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是铁板钉钉的事。之所以这件事能在索罗斯身上发生并取得成功，其实是他作为美国人更了解美国的所作所为，从而使得他在一次次发动金融危机时有更多的胜算把握。

索罗斯的优势在于，他可以从近距离观察和分析美国入手，来决定什么时候出手什么组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索罗斯永远“比对手早三分钟平仓”的主要秘诀之一。

那么，索罗斯了解到的美国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索罗斯与其他人相比更看清了美国的什么呢？下面就对此来做一分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统一战线”，这个阵营中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共同构成了美国经济附属区。

美国的强大经济后盾，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这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短时间内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而正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连带所谓的“东亚模式”引起全球关注。敏感的索罗斯感到，今后这里一定会发生些什么；也就是说，这里将来定会是他的“福地”，是能够让他赚钱的地方。

所以，索罗斯通过关注美国政策的一举一动，来帮助自己思考、寻找投机机会，是一种很聪明的办法，事实上也让他占到了不少便宜。

因为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更是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美国的货币美元是全球本位币，在全球贸易、投资、国家储备中占有绝对优势；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几乎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发行”，这又为美国掌控全球经济、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创造了良好条件。索罗斯要想在全球兴风作浪，一刻也离不开这些有利因素，尤其是美元的固有特性。

所以，就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经济迅速发展，成为美元在拉丁美洲以外的第二个重要投放基地后，索罗斯感到，这种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已经形成了对亚洲国家廉价土地和资源的巨大需求，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泡沫，这就像水流急了必然会形成浪花一样。

可以说，索罗斯的这种观点和大多数人并不一样。当时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包括政府领导整天陶醉在“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中，以为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下去，用不了几年，本国在全球的排名就会如何如何，这实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相反，索罗斯能够从这种现象中探求背后的实质，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受美元制约的角度来思考，实在是更胜一筹，这也是活该他成为全球富豪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比别人看得更远。

具体地说，就在这时候，美国刚刚经历了一段历时8年的经济繁荣期，正在陷入经济衰退。这样与亚洲一些国家相对照，亚洲经济的发展就更显突出了。但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家，不可能长期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必定会挑起一些麻烦。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美国从1979年下半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油价一下子飙升三倍，从每桶10多美元上涨到将近40美元，从而迫使经济进入三年低迷时期。这时候美国政府通过不同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尤其是通过大规模增加军需装备来拉动国内需求，才于1982年走出经济危机、走向经济繁荣，直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IT经济繁荣。

美国IT经济的繁荣造成了大量的获利资本，这些获利资本纷纷进入其他国家寻找新的获利渠道，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是其主渠道之一。

资料表明，1989年到1994年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在2.5%左右，可是这些亚洲国家的利率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这些国际资本仅仅从美国进入亚洲国家，什么都不做，就能坐享其成；当然，实际上，投机资本的本性是要兴风作浪，不可能躺在那里吃利息差价。于是，这其中的金融风险就被索罗斯看到了。

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背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投资银行纷纷开始在东南亚抢占市场。1991年到2001年间，它们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六个开放程度较高的资本市场，基本垄断了金融服务。具体地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发行的金融工具中，绝大部分（超过50%）是被美国和欧洲国家各大投资银行控制的；与此同时，日本的机构投资者还占了另外10%的比重。

这样一分析就知道，为什么索罗斯后来的一呼百应能够以“一己之力”来对抗一个国家和政府的金融体系了。

实际上，在他个人背后还拥有西方国家强大的投资银行体系，它们本来就在其中占据了一半以上市场，兴风作浪绝对有资格（资本）。

遗憾的是，当时这些亚洲国家还根本看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它们陶醉于大力引进外资的所谓“成就感”中。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亚洲国家吸引西方国家的外资越多，对美元形成的依赖性就越强、经济脆弱性就越明显，将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要命的是，它们为了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纷纷采取本国货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以确保这些外国投资到期后不需承受汇率波动损失。

当然，不仅仅是如此，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可以“贪图便宜”——顺便搭乘美元贬值的顺风车，在美元对全球其它主要货币贬值的时候，也跟着贬值，这样就能继续保持甚至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了。

问题更严重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贸易盈余，亚洲各国纷纷采取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汇率来盯住美元，“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说穿了就是，想通过货币贬值的办法来取得产品出口优势。

以泰国为例，1984年到1994年间，泰国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制造业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中的比重从原来的36%提高到81%，就与这种盯住美元汇率政策密切相关。

可是殊不知，这种盯住美元制度增加了稳定本国汇率的难度。例如，当美元贬值时这些国家的货币同样可以贬值，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可是如果美元升值呢，这些盯住美元的货币也会随之升值的。这是一把双刃剑。

这时候升值了的货币如果能得到国内经济面支撑，当然没问题；可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这种货币汇率就是被人为高估了。货币被高估的后果很严重：20世纪40年代的英镑危机、1983年和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顺便插一句，当时的我国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措施：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1980年还是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1985年就贬值到2.80元，1990年末贬值到5.22元，1994年1月1日起大幅度贬值到8.30元左右。

所有这一切，索罗斯可谓看得一清二楚。在索罗斯看来，这些国家深深步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吸引外资比重越大，亚洲货币对美元的依赖性就越强，就越容易成为美元刀的刀下鬼；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虽然可以对外资增强吸引力，可是却也容易被国际游资冲击找到软肋之处。容易看出，索罗斯后来正是抓住了这块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