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索罗斯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比别人更了解美国、更了解美元，更了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漏洞，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裂痕。在他看来，谁要是吃透了美元，也就意味着吃透了未来。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经济虚热的背景下，索罗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国家有什么资格（能力）维持住这样的固定汇率呢？如果能够维持得住，哪又能坚持多久呢？如果维持不住，那么原来用固定汇率吸引外资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从而会彻底动摇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

事实上，美元兑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从1995年开始就从原来的贬值转为升值了。这样一来，也就带动这些盯住美元汇率的亚洲国家的货币也不得不跟随着美元不断走强，这就出现了两种后果：一是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削弱；二是这些国家的货币被人为高估，亟需国内经济面做支撑。但这两者是一对矛盾：出口竞争力削弱了，国内经济就无法支撑得起来。例如泰国1995年的出口增长速度高达24%，1996年就立刻下降到只有3%，从而导致1995年泰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162亿美元，超过GDP的8%。

要知道，经常账户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收支项目。经常项目逆差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要靠借钱过日子了。虽然国家借钱和老百姓民间借贷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

国家借钱主要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货币贬值，迫使出口商品成本降低，从而硬要从中挤出一块出口盈余来，用贸易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但这样一来就会动摇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度，因为政府在用实际行动操纵汇率，所以这是一对矛盾。二是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用资本项目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但这样一来需要有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只有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入流出并且流入大于流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对照当时的泰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泰国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所以它根本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调节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剩下来只有采取另一种措施，那就是加快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高利率政策来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

而这样一来，又恰好给索罗斯等国外投机资本进入泰国打开一个巨大缺口。虽然这些都是投机资金，却是泰国政府同样需要的，因为这也是一种资本流入。

对于索罗斯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投资投机两相宜——用于投资，可以无风险地实现套利，因为泰铢的利率提高了；用于投机，正可以用它来冲击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

而对于泰国政府来说，这无疑是饮鸩止渴——明知这是一种危险选择，还不能不这样做，否则经常账户赤字如此之高，政府就无法运转了。

所以从数据上看，外国私人资本流入流出泰国的数额1989年还分别只有1千亿泰铢左右，1994年就分别达到1.5万亿泰铢左右，四年中增长10多倍；更要命的是，随着国外资本流入规模的加大、流入速度的加快，其中短期债务余额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996年末泰国701亿美元债务中短期债务所占比重高达65.2%。

短期债务虽然也是资本流入，但如果比重太高就不见得是好事，要想方设法把它锁定、变成长期资本，才能更好地为本国经济增长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下，最有效的选择是提高利率，而这又会带来恶性循环的后果。

就这样，泰国1996年末的银行利率高达13.25%，居亚洲各国之首。

短期债务比重高，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其中的投机资本比重大，投机资本必然是短期资本；二是泰国政府的还债压力大，因为经常有到期的债务需要清偿，容易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而且容易昏招迭出。因为一旦需要归还短期债务时，也就意味着资本要外流，会迫使国内经济增长随之减缓，进而需要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报这“一剑之仇”。

现在回过头来看，索罗斯正是从这一系列分析中得出1997年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而在这其中，又以从泰国开刀最合适。

一方面，1996年泰铢的高利率已经使得泰国经济雪上加霜，具体表现为企业负担加重，纷纷从国外寻求低成本融资；银行不良资产增多；政府对外负债扩大，1997年泰国外债规模高达9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

另一方面，这时候的美元处于持续升值通道中，美元的升值使得实行盯住美元汇率的泰铢十分尴尬——因为美元利率的上升，会迫使投机资本流出泰国，从而导致泰铢贬值；泰国要想维持住固定汇率，就必须动用外汇储备来接盘。

那么，这时候的泰国政府能不能动用外汇储备来达到效果呢？这就要看它有多少外汇储备了，而这也正是索罗斯所密切关注的。

有了这样的“知己知彼”，索罗斯的“百战不殆”就有了相应保证。后来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正是按照索罗斯所分析的这种货币经济学原理来进行的，最终导致泰铢崩溃、泰铢汇率自由浮动的结果。

至此可以看出，索罗斯的确更善于从全球经济、政治时局来宏观把握形势。他知道，在这其中美国是龙头老大，所以从更透彻地了解美国入手，会有助于他把握这种投机和投资，这是他“苦心钻研”的结果，而不是什么“阴谋论”。其他任何人要想诋毁索罗斯，无论是索罗斯本人还是别人都不是那么很服气。甚至，在美国政府上层也有不少人公开为他叫冤和辩护。

1997年8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盟会议上严厉谴责索罗斯等人的行径，在场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立刻站起来为索罗斯辩护，气氛一度相当紧张。这就多少能从一个侧面证明，以索罗斯为首的全球金融投机者攻击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美国的利益。

从美国国内来看，索罗斯的这种攻击行为在上层赢得许多好感，这一点在国外常常被看作是美国政府公然支持的结果，是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发动金融攻击战略的“一部分”，让索罗斯有口难辩。

例如1997年泰国在索罗斯的猛烈攻击下，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紧急援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是国际组织，却是美国一手掌控的，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重大事项决策的一票否决权。而在美元作为全球霸权货币的格局下，任何国家和地区要想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当然首先必须低下高昂的头颅，符合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才行。具体地说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首先要求被援助国彻底放弃资本管制、放弃银行对外资进入限制等条件。

粗懂货币经济学的读者知道，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被援助国放弃“三元悖论”中的货币主权，从而给全球最强势货币（美元）让出一块地盘。

被援助国如果不答应这样的条件，就无法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而如果答应了这样的条件，就会使得本国货币成为美元的附属货币，本国经济成为美元的殖民经济。这样客观上就方便了索罗斯的进出。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因为日本银行决定不再延期对韩国的数百亿美元贷款，韩国不得不向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紧急援助。当时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韩国准备了550亿美元的紧急财务援助，但前提是要韩国承诺实行经济改革。

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后来回忆说，面对这样的紧急援助要求，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前些年救助墨西哥一样，对韩国的“条件非常硬”。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当时的韩国百姓会纷纷呼吁国家拒绝接受这种“条件非常硬”的援助，纷纷变卖家中的黄金首饰等来支持国家恢复经济了。

可是，这就像一个饿了三天的人，光靠舔空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有人让他先吃上一碗粥再加几个馒头，你叫他做什么都会答应。何况这550亿美元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紧急财务援助呢？

就这样，1998年3月31日，当时位居全球第11大经济体的韩国不得不低下头颅，决定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并且从第二天（4月1日）就允许外资进入证券、银行业，从7月起全面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

所以读者能看到，虽然韩国经济发展被看作是亚洲成长的象征，但却是美国的附庸，美国至今在韩国仍然保留大量驻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也正因如此，印度尼西亚总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主导的一次对新兴国家实施金融战争的阴谋”。而泰国总理他信2003年在提前还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20亿美元贷款后庄严地在泰国国旗下宣誓，以后坚决不向国际银行家们要一分钱“援助”，甚至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剩下的债务。因为他很清楚泰国从这种国际援助中得到的是什么，仅仅因为要归还债务主动让泰铢贬值所造成的损失，就让泰国苦不堪言。

不用说，他信的这种呼吁不合“国际潮流”。仅仅三年后，他信就在国内政变中被赶下了台。

从中容易看出，在美元本位币的全球货币体系下，美元的过度发行产生了大量的投机资本，而最强势的美国正可以利用资本的逐利性，利用非美元经济体“货币主权、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这一“三元悖论”，来制造金融危机甚至直接推翻一国政府。

但同样显而易见，美国和索罗斯也有“失算”的时候。在这其中，最露骨、最引人瞩目的是1997年8月1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集中报道索罗斯等人的“胜利”，然后一连几天发表评论文章对此大加赞赏。

文章兴高采烈地透露索罗斯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香港，称赞索罗斯“他们在星期四打垮了印尼盾之后，星期五就把矛头指向了港元”。这里所说的“星期五”是指1997年8月15日，这时距香港回归中国还仅仅只有一个多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发起对港元攻击，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美国和索罗斯与香港和中国背后的政治利益关系。

结果不用说，索罗斯在这次狙击中遭到了彻底失败。也许索罗斯们没想到，资本主义擅长搞经济，搞政治还显得幼稚了些。

但无论如何，索罗斯善于从头号资本主义美国及其货币美元出发，来宏观把握全球经济、政治时局，“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杀伤力是决不容小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