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驿站制度

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马上就整顿和恢复各地的驿站；第二年，他又颁诏，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称为“驿”。驿站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十四万多里，沿线每六十至八十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一千九百三十六个。驿站担负着文件传递、军情传达、更换马匹、货物转运等任务，最重要的用途就是供往来官差休息，有的大驿，配置的房屋甚至超过百间。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驿站的工作人员，包括驿丞、侍者、轿夫、马夫、兽医等人的住所也都在驿站当中。明代驿站设驿丞一人，从九品，属于官员的编制，任职三年。驿丞虽官卑职微，但责任重要，迎送对象多是显官大吏。除驿丞外，通常并有一名无品级的吏员协助驿丞工作，驿吏需任职九年方为期满。驿卒分工细密：马夫和驴夫负责饲养马驴，应对差事；马头和驴头负责收买马驴及杂物；车夫、厨夫各有专司；库子分为廪米库子、铺陈库子、草料库子；斗级和防夫负责驿站及仓库安全；看囚夫负责过往囚犯的看管；轿夫、杠夫则是最劳苦的夫役。

过往官员住在驿站的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驿站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元璋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夫和马夫，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鉴于元朝驿站混乱，为了规范管理，限制驿站的使用以防止特权者滥用，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颁布了《给驿条例》，限定使用驿马、驿船的人员。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违者重罚。明确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所以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的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1375），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陆仲亨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元璋申斥。这些规章到明朝中后期形同虚设，乱开验符现象普遍，不仅官员人人可用关牒（勘合或者火牌），而且其他各色人等，只要与官员沾亲带故的，都可以借关，若借不到关，还可以买关。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

正德年间，所有条例成一纸空文。应天府的龙江驿，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夫一百二十名，所夫二百九十七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夫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而死。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作人情来送。

改革措施

为此，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他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分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万历八年（1580），有官员陆续违纪，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张居正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经过张居正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统计，从万历四年（1576）至万历十年（1582）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八千九百五十六万余两，折米二百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的开支就省去百分之八十。

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