！”王占奎安慰石货郎并出主意说：“曲福仁常去县联社，你让他也到那边问问。”

石货郎的外甥女婿曲福仁是五星供销社的一般干部，他答应了姨父的要求。可是当他最后一次找到县联社时，一位新任股长回答说：“我刚来，情况不熟，得让基层社同意，带个意见来。”而曲福仁知道郭兆民不同意，因此，也没敢去找。这件事情就在供销部门卡壳了。

供销部门究竟为什么不给盖章呢？

据郭兆民讲的重要理由就是：“几年来西桥供销店营业额最低”，“农村再办个体商业户，我们供销社的买卖就更没法做了”，“个体户只有越少，供销社的营业额才能越多”。

绝望之后

春节前几天，石货郎最后一次来到曲福仁家。外甥女对他说：“供销社不给盖章，执照没办妥。”对党的政策深信不疑的石货郎受到了沉重打击。人们看到他朝着三十多里外的马北祖坟蹒跚走去，在那里哭了很久……也是在那几天里，他愁绪满怀地到两户屯邻家里归还了手头一部分借款，并眼泪巴巴地对老伴说：“老了，老了，还给孩子欠下债，真是谁都对不起呀。”腊月二十四傍晚，他走出门再也没回来。直到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他已吊死在马号窗框上。

村里有些人失声痛哭；“石大哥死得冤呀！”而百般拒绝为石货郎签字盖章的郭兆民却说：“他死和我针鼻大的关系都没有，我不负任何责任。”当然也有人说：“他是叫债款压死的”；更有人说：“他是和养女的生父闹别扭被逼死的”，等等。但是一个严肃的事实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如果石货郎办成了营业执照，他就决不会自杀。而且，如果办成营业执照，他对养女生父的许诺、债款的压力，以及屯邻的面子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他的死因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1983年6月13日《黑龙江日报》，合作者林茂森、陈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